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的一系列文艺观点对建设台湾乡土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被称为台湾最后的“左派”作家。在台湾，陈映真和白先勇、余光中等人是齐名的。

陈映真年少时曾接触鲁迅的作品，由于思想立场的关系，在五十年代的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的，而陈映真却在当时台北牯岭街的旧书摊吸收了这些讯息，这对于陈映真“民族的文学传承”观念有很大的影响。陈映真众多小说的共同特点，即为“站在弱者的立场看世界”，抱著写实主义的深层人文关怀。其中更有一大部份的作品是在描述民国五、六十年代，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和美国间的关系。那种以城市小人物的生活关照国际大局势的矛盾、文化冲击、强权入侵的无奈，在陈映真的笔下，自然流泄，表露无遗。

本书是作者亲自选定的作品集，收录所及主要包括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作品。全书既包括作者著名的《将军族》等小说，也包括情真意切的《我的弟弟康雄》等。书中从容不迫地道出了陈映真的生活心绪，也显示了作者苦难的人生、深刻的思想及其心路历程。本书版本采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序

我的弟弟康雄

文书

将军族

凄惨的无言的嘴

一绿色之候鸟

最后的夏日

唐倩的喜剧

上班族的一日——华盛顿大楼之二

云——华盛顿大楼之三

铃珰花

赵南栋

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之一

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陈映真写作年表

陈映真小传

我的弟弟康雄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于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么也不能读完它们了。

两天前，我总算平静地看完了这三本日记。大约是日子渐渐远去了；再次当是婚后的生活使我觉得不仅因为我的被属于一个男人，以至于在肉体上、精神上有了极大的变异，而且这个婚姻也使我突然从贫困匮乏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这个辛德烈拉姬一般的变幻，使我目不暇接了。总之，那种思慕的悲哀，仿佛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对地逐渐饿死了。“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曾这样说：“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龉龊……”这是我的卑鄙，我的龌龊吗？……我一点也不想抗辩。记得我的弟弟康雄还活着的时候，总讲一些我不懂的、或者一些十分无理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抗辩过。一次也没有过。(现在这很使我觉得慰怀的。)

我觉得很怅然。

我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去的那年的冬天结了婚。离那个满志着颓落和幻灭的新冢上的初秋还不到四个月。我的突然愿意嫁给我现在的很富足的丈夫，十分使我的可怜的父亲感到惊讶。这件婚事拖延了将近半年的时光，我曾有意的要拖垮它。这一面是因着当时我正远远地恋爱着一个将要在次年夏天毕业的苦读的画家，另外也是很受了我的弟弟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除此之外，现在的他总是那样敦厚有礼，衣服整齐，说着一些每个字都熨平了的上层人的话语。这些和我的弟弟康雄或者那个远远的小画家都是那样的不同。他们都留着长发，涨红他们因营养不良而尸白尸自的眼圈，讲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奇怪但有趣的话，或者怯怯地沉默着，半天不发一语。

到了我的弟弟康雄突然死去之后，经过了一阵子的麻木、恸哭、瘫痪而终于冷冷地清醒过来了。仿佛自己在一夜之间变得格外智慧起来了。我用一种近于一个悲壮的哲人一般的声音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吧！我觉得我的弟弟康雄和那个远远的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真有些一如父亲所说的“小儿病”了。我的可怜的父亲，这个独学而并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安那琪”(Anarchist)的弟弟康雄自杀了，我的远远的小画家也因贫困休学，而竟至于卖身给广告社了。而我这个简单的女孩子，究欲何为呢？(一切都该自此死灭吧！)

于是我这悲壮的浮士德，也毅然地卖给了财富。这颇给予我那在老年丧子的重苦中的可怜父亲一些安慰。他曾努力地劝说我认真地考虑这个丰裕的归宿，因为“人应该尽力地摆脱贫苦这一恶鬼，一如人应努力摆脱犯罪一样”。而另一个原因似乎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有名望的虔诚的宗教家庭，像是宗教的慈悲，使富者超过了门户之见，而垂顾于如我这样一个小家碧玉。但我并不很想到这些。我答应这桩婚事，也许真想给我可怜的父亲以一丝安慰，叫他看见他毕生凭着奋勉和智识所没有摆脱的贫苦，终于在他的第二代只凭着几分秀丽的姿色便摆脱掉了。从此流着一部分他自己的血液的子孙，该永远种植在一块肥美的土地上了。而事实上，我是存着一分最后的反叛意识，掷下我一切处女时代的梦的。在我的弟弟康雄死后才四个月，我举行了婚礼；一个非虔信者站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之前……这些都使我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后的反叛，却使我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

然而，如今我方始知道：终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进的弟弟康雄连这样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我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他的梦里，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个虚无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这样说。那三本日记的一本多的时光，就是这样的等待、等待，而终至于仰药以去了。这年轻的虚无者就是这样童稚地等待着，也同样童稚地吞下了他的青酸加里。这日记除了怀恋的意味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叫我无意间寻到了这少年虚无者半生的龙脉；在其余两本多的时光里，第一本写着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以及耽于自渎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写着这少年虚无者的雏形。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渐走向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P1-4

在大陆出版作品选集，这还不是第一回。但这一回则是在海外和一些台湾的文艺界朋友辛勤策划下，比较自觉地把自己打点一番之后，出来和大陆的同胞读者见面。

语言、文字和作为语言文字之艺术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身世、家谱和身份证明。朝鲜战争以后，内战和冷战的双重构造，使民族隔海分断，家族离散，同胞隔绝。

而我们民族的文学也跟着分离四散。在大陆、在台湾、在北美洲和海外兀自孤单地抽根吐芽，开花结实。

八十年代末期之后，她们像自幼被苛酷的命运拆散的孤儿，在风中，在月晖中，在流言和耳语中，互相探知了彼此的存在，而于是怀着无限的友爱和思念，互相呼唤。

现在，分隔在台湾和海外的骨肉姊妹，总算花了很大的心思，准备好了自己的身世书，自己的家族谱系，和自己的身份证明，带着激动，抑制着喜悦的眼泪，到大陆的书市中来认梦魂牵系的、久别的亲人。

自己的作品即便被译成几种外语；即便在洋人的课堂中受到品评；即便得到西方的文学大奖，那喜悦与荣耀都远远不及作品受到十数亿中国同胞的认识、爱读和评论。

我怀着腼腆的喜悦，将这选集摆在祖国的文坛上，感受到自己的作品能先于分裂的两岸回到她的祖家的温暖与幸福。

我感谢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三地葵”文学系列筹划人和北京三联书店，以及为此书之出版付出巨大劳动的三联书店的同人们。

一九九八年七月，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