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史城 一组联合国成立时的照片

何蜀 被遗忘的“大会战”

陈启贤 学校搬家记

王任 王伟沂 蒙山的“红色芭蕾”

伊格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刘汉忠 一个后方城市的抗战

唐小师 寻找老兵

谭金土 苏州的瑞记写真馆

胡剑 20世纪初的四川足球运动

伍艳 香车美人

陈为人 生命的碎片

李耀曦 张志与张家大院

李治墨 巴金先生家族的老照片

沙漠 父亲是个清官

侯党生 说说当年那些事

谭春贻 我的特殊家庭

马懋如 回忆双亲

贺捷新 老照片里的人物

张圣明 委任状背后的故事

丁艾 名字的故事

冯克力 一个与《老照片》有关的话题

被遗忘的“大会战”

我于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而未能升高中，成为“社会青年”。摆在我们“社会青年”面前的路，唯一可以“自愿选择”的，只有上山下乡当知青。我的不少同学，失学后去了大巴山区的“公社林场”。我本来也想去，但家里坚决反对，而且我最信赖的当过我一年多初中班主任的李老师也一再劝阻，她虽因病没有把我们教到毕业，却始终关心着我这个班主席。她和一切善良的人一样，也没有料到“阶级路线”已经严厉到了什么程度，仍然不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会考不上高中，鼓励我再考一次。于是，我又在家里复习了一年，再次参加中考，再次接受“不予录取”的打击。

1965年9月初，街道办事处通知所有的“社会青年”去开会，一个来自石油部门的招工干部向大家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报告，号召有志青年都去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说是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伟大、何等光荣的“工业战线的红旗”！我们这些属于时代弃儿的“社会青年”竞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大会战”，成为“第二个大庆油田”的创业者，更是令我们欢欣鼓舞。回到家里一说，家人也都高兴。

看来是用人正急，招工动员之后没几天，就办好了一切手续。1965年9月8日，我们望龙门街道办事处的全体应招人员，背着各自的行李步行到菜园坝火车站。我们乘火车到内江，再转乘石油局派来的大卡车，到了荣县(当时属内江专区)的山沟里。

在一条刚铺上碎石的毛坯公路上下车后，就有人给我们分发了红字精印的筑路处党委的《慰问信》，信的另一面印着那首在石油部门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在我保存至今的这封《慰问信》中，筑路处党委毫不吝惜美好词句，称我们告别家乡和亲人，前来参加石油会战，“正是革命的具体表现，备战的实际行动，也真不愧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教育出来的伟大的人民”，然而，许多姑娘一看到周围的荒山野岭，就一屁股坐到行李包上放声大哭起来。

当时，我们只想到是当工人了，从此改变“阶级成份”了，是“第二个大庆油田”的创业者，却没想到自己只是个地位低下的临时工(后来知青尚能计算工龄，而临时工的工龄却无人承认)。

我们的工作，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钻井前的“钻前工程”一—修公路、平井场。我们所去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除了很少一点推土机、空气压缩机和较多的运输车辆外，干活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常见的人海战术为主。全处有七八个工程大队，大多是从重庆、成都、荣县等大小城市招收的临时工。重庆人最多。我所在的二大队，除去一个中队是荣县人外，其余都来自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因是按街道办事处辖区编队，人员参差不齐，比如一中队年轻姑娘多，而我们六中队则男女老少都有，小的大约小学毕业不久，老的好像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有些龙钟老态了。

大会战的规模不小，全川到处摆开了战场。一个筑路处显然不够，于是又陆续建立了几个钻前工程团，跟我们是同样性质，此外还有基建指挥部，也都从重庆招收了大批“社会青年”。

我们是“开路先锋”，所以去的地方都是没有公路的荒山野岭，散住在山间的农家，我们住过农家的堂屋(按农家的习俗，堂屋只准男人住，不让女人住)，住过谷仓顶上，还住过牛圈“楼上”……随着公路的延伸，还得不断迁移驻地，有时附近没有农家或农家不够住，就只得搭工棚。我们开始是在荣县东兴场附近筑路，公路逐渐往大黄山上延伸，被称为西干线。我们每天的主要劳动，就是移山填谷，砍掉灌木和荆棘丛，挖出泥土运走，几个人合力用钢钎将巨石撬下深沟，太大的岩石，就要打好炮眼，填上炸药，放炮炸开它。打炮眼还是靠人工(只有直属处机关的作业队是用风钻打炮眼)，一般是姑娘掌钢钎，小伙子抡锤，那楠竹软柄的钢锤抡起来弯得像弓，技术好的还能够抡出不同花样，准确地击打在钢钎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那时没有什么“生态环境”的概念，看到在我们手中变得满目疮痍的山岭，心中只会充满了建设者的豪情。当时放炮是用电雷管，但仍然出了意外，一次放炮时，有碎石块飞到了我们中队的伙房，把一个正在挑水的炊事员的面部砸伤了。

生活供应基本上是得到保障的，因为石油部门有的是运输车辆。但在公路修通之前，还得靠大家去搬运，运米时，有的用脸盆装，有的拿扎上了裤腿的裤子装，各显神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的驻地搬。用水则都是用井水或山溪水了。因此伙房每天的挑水任务很重。

休息日，年长些的会到附近乡场上去喝酒(往往会受到批评)。我到乡场上去则主要是寄信。因为我常收到家里寄来的书报杂志或新华书店邮购部寄来的书，东兴场那位神情腼腆、说话像女孩子细声细气的乡邮员小伙子，很快就把我认熟了。我们的到来，给他增添了极大的工作量，但他非常敬业，从不懈怠。不知他今天是否还居住在东兴场上？

在山间的小河沟里洗衣服也别有一番情趣。水很冷，很清澈。山坡上的树丛中有不知名的小鸟发出悦耳的鸣叫。生活中最困难的是洗澡。曾经在小河沟里用晒席围了个棚子让大家去洗澡，但天气一变就不行了，水太冷。我们住在农家的时候，有个姑娘偷偷在农民灶房里烧水洗了个澡，被农民大娘狠狠地骂了一通。

下雨天不出工，叫“扎雨班”。不出工就得组织学习，读报，学毛著……总之“不让思想休息”。我们去后不久就到冬季了，冬季会因气候原因很多时间不能出工，就以室内学习为主，称之为“冬季整训”。领导和一些大庆工人不断放出风声，叫人不寒而栗。原来，冬季整训有两手，一手是把平时的一些“歪风邪气”上纲上线狠批一通(有时发几句牢骚也会被上纲为“对现实不满”，聊点对饮食、服饰的爱好也会被上纲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大的罪名是“破坏会战”，最高规格的惩罚是斗争会，斗得那些平时桀骜不驯的“刺儿头”也不得不低头认罪(有个别“情节严重”者当场被“开除出会战队伍”，押送回家)；另一手是捧，叫“评功摆好”，哪怕是一个人缘极差的人，大家也得挖空心思找出哪怕一丁点好处夸上一通。一打一拉，胡萝卜加大棒，的确能把人折腾得服服帖帖。P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