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教授“业余”撰写的第四部散文随笔集。这部集子收入的只是作者撰写的有关德语国家的部分篇什，它们是作者多次在莱茵河流域的这些国家考察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的产物，内容丰富，文采沛然，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为沟通扬子江与莱茵河之间搭起了一座高雅的文化桥梁。

本书是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教授“业余”撰写的第四部散文随笔集。作者以视野广阔、见解独到著称。他在学术研究之余，广泛涉猎国内外文化艺术的诸多门类，就所读所见，或从学术角度，或以审美眼光发表见解，颇多卓识。这部集子收入的只是作者撰写的有关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部分篇什，它们是作者多次在莱茵河流域的这些国家考察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的产物，内容丰富，文采沛然，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为沟通扬子江与莱茵河之间(即中华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联系)搭起了一座高雅的文化桥梁。

第一辑

 欧洲文化的精髓

 阳刚德国人

 节俭——德国人的美德

 勤快——德国人的天性

 严谨——德国人的作风

 环保——德国人的天职

 啤酒——德国人的潇洒

 古堡——德国人的钟爱

 便民——为官者的本色

 嫌贫——为富者的耻辱

 信任——人际交往的前提

第二辑

 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

 歌德之所以为歌德

 追寻歌德的生活踪迹

 席勒——伟大的时代之子

 席勒美学思想的前瞻性

 席勒研究的新成果

 魏玛的远邻

 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双子星”纪念的集锦

第三辑

 重评德国浪漫派

 20世纪德国文学粗描

 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绝响

 当代德语文学的美学转型

 二战后德国三代作家的不同风采

 奇峰突起的奥地利现代文学

 两座古堡共孕一个灵感

 期盼中冲出一匹“黑马”

第‘四辑

 卡夫卡的中国“签证”

 卡夫卡与荒诞

 追问存在

 卡夫卡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生的痛感与写的快感

 文学与哲学“联姻”的范例

 畏父与审父情结的绝唱

 地狱和天堂

第五辑

 艺术革新派与守旧派的一场较量

 他的艺术不朽

 艺术、生活皆简朴

 他终于有了个“大房间”

 望着他的背影

 一场“正打歪着”的审美游戏

 在中国备受青睐的迪伦马特

第六辑

 内卡河：深沉而浪漫

 德累斯顿：涅槃后依然辉煌

 水灵的海德堡

 莱茵河的审美盛宴

 不幸者的庄严墓碑

 世界上被吻得最多的女孩

 谁因谁而名垂千古

 一天里经历了四季

 春鸟的“敖包相会”

 火车：不到山顶非好汉

 德国的街头弹唱

 “后来”能否“居上”? 

 德语文学随笔小谈

 德国书话琐谈

第七辑

 西方现代文艺中的巴罗克基因

 留德归来的油画家苏笑柏

 中德油画家泼墨武夷山

 雄狮的低吟与咆哮

 莱茵河永远为她伟大的儿子歌唱

 阿尔卑斯山之骄子

 瓦格纳与一位国王的奇缘

 金色大厅能酬维也纳歌剧院? 

 纳粹魔爪下的现代艺术

 观赏芭蕾《奥涅金》引起的怀念

 看着她迅速崛起

第八辑

 追寻包豪斯的足迹

 从贺府别墅看德国人的建筑智慧

 艺术与王位

 他给国会大厦加了“冕”

 法兰克福建筑群的翘楚

 慕尼黑的英式公园

第九辑

 “路漫漫其修远兮

 关于翻译

 聆听马耶尔教授畅谈现代文学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

 绿原终于拿下《浮士德》

 钱春绮：德国诗坛的终生翻译家

 拳拳报国心

后记

就笔者的见闻而言，觉得德国人的节俭意识最典型的表现在他们的吃饭行为中。一般家里都备有面包、果酱、火腿片、大肠、咖啡或茶。平常吃饭很少现煮饭菜，“干吃”一顿面包了事。遇到节假日，好像兴师动众，在厨房里忙乎半天，但最后拿出来的不过一个带汤的主菜，再加一道沙拉之类，开一瓶葡萄酒或啤酒。如果去餐馆吃饭，也是每人自选一道菜，再加主食或菜与主食混在一起吃。他们点的菜在我们看来内容和质量都不算高，但他们第一口下去便喊叫起来：哟，真好吃呀(如果我们请他们吃，他们赞美得还要起劲)。

除了少数有身份的人外，多数中、小资产者穿戴都很随便，通常只穿一件宽松的毛衣或线衣，便捷的皮鞋，很少看见西装革履的模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的中产阶级特意摒弃豪华，追求朴素，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我就看见慕尼黑一个熟人，原来他有一辆高档的跑车，几天后他把它卖了，买了一辆不起眼的最普通的小轿车。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明确地说：“现在中产阶级都厌弃摆阔，崇尚简朴。”在西欧或中欧，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阶层，在人口中已占多数，中产阶级的这种意向，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风貌。

吃饭一粒不剩

第一次去德国时(1981年)，有关部门把我安排在弗赖堡大学医学院职工宿舍住宿。这里不仅房租便宜，食堂吃饭公家还有补贴。第一顿在食堂吃饭时，获得一个最大的惊异是，不管男男女女，饭盘、饭碗里的饭菜全都吃得干干净净，颗粒不剩，这在国内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尤其是学生食堂。后来先后多次在德国学生食堂临时吃饭，从来都没有见过糟蹋饭菜的现象。有一年还曾在图宾根大学城的一幢学生宿舍楼住过一个月，每天在同一层楼的公共厨房里和学生们一同做饭吃，我专门留意过，看看这些男女青年是否会有乱倒饭菜的现象，结果始终没有发现一例这样的事情。厨房也是学生们小型聚会的场所，有时他们一块儿吃、喝、聊天、说笑，但也没有见过有谁喝得烂醉或满地酒瓶、饭莱狼藉，这与我们有时想像中的“西方青年”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国度，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浪费粮食显然是一件可耻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对此我深有领教。有一年在慕尼黑，有一位中国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位德国教授，说他对中国很有感情。第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在他家里吃了晚饭，这显然还不能尽他的心意，他说在我离开慕尼黑以前，还要请我吃一顿饭，在外面吃。后来他兑现了，领我到市中心一家中餐馆就餐。我以为，既然跑那么多路选择这个餐馆，可能他要“隆重”一下了。但出乎我意料，我们每人点一道菜，加一碗米饭，他就把菜谱还给服务小姐了。我吃的是肉片炒柿子椒，吃完它显然不在话下。但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习俗观念，在客人面前把菜吃光似乎不太体面，同时还可能使主人误解，以为一道菜不够吃，又喊来服务员加菜什么的。于是我最后留了三片，仅仅是三片柿子椒在餐盘里。等他吃完了，他说：“您吃饱了吗？”我说吃饱了。他一句话也没说，把我的盘子拿过去，把我剩下的那三片柿子椒全吃了下去。我马上脸红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岂不是在将我的军？岂不是在批评我不珍惜粮食？但又一想，不至于吧？人家的一片友好情意难道会让三片柿子椒毁掉？相信人家多半以为我真的吃不下了，因为人家欧洲人是不懂得虚礼客套的。如果他真的相信你吃不下，那么这属于生理原因，根本牵涉不到道德内容。倘若一味按我们的民族习惯和思维方式去猜度人家，那就很难交到德国朋友。

客气当心饿肚子

德国人是不怎么讲虚礼的。如果你送他礼物的话，最好当场打开给他看，不然他自己也会当场打开看，然后表示一番高兴和感谢。不过一般情况下，他要送你礼物的话，切不可指望它很值钱，经常是一个杯子什么的，但都要用礼品纸包装得很像样。如果他要请你客，你就让他请。要是你要讲客气，“我来请，我来请……”则他以为你有诚意要请，于是就让你晴。假如他要请你吃饭，有一条可得当心：你能吃多少，就直说吃多少。如果你能吃两个馒头，吃了一个后，主人要给你添一个，这时如果你按中国人的习惯客气一番：“够了，够了，”他就真以为你吃饱了，决不再勉强你，这时，你可要饿肚子了。这我可有过教训。1981年就是我第一次去德国，吃的第一次家宴是去温贝尔格教授家里。他夫人做好一锅肉炖什么(忘了)，带汤。然后给每人一勺肉。当第二轮分菜时我却客气一番，说“够了，够了”。于是她就不往我盘子里添了！其实第一勺菜我远没有吃饱。有了这一教训以后，再也不敢假客气了。人家当然不是要“教训”你，而是在尊重你说的话。只是民族习惯和心理不同而产生的误差。

勤快——德国人的天性

在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中，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倒不是它的后起，而是后起以后它的速度。

德国之所以后起，是由于它长期四分五裂，这有其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三百多个小公国各霸一方，自行其是，其发展受到局限，这是容易理解的。1871年德国打败了法国，民族士气大振，新上台的首相俾斯麦利用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用“铁血政策”强行统一了全国。从此德国如虎添翼，迅速成为欧洲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这里没有必要尽述它崛起的诸多因素，只想指出一条：德国个体国民的勤快本色是决定性的原因。

德国老师留下的印象

自从1956年进北大西语系学习德国语言文学起，那里就有五六位德国血统的老师，除了从当时的民主德国聘请来的以外，还有几位是加入了中国籍的德国和奥地利人，其中两位是嫁给了中国人的女老师，一位叫赵琳克蒂，另一位叫谭玛丽。

最初充当德语启蒙老师的是谭玛丽，她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精力充沛，批改作业认真、仔细，而且从来都没有拖拉过，总是及时发还学生。那时我就把她与“德国人”的共性联系了起来，怀着敬佩之情。感觉、印象往往是从对比中产生的，中国老师对学生的作业就经常有拖拉或马虎现象。P6-8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问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对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因为，两种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i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因为在地理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另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人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域(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述)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费陌、季羡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问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前者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人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劢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人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一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划地自牢”，因为只有将视域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之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一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20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20世纪30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竞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为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得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外教社)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内容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各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叶隽

2007年4月27日至12月22日间陆续作于巴黎—布达佩斯—北京

这本书里收集的，几乎都是报刊上发表过的东西。它们是我研究工作的副产品，也是自己兴趣驱动下的产物，姑且就称它们为散文随笔吧。

我的研究对象是德语国家的文学，即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文学。流经这些国家的主要大江大河是莱茵河与多瑙河，它们是这些国家文化的发祥地，一如中国以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一样。这两地的江河远隔万里，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谓之东西文化。两种文化形态不同，内涵迥异。初次接触异域文化，不免有些新鲜感，便有一种将它们记录下来的愿望，陆陆续续便有了这样一些篇什。

这仅仅是对中欧“两河流域”某些文化现象的随意摘取，并没有精心探究它们的底里，更谈不上系统。因为我的本行毕竟是文学，而不是文化。文化研究也不是我的专长。但试图通过文学笔法描述那些引起我兴趣的文化现象的特征，借以吸引国人的注意和思考，这确是我的本意。

中国和欧洲都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称之为欧洲“古希腊”的那个时代，也差不多是我们的春秋战国年代。那时他们的哲人如群星灿烂，我们的诸子百家也毫不逊色；他们的建筑技术和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我们的陶器、青铜器技术和艺术也遥遥领先……但从那时起，彼此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差异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如在思维方式上，他们重逻辑，我们重阐发；在建筑形式上，他们采用坚固、沉稳、永久性的石构建筑，我们则一直采用轻巧易朽的木构建筑；在艺术形式上，尤其在雕塑方面，他们重写实，我们则重表现；在文学上，他们的辉煌体现在叙事(即史诗)和戏剧，我们则是诗歌……至于政治，也表现出差别：虽然都是奴隶制，但他们当时就有了现代民主制的雏形，我们则没有，等等。从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欧洲人抢先一步开启了工业时代，对世界表现出占有的兴趣，形成一种“外向型”的文化；我们则久久走不出农耕文明的阴影，形成一种封闭自足的“守成型”文化。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若用另一种词汇来表达，也可以叫做“阳刚文化”和“阴柔文化”。在“地球村”日益缩小的今天，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显然应该互融互补，刚柔相济，使双方都能焕发出新的、更有活力的生机。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愿，笔者不忖浅陋，就经历所及，陆陆续续写了这类文字，想以它们为材料，在长江、黄河与莱茵河、多瑙河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文化的桥梁，好让两国读者更便于往来，更乐于接近，更容易沟通，从而在两国人民乃至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起个“文化使者”的作用。

当然，这样的初衷，若靠笔者一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实现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短处：年轻时没有出过国。到我们有机会出国时，生命只剩下“半截子”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吸收新事物的敏锐性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加上我们这些以访问学者出国的人一般都不是“长年累月”，而是三个月、六个月，所见所闻，难免浮光掠影，很难谈得上深入观察。所获印象可能并不能反映本质。这方面还有赖于那些在国外待得久的同行们不吝指出、匡正。并希望他们能写出更多、更有分量的东西来，使我们搭起的这座“文化桥”更坚实、更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