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景性展示八十年代梦想与变革，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

在当前写改革开放的林林总总的书里，这部报告文学视野广阔，兼具史料性和文学性。有精英人物，有平头百姓，有民风世俗，是描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一幅长卷。实景性展示八十年代梦想与变革，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

在当前写改革开放的林林总总的书里，这部报告文学视野广阔，兼具史料性和文学性。有精英人物，有平头百姓，有民风世俗，是描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一幅长卷。本书另一重大看点是，随文配有大量珍贵资料，似阅读更为亲切和怀旧。

商品是个平等派，民主是个好东西(写在前面之一)

80年代，不是我不明白(写在前面之二)

第一章 周扬走进胡风的病房，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

第二章 袁庚说，要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

第三章 老百姓最切身的问题：住上房子和装上电话

第四章 你最欣赏什么人？只有1％的人回答：企业家。

第五章 童话大王郑渊洁为什么产生在80年代？

第六章 吉田茂说：“一切文明在基本上都包含冒险精神”

第七章 从王石一文不名去深圳当年盈利600万元开始

附录一 后80年代

附录二 前80年代

我在1987年写过一篇《芭蕾和经济》，发在《经济日报》上。报纸找不到了，写什么也不记得了。记得这篇文字的，大约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白淑湘。她在八届五次政协会上，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起那800年前的《芭蕾和经济》。

认识白淑湘，或者说我认识她而她不认识我，是在1963年。那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中央芭蕾舞团到上海演出《天鹅湖》，我从报上看到消息，就产生一个最简单最明晰的想法：这就去看！第二天同学们大惊：你怎么会有芭蕾票？我就越发想提高他们的惊讶指数——“我认识团长”。第二天我裹挟同学们一起去排队买票，看第二场的《天鹅湖》。关于“团长”一说，连我自己也忘了——或者说同学们其实当时就没信。然后再买票，再看。从此在我的心目中，白天鹅就是白淑湘，白淑湘就是白天鹅。本来也都姓白。

但是，后来，60年代中期，我的白天鹅白淑湘遇到了劫难，再也变不成公主了。芭蕾从来是把真善美升华在舞台上，从来不展示罪行来刺激观众的感官。我知道白淑湘如何被压迫在黑暗中，但既是写芭蕾，我还是用芭蕾手法把这一页“大跳”过去。

我们的芭蕾舞演员，在坎坎坷坷的路上，断断续续地用足尖编织着中国的芭蕾史。80年代我又看到《天鹅湖》。不记得我怎么会跑进后台的。我看到了白淑湘。她不在台上在台下了，只能当芭蕾舞团团长了。是的，“只能”！

在我看来，当团长的人永远会有，演好白天鹅的人，把白天鹅黑天鹅演得惊心动魄的人，我一直记得的，是白淑湘。白天鹅从压迫下解放了出来，但是没有变成奥杰塔而是变成了团长。一种莫名的失落和痛苦和无可奈何地向我袭来。世上很多事情，原是无可弥补的。

1984年，唐敏获得了大阪国际芭蕾舞比赛的第二名。如果对芭蕾能像对体育那样投资，那么我们更有可能产生芭蕾界的李宁和郎平。

再后来，“两会”期间招待一场《天鹅湖》。我自然要和我的偶像坐在一起。幕间休息的时候，有教授向我身边的白淑湘问询《天鹅湖》的剧情。白淑湘不无困惑地看着我：教授也不知道《天鹅湖》？我相信教授在他的学科里是出类拔萃的。不过我想《天鹅湖》这样的经典，应该是全人类的常识，不过我对戏曲和很多学科很多领域也没有常识。有黑暗压迫白天鹅的年代，就有缺乏常识的一拨又一拨。

白淑湘说话的声音轻轻的楚楚的。我想如果白天鹅能讲话，一定就是这个声音。

看完芭蕾上了大轿车，81岁的我国舞界鼻祖戴爱莲对我说：“我的演出结束了。”刚才《天鹅湖》第三幕开始前，戴爱莲情不自禁地走上台请大家不要照相不要亮闪光灯。我看到她为这次“演出”特意抹上口红。真正的艺术家，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是一丝不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全情投入的。

我不由看看右边那个戴爱莲啊，左边白淑湘(这是套用了一句我喜欢的歌词：“东边那个美人啊西边黄河流。”)。

24年前，1984年，我怯怯地走进新华社激光照排的机房。一个唱片大小的磁盘里输入了各种字体字号的汉字100多万个。面对这100多万汉字我是一头雾水。操作计算机的姑娘问我要打什么字看看？我说打“挑战和机会”这几个字。字体有宋体、黑体、仿宋、楷体、长宋、扁黑、长仿宋等9种。你看，挑战和机会，挑战和机会，挑战和机会……每秒钟照排五号字60个……

这种激光照排不是一项发明，而是一次革命，从此我们的印刷业将从铅与火的时代进入光与电的时代。

激光照排从1977年正式开始试验，直到1984年。负责总体设计的主要是北京大学的一些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中年教师。他们放弃寒暑假、没有奖金，数年如一日地编制程序。  看看这一个个负责激光照排总体设计的人们，他们是我们随处可见的中年知识分子。如果马克思能够从《资本论》第一卷第194页里走出来，他就会大声疾呼：“……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应当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

1983年11月21日的《光明日报》报道，国家科委批准的155项发明的名单中，有8位发明者的名字打上了黑框。他们明天都不可能“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工作了，虽然他们正是为了赢得明天……

1984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给脑力劳动应有的报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如保姆的实际收入多，40来岁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比20来岁的学徒工或临时工的少……这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并非罕见的现象，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真正落实的一个反映。”P32-35

好像，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在时间隧道里潜泳，我推开沉沉的历史之门，走进上个世纪80年代，然后又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翻回今天，转体360度后空翻落地，回到2008年鸟巢加水立方的城市，打开手机、电视和手机电视，网络、报纸和网络报纸。我掉进今天和昨天交体出现的电影蒙太奇。二三十年前我常常抓几张破纸记下新鲜感受，然后随手一放，不再记得。然后便裹进读者来信、采访笔记、甚至房费收据的乱纸堆，甚至可能还夹杂着一小卷当时的手纸——我挎个书包到处跑，不能忘记的有采访纸，也有手纸。只是，我早已不记得那年代手纸竟是树皮样的粗糙！

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

那时我总是把所有的稿纸、纸片胡乱一塞，又外出采访了。待到把整个80年代都塞进一个壁柜，我就再也没打开过这个壁柜的门。我从没想过什么时候会打开，或者事实上永远也不会打开。因为我的视野里是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把今天的事做完。我顾不上回头看。常有人要我写我的经历，我是一无兴趣一概不写。回顾，对我是一种奢侈。我说等我不能四处奔跑的时候，再打开记忆之门吧。过去的，就过去了，过去了。做完的，就做完了，做完了。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唤醒我的声音是：今天要做什么事？好像，生活就从今天开始。

但是，今年是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30周年。当年写经济改革，是文学中的硬通货。是经济在人的提高中得以发展，还是人在经济改革中发展了自我？我曾经怎样地几近言必称改革言必称开放。我不知不觉地往回走，拾捡我的过去。我那时一直是用脚写文章的——边走边写。采访的文字写完的同时，又走出了一些新的故事，故事外的故事。我在各地常常望着每一栋楼的很多很多的窗户。每一个窗户里都有一盏灯。每一盏灯都照耀着一段人生。一般的人生或不一般的人生。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一般的人也有了不一般的故事。

在21世纪的2008年夏，我终于打开了尘封的老家的那个尘封的壁柜。

石门开，石门开，80年代亮出来。之汹涌之变幻之灿烂之多彩，80年代，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年我用外汇券才能买到吸尘器的发票，现在已经闻名世界的摄影家邓伟当年6毛钱一天租相机的发票，催稿的各色电报，1991年的北京市居民购货证，写着需要凭证购买的麻酱、粉丝和粉条。我真不能相信了，1991年还要凭证买粉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 

我怎么能不是改革开放的粉丝呢？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是9月17日。电视里正在播残奥会闭幕式。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可能申办奥运。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果，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次检阅。我再一次时光倒流返回我那壁柜，翻看太多的笔记和信件，觉得好像在给一个年代号脉。啊，80年代！

我居然还找到了乔木同志和冰心的信，还有那么些使我感慨的信！电视里响着闭幕式的音乐，而我走进了一个开幕式，80年代的开幕式，从70年代末，从1980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