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周隋禅代
隋文帝(541—604)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今属陕西)人。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又因灭北齐有功进位柱国；其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了上柱国、大司马、大后丞等要职，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关陇集团上层的显赫人物。北周武帝宇文邕死后，昏庸暴虐的宣帝宇文赞即位。他用法严苛，甚至对劝谏己过者滥施酷刑，外至群臣，内至宫女，被杖打、诛杀的人很多，以致内外恐惧，人人自危。威望日隆的杨坚，也因“震主”之嫌，险遭横祸。580年，宣帝病死，即位者静帝宇文阐年仅七八岁，对于蛰伏已久的杨坚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随着他由幕后走到前台，北周的气数也将尽了。
杨坚在蛰伏期间，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发展自己的势力，在笼络争取北周军事贵族支持的同时，大力提拔了一批有识之士作为辅佐，逐渐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集团。杨坚利用宣帝死、静帝年幼之机，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人的策划下，矫诏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为了防止周宗室诸王反叛，杨坚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由，把北周在外的藩王征召到京城，加以控制。这样，杨坚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北周军政大权。
反对杨坚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发动武装叛乱，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尉迟迥为北周重臣，拥兵数十万，又北通突厥，南联陈朝，一时声势至为浩大。杨坚速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很快就平定了三处叛乱。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投奔陈朝，王谦被捕斩首。这一胜利巩固了杨坚的政治地位，接着他便以谋反罪名大杀北周宗室诸王，为其登基铺平道路。此后，杨坚先是由随国公进封随王，位在诸王之上，接着演出了一场“受禅”之戏，最后废静帝自立。这一年是581年。杨坚曾为随国公、随王，因忌“随”字有忽停忽走意，遂以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史称隋文帝。
第三节 平定江南
一、南征伐陈
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就有并吞江南之志。但是当时北方强邻突厥经常入境侵扰，成为隋王朝最大的忧患。为此，隋暂时缓和同南方陈朝的关系，主动遣使于陈。尽管陈后主态度傲慢，形于言表，隋文帝仍委曲求全，以维持与陈的正常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先对付突厥。
面对突厥的入侵，隋在反击的同时，修筑长城进行防御。后来，隋文帝接受长孙晟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利用突厥的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使其陷入内部纷争，无暇南顾。隋朝的北疆安全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时机终于到了。
此时，隋文帝并没有急于采取行动，而是做了充分周密的准备。他在广泛征求群臣的平陈之策后，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合肥)，伺察陈国动静，并秘密准备渡江。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重庆奉节)督造战船，造成五牙大楼船，可容纳八百人，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船身前后左右设置六只拍竿，均高五十尺，用于拍击敌船。小一点的黄龙战船，亦可容纳百人；其余平乘、舴艋等小船无数。
灭陈之前，隋先废掉了南方的后梁。后梁是梁武帝长孙萧答建立的割据政权，西魏灭萧梁，便扶持这个小小的后梁国。以后的周、隋亦承袭西魏在该国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后梁都江陵，民少兵弱，号令不出国门，实为傀儡政权。587年，隋文帝诏后梁帝萧琮入京，随后派军队进驻江陵，废去后梁国。后梁宗室萧璃、萧岩等投奔陈朝，为隋伐陈制造了口实。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历数陈后主的罪恶，并抄写三十万份，散发江南各地。十月，命晋王杨广、益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今属江苏)，杨俊出襄阳(今属湖北)，杨素出信州(今属四川)，刘仁恩出江陵(今属湖北)，王世积出蕲春(今属湖北)，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庐江)，贺若弼出吴州(今江苏扬州)，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统兵五十一万八千，在东起沧海、西到巴蜀的长江沿线对陈发起了总攻。
面对隋军南下，陈后主仍然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 隋开皇九年正月初七(589年1月28日)，贺若弼、韩擒虎两军秘密渡江，分别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今安徽当涂)发起突袭，并迅速向陈的都城建康合围。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投降。隋军直捣朱雀门，城内百官纷纷逃散。都城陷落时，陈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嫔一起藏到景阳殿的枯井内，正月十二日被隋军俘获。长江上游的杨素和刘仁恩亦率水军顺流东下三峡，大破陈军，乘胜至汉口，与杨俊会合。这时，建康已破，杨广迫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长江上游诸将及岭南女首领冼氏，至此，南方全部平定。
二、江南平叛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立即将在北方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施行于南方，如改革江南原来的地区行政系统，并省州县；撤免陈朝原有的地方官吏，改用北方的隋官代替；清查户口，改变选官制度，废除江南世族的刑法特权等等。这些措施严重危及了江南地主阶级的利益。开皇十年(590)底，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不到两年，江南盛传隋政府要把世族地主迁徙入关的流言，因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隋叛乱。
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今属江苏)沈玄侩等首先举起反旗，皆自称天子。随后，原陈朝旧境内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或称“大将军”，或称“太守”，纷纷起来攻陷州县，屠杀隋官，来势凶猛。隋文帝派大将军杨素前往江南平叛。隋军渡江攻占京口，而后转攻晋陵(今江苏常州)、无锡，活捉沈玄侩；又以火攻高智慧设在浙江钱塘东岸的大营，高智慧从海上逃跑，投奔福建的王国庆。隋军亦分水、陆紧追不合。其中史万岁统领的隋军走水路，转战千里，历七百余战。另一路大军由杨素亲率沿岸追击，也经百余战，在乐安(今浙江临海)讨平汪文进，在温州击破沈孝彻，后攻入泉州，王国庆弃州逃跑，高智慧走投无路投降。
在平定江南叛乱中，隋的江南政策也开始由强硬转向怀柔，如平定岭南少数民族首领王仲宣等的叛乱时，隋文帝派裴矩巡抚岭南，赢得了当地声望甚高的冼夫人的支持。冼夫人因拥隋有功，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其孙冯盎被封为高州(今广东阳江)刺史。至今琼州海峡两岸还有不少冼夫人庙，每年仍有纪念活动。
南方叛乱的平定及隋对南方政策的转变，都有利于这个新兴王朝的巩固和统一。
P3-7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瑷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00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各，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吏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短。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将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翰
二00三年十一月五日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所以，阅读本书，能使你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书中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能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本书系该套丛书之之隋唐卷，讲述的是隋朝和唐朝的历史。
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