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涵盖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散文作者的成名作、代表作及其最具影响的经典之作,包含了文化与思想,美景与风情,生活与感悟,怀人与记事等多种主题,充分展示了散文艺术的独特魅力。本书为该丛书之一,主要收录20世纪初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散文经典作品。
为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书中的作品,编者在每篇经典后附有精粹的赏析文章,在对作品的写作背景进行介绍的同时,也对作品进行大体梳理和主题揭示。赏析文章均以开放性、包容性和客观性为原则,在提供了关于原文思想意蕴或者艺术审美方面的参考意见后,力求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以“思理深度、人性探究、艺术上乘、传世价值”的文本意义为原则,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和爬梳剔抉,遴选了200余篇不同风格和流派作家的成名作、代表作、获奖作和最具影响的经典之作。
本书为该丛书之《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主要收录20世纪初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散文经典作品。所选作品以抒情、叙事散文为主,也包括杂文、随笔、散文诗等类型散文。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P1-3
一、中华散文源远流长,名篇佳作灿若繁星。20世纪至今的一百多年来,社会生活激荡,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散文创作更是云蒸霞蔚、气象万千。阅读和学习经披沙拣金而遴选出来的经典名篇,对于读者感受百年来时代的风云际会,提高对于人生真谛的认识,陶冶情操、净化情感、升华哲思,体味和掌握字字珠玑的美丽文字和写作技巧,均有一定的意义。除了展卷而至的惊喜、愉悦,还会有掩卷长思时获得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大体以时序分为三卷。第一卷《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收录20世纪初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散文经典作品,由周明主编;第二卷《中国当代散文经典》收录1950年至1978年近30年间的散文经典作品,由王宗仁主编;第三卷《中国新时期散文经典》收录1979年至2008年又一个30年间的散文精品,由张秀枫主编。一些作家的文学活动是跨时段、跨时代的,在归属的划分上以其年龄和创作成熟度为主要考量依据。当然,这种划分只能是相对的。
三、“丛书”所选作品,以抒情、叙事散文为主,也包括杂文、随笔、散文诗等类型散文。港、澳、台作家和海外华人的散文作品,作为中华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华亦在遴选之列。因篇幅有限,过长的散文,有的作了节选,有的则只能割舍了。
四、“丛书”由本学会组织编选。我们坚守文学工作者的操守和良知,摒弃以政治取人和以人取文的陈旧套路,而以思理深度、人性探究、艺术上乘、传世价值为考量因素,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研究和梳理剔除,除将作家的成名作、代表作、获奖作和有影响之作荟萃于“丛书”之外,对于长期被冷落的作家的散文精品和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精美佳作,亦给予适当的关注。在保持相应水准的同时,我们对于在各种散文选本中被多次选用的作品,作了遴选调整,使“丛书”葆有新鲜感。
五、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经典文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并在艺术上穷究堂奥,我会邀请王健、王文玲、刘素敏、石翔、关春芳、阿水、高曼、杨依柳、梁玉水等青年评论家为本卷撰写了简短的赏析文章,希望在有限的文字里把原作的“妙处”与读者作点滴式的分享。
六、一百多年的中华优秀散文浩如烟海,限于篇幅,无论如何都难以周全,何况“诗无达诂”自古已然,因而遗珠之憾、偏颇之处恐难避免,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正批评。
中国散文学会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