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痴迷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研究的学者；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只为搞明白一个学术问题；他一心要推翻、否定“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他耗尽自己的心血，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系统论著；他想向世人证明，“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他将改变地球人的一个观念，使人们重新认识世界。

从这里开始，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对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重新认识，将改变我们原有的经验和感觉——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重新认识世界！

2009年6月13日，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开始第三次大规模发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

秦始皇陵地官里真的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吗？“汞异常”究竟是怎么回事？秦始皇生前有没有预修过陵墓？秦始皇陵的面积到底有多大？秦始皇陵地官里埋葬的真是秦始皇吗？吕不韦戈是如何出现在俑坑的？本书是系统研究兵马俑的专著，作者根据工程外部的防洪体系、俑坑内部的淤泥层数、出土在淤泥层表面的吕不韦戈，加上陶俑出现楚人所特有的“歪髻”、楚人特有的“尚赤”服色、坑内有众多的老年兵俑、有各种“违抗”秦代制度的车马具、有大量已被禁止使用的青铜兵器等，有力地说明了秦俑坑与秦王朝没有实质性的联系。与此相反的是，根据确凿可靠的史料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作者有力地证明了：在两千多年之前，曾经统治过秦国达41年之久的那位神秘人物，才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俑坑的真正主人。

前言：秦俑的主人是秦始皇吗？

第一篇　震惊世界的新发现

　一号坑《试掘简报》错误重重

　“三百丈”之说大有问题

　秦始皇陵区的“墓压墓”现象

　秦陵“56.25平方公里”揭秘

　秦始皇陵并非“坐西向东”

　“南依山、北临水”意味着什么？

　虚构出来的陵东“主神道”

　秦始皇生前并没有预修陵墓

　从建筑学角度剖析秦陵地宫

　秦陵地宫有拱形大顶吗？

　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只是臆断

　秦始皇死后葬于河北的理由

　秦俑定义有待商榷

第二篇　秦俑军阵的真相

　兵马俑是不是一支野战军？

　俑坑里有没有“军事方阵”？

　秦代的“车战”早已消失

　俑坑里根本就没有“战车”

　俑坑之车竟然出不了函谷关

　难道秦王朝没有骑兵部队？

　俑坑的马是一些什么马？

　秦代的骏骑良马比比皆是

　哪里来的娃娃兵和胡子兵？

　无盔无盾怎能冲锋陷阵？

　秦俑坑根本就没有科头军

　秦俑歪髻与楚苗先民习俗

　秦俑服色的启示

　铜钺并不符合秦代法令

第三篇　俑坑兵器的大揭秘

　秦始皇拔不出长剑的妄言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秦王朝发达的钢铁工业

　“吕不韦戈”是可移动的文物

　吕不韦怎能去给“儿子”陪葬？

　俑坑有众多的外来兵器

　俑坑中的“时间年轮”

　俑坑淤积非一时之功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残断兵器揭示“外来者”身份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铜铍不是“秦始皇纪年”兵器

　如何认定铜铍的年代

　兵器制造与纪年问题

　宰相吕不韦的“政治算术”

　铜铍纪年顺序应该这样排列

第四篇　秦宣太后与俑坑的建造

　历史文献中的秦俑记载

　陶俑身上的“生僻字”

　是谁策动了“灭楚计划”？

　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

　秦宣太后如何退出政坛

　“芷阳”究竟是城还是县？

　一个来历不明的“东陵侯”

　“秦东陵”是虚构出来的

　秦宣太后陵在骊山北麓的证据

　研究历史不允许“创作”史料

　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很确凿

　兵马俑坑与墓葬等级无关

　秦宣太后下达陶俑制作令

　俑坑边上的神秘大墓

　俑坑具有楚俗的铁证

后记：一个跨世纪的考古奇案

“三百丈”之说大有问题

《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提到“秦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1225米”的这句话，和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一个“1225米”的尺寸数字，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在1980年1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而从它的位置示意图上看，这1.5公里的起点在外城东墙，另一端在俑坑西侧。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说：“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西杨村南。”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正是由于这个“秦始皇陵外城东墙与俑坑西端”距离的是非，在已经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学术大争论。有人或许会感到不解：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回答是非常肯定的。原来，当《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正式发表之后，国内外大批的专家学者，带着研究中发现的许多问题，纷纷来到俑坑现场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向那里的考古学家们“请教”，但他们除了一般性的问题能够对答如流之外，凡是碰到有关秦俑“定性”的核心问题时，总会用各种各样主观的或者客观的理由加以回避。

出现这种尴尬、无奈的场面，意味着所谓“现场清理和文献记载”材料，已经遭到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普遍质疑，在这种被动状态之下，又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办法，去进行必要的疏通和弥补呢？经过一些人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新的“可靠”证据。这个材料是发表在1981年第6期《青年一代》的一篇题为《考古队里的年轻人》的文章。文章说道：“袁仲一凭着广博的历史知识，猛然地想到，古书上有记载‘臣斯率七十余万人，穿治骊山，下及三泉，旁及三百丈乃止。’三百丈，不正是西杨村掘井址离秦陵的距离！”是什么“古书”？没有透露出半个字来。

其实，袁仲一先生在1981年第1期《旅游》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早就已经披露过这个“三百丈”的材料，他说：“古书中提到一件事，宰相李斯负责主持秦始皇陵的修建，有一次他向秦始皇汇报，说陵墓工程已经深大博极，意思是想结束了。秦始皇听了下令说，再向外扩展三百丈，然后停工。经钻探测量，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乍看起来，袁先生这个论证过程，是非常精确、科学、严谨的，人们相信：一是作为考古队队长，他不大可能发表不实的意见；二是他有古书上“三百丈”记载的准确尺寸；三是他有钻探测量结果的“验证”。

直到2002年11月，在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以此说明自己使用“三百丈”作为秦俑“定性”的论证依据，是以相当可靠的“文献记载”为背景的，而且这一重要古籍材料，也是有其真实出处的。袁先生书中称道：“《汉旧仪》说，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凿以章程三十七岁。……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原来，有关“三百丈”史料，作为俑坑“定性”依据，在各种媒体、专著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因此它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当时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主流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在查阅了各种版本的《汉旧仪》后，在书中根本就找不到有“三百丈”的记载，既然“三百丈”的真正源头出了大问题，那么袁先生还要以它作为秦俑“定性”的依据，作为一种论证的基础，也就失去意义了，而失去坚实的学术基础，就会出现一系列学术上的新问题。其实，袁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就说过，李斯只是在秦始皇死前4年才担任秦朝的左丞相。而且在最后的一整年，都跟随着秦始皇东巡在外，他在秦都咸阳当丞相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所以，要说李斯以丞相的身份，主持过37年的秦始皇陵修建工作，根本就是一种“失实之论”。

另外，就“旁行三百丈”的真实含义，众多考古学家的解读是很不相同的。秦俑考古队原队长、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认为，“三百丈”的本意是：秦始皇陵地宫原来选在封土以南700米处，后因为“凿之不入”，而向北“旁行三百丈”，移到现在的位置上。秦陵考古队长段清波也说，秦陵地宫最初选在地质异常区，因土中含有砾石而不得不向北移到了目前的位置。应该说，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字太多了，人们分不清哪些是文学作品，哪些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如果，我们的考古论证材料，不加分析地使用古书作品的话，秦俑考古就要变成“戏说秦俑”了。

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三百丈”的记载，袁先生用它来认定秦俑坑与秦始皇陵存在一种主属关系，也是很不恰当的。这是因为：秦时的一尺，折合现在的尺寸，只有0.231米，“三百丈”就是693米，请大家不要忘记在《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或者其他著作中，“秦始皇陵外城东墙与秦俑坑西端”的距离，不是1225米就是1500米，如果要计算到发现陶俑掘井地，另外还要再加上俑坑本身的长度230米。在此，就要请教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到底有些什么理由，能够把位于西杨村的掘井地，包囊在只有693米的“三百丈”范围之内？

袁仲一的回应是：“三百丈，那是古人的‘约数’，是不能用今天长度标准来换算的。秦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的千米之外，应该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有支持者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为依据，宣称“谁还要真的去量一量，庐山瀑布有没有3000尺？”可是，当初袁先生正是把“三百丈”作为一个精确的里程数值，又是通过“钻探测量”的方法，得出掘井地在“三百丈”范围之内的结论的。难道说，这现代科技的“钻探测量”，也只是一句玩笑话？至于用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夸张描述，以“约数”这一类模糊的概念，去作为一个重大考古论证的依据，这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是不允许的吧！P7-10

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约2公里处，西杨村抗旱打井的9位农民，偶然地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头、躯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根据当地的传说可知，历史上西杨村的祖辈们，与陶俑直接接触的机会，还是非常之多的，这里的村民们，几乎人人都知道，村子南部的地下，过去经常会挖到一些“瓦爷”。这次，农民们将发现新“瓦爷”的消息，向乡领导作了报告，乡里再向县里作了汇报，县文化局随即派人，前往打井现场了解情况，并将相关文物带回县里，经过几十天时间的工作，几尊完整的武士俑，终于被拼接、修复成功。

出土了如此重要的文物，无疑是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掘井的现场，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又好奇、又兴奋，总是围着考古人员问个不停。有的问：这里距秦始皇陵这么近，会不会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品？有的问：秦始皇陵到这里，中间有好几条大冲沟，它怎么可能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呢？有的问：打井中挖出的瓦爷，是不是和陵上过去出土的陶俑都一样的呢？有的问：埋在地下的木头，没有大量的空气，是怎么燃烧起来的？有的问：为什么只是看到一些铜的兵器，而没有其他铁制的兵器呢？有的问：听说井底下有一道砖墙，那是什么样子的？有的问：不知道地底下，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瓦爷啊？

由于提问的人实在太多，考古人员很难一遍又一遍地作出答复，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你信不信，各种各样的传言也就迅速地出现了。有的说：早就听老人们讲，这地下过去也挖出很多像人一样大小的陶人来，认为是不祥之物，就把它打得粉碎了。有人说：地下挖出的砖，质地很好，上面有字，好像能卖个好价钱。有人说：听县文化馆的干部讲，地下挖出的陶人，好像是秦代武士俑，如果是这样，那意义就大了。有的说：这里距秦始皇陵很近，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有的说：皇帝死了总是要有人给他陪葬的，最早用活人陪葬，后来用俑来代替，秦始皇生前就为自己预修了陵墓，陶俑肯定就是为他陪葬的。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如果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为什么在史料中一点记载都没有呢？如果这些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为什么不放到秦始皇陵的里面去呢？过去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跽坐俑，个子都很小，头上梳的发髻不歪不偏，为什么这边出土的陶人，个子都很大，头上梳的发髻却歪到一侧，差别实在太大了，让人无法相信这同时都是秦代的风俗习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这边的陶人所要陪葬的可能是另有其人，为了能进一步弄清情况，最好能够去查阅一下，历史上还有哪些人是葬在骊山北麓这块土地上的。等这些材料找到了，最终的答案自然也就出来了。

现场议论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说明公众对于秦俑问题的关注程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产生多元学术思想的良好基础。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比如，1974年7月7日，当国家文物局的代表，会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陕西省文物部门的专家学者，来到西杨村进行实地考察，当他们看到这里与秦始皇陵有2公里的距离时，就纷纷提出意见：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至于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还不能作肯定、准确的判断。

国家文物局的任际奉处长，1976年看到一份对秦俑提出质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秦俑定性确实很匆忙，文章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中国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在1983年10月25日曾致信陈景元说：“目前，我还是赞同原来的说法，但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后来，他又亲口告诉陈景元：“当年对于秦俑的定性，最多只有70％的把握。”1982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胡乔木、梅益等领导同志，曾多次明确地批示，在秦俑研究的过程之中，应该容许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因为只有提倡平等交流、自由讨论，才能使学术工作不断地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世界迎来了21世纪，是应该还秦俑本身的一个学术面貌的时候了。学术争鸣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任何非学术性的因素，对于学术活动的各种限制、干扰和影响，应该全部加以驱除，进而创造一个正常、宽松、良好的学术环境。谁都知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关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各种报刊上争来争去，本身是一件好事；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什么人的权威。其实“百家争鸣”，一直是我国积极提倡和推行的学术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秦俑“定性”的本身，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2008年10月3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刊登了温家宝总理撰写的文章——《科学与中国现代化》。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提倡在活跃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自由讨论，鼓励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不断探索，并且宽容失败。”一个社会，只有“不拘一格，海纳百川”，才能才尽其用；一个国家，只有尽一切可能避免摧折贤良，才会收获科学的秋天，思想的秋天。应该说，这就是广大的知识分子最愿意听到的一番话，也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前进、不断探索、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原动力。

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如果没有学术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科学创见。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才让人们能够从学术角度，去重新研究秦俑、认识秦俑，并且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本书提出63条理由，主要目的是要去证明“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另一方面，对于谁是秦俑坑真正主人的问题，笔者也以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为依据，进行了全面、系统、周密、科学地分析和论证。学术问题，不争不明；学术争鸣，越争越明：学术无国界，学术无禁区，为了对有关秦俑的这段历史，负起真正的责任。

从2009年6月13日开始，秦俑坑进入第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欢迎国内外各界朋友共同探讨和研究。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严格地限制在有关秦兵马俑“定性、定名”中的学术是非的范围之内，它完全属于考古领域本身正常进行的一场学术争论，因而它不与各种非学术性的理念有直接的牵连；更不与政治、商业及其他方面的敏感问题有任何的冲击。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完全不带有“红”或“黑”色彩的学术著作；这是一本“以理说话，以材料说话，以文明语言说话”的书；这是一本“摆事实、讲道理，以事服人、以理服人”89书。不管怎样，从挑战者这一方面来说，这是以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要求自己、把握自己，作为撰写此书立论和行文标准的。

“以事服人、以理服人”去论证问题是一个方面，而是否真的能够让对手心服口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在学术争论中，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专业、不同材料占有”出发，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学术上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去正确地面对和妥善地处理。应提倡“百家争鸣”的方针，并通过平等交流、自由讨论的办法，让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将自己的学术观点，都能说够、说透。只要把握好大的方向，只要真正有“理”，何愁不能去“走遍天下”！

在学术争鸣的讲坛上，观点对立的双方，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有的观点支持者再多，是一家之言；有的观点支持者再少，也是一家之言。在学术领域中，是没有什么“大家”和“小家”之分的；关键的问题是，被称为“一家”的先生们，都应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学术对学术、以观点对观点的方式，进行开放的、公正的学术争鸣。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学术问题，一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二不能搞民主集中制。”而一旦非学术的手段强行介入学术的领域，性质立即发生变化，学术之争就变成非学术较量，学术活动不是变成学术吹捧，就是变成学术围剿。

当年胡乔木、梅益等同志，对秦俑不同的学术观点，是作出过几次重要批示的，是有书面材料可以证实的，是赞成进行学术争鸣的。所以，对秦俑“定性”等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是一个很单纯的考古方面的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产生，是研究工作不断向深度、广度推进的一种必然趋势。经过反复地交流、讨论，能够暴露出更多新现象、新证据，对秦始研究的总体发展是有好处的。秦俑是举世之宝，它既属于陕西，更属于整个世界，不仅秦俑馆在研究它，国内外还有更多的人，在关注它、研究它。作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这里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科学不分国界，学术不分地域，观点不分时限，秦俑问题也是一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进行各种的研究。作为一个高品位、高档次的秦俑博物馆，如果能够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收集各种不同观点的研究成果，这都应该是“秦俑学”宝库之中的珍品。当然，听取、收集各种材料，并不意味必须要赞同、支持别人的观点。但如果他们只认一家，排斥百家，以我独尊，自我称霸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谴责。

任何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搞学术、搞争鸣，实际上也是在探索和追求一种学术真理。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人出来阻拦、施压，那毕竟是少数；有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发出种种怨言，应当给予理解；还有人沉默、观望，也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千方百计拿出最好的成果，让人们参加评论、发表意见，并且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只有做到有错必纠，这才是做学问、搞研究的真本事、真功夫，也是做一个学者，最根本的道。

在“秦俑真相”研究过程中，曾经得到记者伍幼威先生的鼎力相助，是他写了内参稿，通过《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向上级作了反映，并且及时地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重要批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传康先生和记者孙特先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1984年第3期《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公开发表《秦俑新探》一文，引起了很大关注。于光远先生在《秦俑新探》受到不公正批判后，发表“学术不搞少数服从多数”的讲话，并且又为本书的出版，作了不懈的努力。

为此书著述，曾经给予各种帮助和支持的还有：著名史学家段熙仲先生，是他对阿房宫遗址和秦俑坑当中出土的陶文“芈、月”两字，作了精辟、正确的诠释；著名建筑学泰斗童隽老先生，热情邀请秦俑“逆向”研究者，前往西白菜园住所介绍秦俑新观点；著名诗人黄作坪先生、著名学者兼作家周振甫先生，对于秦俑争论的文稿，反复斟酌、逐字推敲，学风至正、使人难忘；著名建筑学家孙宗文先生、赵立瀛教授，都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作者之一，为年轻人研究秦俑，提供了建筑技术资料上的全面支持，还亲手绘制了骊山地区各类遗址的方位、里程实测图。

《文汇报》的沈定先生和《光明日报》的郭铸先生，为将秦俑的新观点及时地向人们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还有《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先生、《都市文化报》的王彬先生、《中国科学探险》的吕勇奇先生、《知识就是力量》的孙伟龙先生，是他们在媒体上冒着很大风险，刊用一批秦俑最新观点的文章。尤其要感谢的是，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制作中心高晓天等先生，曾经排除种种阻力，完成了《兵马俑的神秘主人》节目的录制工作，该节目已于2008年10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探索．发现》栏目中正式播出。特此感谢出版人李黎明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劳动和努力。本书还得到了何思聪、马仁高、邵少华等先生卓有成效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陈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