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战后初期东西方冷战起源的著述，同时也是一部关于着力刻画冷战对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方政治人物的著述，全方位论述了世界政治人物与国际冷战的交互关系。

书本以邱吉尔、杜鲁门等十二位颇具代表性的西方政要为对象，以他们各自在东西方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对抗中的政治与思想活动为线索，以1945-1953年冷战形成这一特定的历史界面为平台，以构成东西方冷战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和冲突为内容，在东西方冷战的形成变化与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实践之间，相互穿插，互相映证，揭开了冷战这场没有战火硝烟、没有直接军事冲突的政治博弈的缘起，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冷战画面。

本书以十二位颇具代表性的西方政要为对象，以他们各自在东西方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对抗中的政治与思想活动为线索，以构成东西方冷战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和冲突为内容，揭开了冷战这场没有战火硝烟、没有直接军事冲突的政治博弈的缘起，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冷战画面。

第一篇 冷战旗手——温斯顿·邱吉尔

 一、制造世界“新的不和谐”

 二、“鳄鱼软下腹部”理论

 三、第二战场之争

 四、“百分比协定” 

 五、抢夺欧洲控制权

 六、吹响反苏联合的号角

 七、“铁幕演说”的回声

第二篇 冷战理论家——乔治·凯南

 一、反苏思想的启蒙

 二、“长电报”与遏制思想

 三、马歇尔的谋臣干将

 四、“X文章”及其对冷战再思考

 五、著名的“秘密报告” 

 六、高傲的外交贵族

 七、不甘寂寞的学者

 八、不受欢迎的“短命大使”

第三篇 冷战总统——哈里·杜鲁门

 一、硬派总统

 二、波茨坦争夺

 三、走向杜鲁门主义

 四、救赎世界与“第四点计划” 

 五、朝鲜战争与亚洲冷战

 六、构织全球冷战联盟

 七、性格决定的政治事业

第四篇 冷战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一、走进政治的殿堂

 二、解厄土耳其危机与伊朗危机

 三、“烂苹果理论”与柏林危机

 四、“丢掉中国”，“抓住台湾” 

 五、拉拢扶桑，缔结安保体系

 六、推进大西洋联盟

 七、将冷战进行到底

第五篇 冷战将军——乔治·马歇尔

 一、使命维艰，协调中国内战

 二、再赴中国，执行两面政策

 三、艰难的国务卿生涯

 四、马歇尔计划出笼

 五、延续“泛美国家联盟”

 六、反苏反共的政治大联合

 七、非同一般的政客

第六篇 冷战议员——阿瑟·范登堡

 一、政治保守者

 二、从孤立主义者到国际干预者

 三、联合国安全机制与区域安全模式

 四、创立“里约模式”

 五、“范登堡决议案”与大西洋联合

 六、最后的政治努力

第七篇 冷战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

 一、对苏联及其政策的初识

 二、租借援助下的遏制与对抗

 三、总统的智囊与密友

 四、“欧洲复兴计划”的成功施行

 五、白宫要人

 六、乱世中斡旋

第八篇 冷战外交家——约翰·杜勒斯

 一、政治平衡者

 二、从“遏制战略”到“多米诺骨牌理论”

 三、印支战争的泥潭

 四、应付“金马危机”

 五、颠覆危地马拉

 六、建立世界冷战体系

 七、天生的外交奇才

第九篇 冷战部长——福雷斯特尔

 一、从政问道之路

 二、初涉冷战

 三、构建国家安全系统

 四、建立并完善国防部权力结构

 五、充实并发展国家安全委员会

 六、歇斯底里的反苏主张与实践

 七、与杜鲁门的爱恨情仇

第十篇 冷战联盟的首创者——厄内斯特·贝文

 一、崎岖的成长之路

 二、畅通的从政之路

 三、拯救英联邦

 四、经历英帝国的“滑铁卢”

 五、充当反苏急先锋

 六、建立西方冷战联盟

 七、推动北约组织的军事建设

第十一篇 冷战总理——康拉德·阿登纳

 一、声名卓著的科隆市长

 二、鼓吹自由的分裂法案

 三、分治日尔曼

 四、重新武装西德

 五、心比天高的哈尔斯坦主义 

第十二篇 低地国家的冷战代表——保罗-亨利·斯巴克

 一、走进政治的殿堂

 二、积极的战争流亡生涯

 三、要联盟不要中立

 四、贯彻“欧洲复兴计划” 

 五、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六、北约的余热生活

七、不甘寂寞的学者

凯南离开国务院后，先是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但这份工作显然无法发挥凯南的聪明才智。于是，在挚友奥本海默的热情邀请下，凯南回到了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从此，作为一名学者，凯南开始了他同样让人观止的学术生涯，他的后半生亦和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尽管凯南的政治生涯遭受了巨大挫折，但他却没有为此改变其终身奉守的政治理念，改变其固守的外交信念，他的执著、坚忍，甚至执拗和固执，注定使凯南成为杜鲁门政府中一名“永远高高在上的外交贵族”，傲视群雄而不轻易认输。

由于自认无法融入华盛顿的外交圈子，凯南一直以“局外人”自居，他觉得自己更应该成为一个诗人、小说家或者思想家，而不是什么外交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生活中，凯南开始对其最初在“长电报”以及“x”文章中提出的遏制战略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得失成败进行反思。在这种痛苦的反思中，凯南对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冷战政策都持保留态度和批评立场，当然这并不包括马歇尔计划。他支持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但反对杜鲁门借机提出以反共为己任的杜鲁门主义；他主张建立美国的军事领先地位，但反对美国建立北约和研制氢弹；他同意在柏林问题上西方立场坚定，但反对西方国家使德国分裂永久化的作法；他是遏制的始作俑者，但却不同意把“遏制政策“制定为美国基本国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在凯南看来，“遏制政策”应当只局限于政治领域，不应当将其无限扩展，尤其不应该将其施用于军事领域。美国应当进行的是政治动员，而非军事动员，更不是战争动员。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实际上完全误解了凯南本人遏制思想的本意，将“遏制政策”发挥到一种错误的极致，导致了美苏之间直接的政治与军事对抗，导致欧洲陷入全面的政治、军事分裂。

凯南认为，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及其实践的主要错误在于，政府制定其外交政策的基础并不是国际社会现实，而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但是，美国政府在决定其外交政策方向时，却太多受到各种非政策因素的不良影响和诱导，如美国的新闻舆论、大众传媒、官僚政治以及民族好恶等。这导致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缺乏稳定性，经常由于受到各种压力而左右摇摆，美国不仅缺乏凌驾于社会与公众之上的领袖或精英人物，无法让他们准确把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甚至不得不违心地做出外交让步，以迁就社会需要。

而且，杜鲁门政府的外交错误还表现在，它非常不恰当地强调美国在其外交政策与实践中所担负的法律与道义责任，从而忽视了美国与苏联对抗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包括其对战后国际格局及其变化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另外，杜鲁门政府的外交错误还表现在，将美国与苏联的竞争简单地理解为双方在军备力量、势力范围、对抗政策等方面的比试，忽视了从根本上就不相同的两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竞争的本质。因此，它们将美苏双方的斗争简单化，寄希望于在短期内获得冷战胜利，分享冷战的成果，进而忽视了这场冷战竞赛的长期性与艰苦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凯南旗帜鲜明地反对杜鲁门政府的全面战争政策，反对美军全面介入朝鲜战局。特别是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作战，击溃北朝鲜军队后，凯南更是坚决反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这些要求与观点，在杀伐之声不绝于耳的美国政界，在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反共“白色恐怖”中，显得鹤立鸡群，独树一帜，但同样显示出一名学者的“睿智”与“远见”，显示了一名学者的风骨。尽管凯南的观点并没有受到美国外交决策者们的重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而是继续在各种场合不断宣扬和捍卫他的观点。  1951年5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中屡遭败绩，杜鲁门政府处境困难。为了摆脱陷入朝鲜战争僵局的尴尬，国务卿艾奇逊布置并采取了大量外交行动，千方百计试图与苏联接触，但都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结果。迫不得已，艾奇逊紧急约见凯南，要求凯南利用他在苏联政界中的良好人脉，与苏联方面接洽，就朝鲜战争的停战问题展开双边磋商。凯南不计前嫌，欣然领命，马上与老友——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马立克取得了联系。

5月31日，在纽约海滨的一座别墅里，凯南与马立克进行了秘密会晤。凯南用极其流利的俄语与马立克亲密交谈，俩人畅所欲言，互述主张。气氛极为融洽。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凯南全面转述了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政治底线与立场。即朝鲜战争的局势日趋恶化，美国不希望出现这一局面，美国希望通过联合国或者任何一个委员会，以任何方式与共产党中国会面，共同商讨结束朝鲜战争。美国主张，朝鲜应当立即实现就地停战，首先解决战争所涉及的军事问题，然后再通过谈判，解决与之相关的政治问题。但美国军队不会立刻撤出朝鲜半岛，为的是防止南朝鲜落人共产党手中。同样，马立克也表示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治态度，并将美国的这一态度及时通报了苏联政府。

尽管朝鲜战争最后的谈判于1953年7月才最终完成，但是谁都无法否认凯南此前就停战问题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实践证明，凯南对朝鲜战争的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所做的预言或者批评是中肯的，他为停战所做的外交努力是行之有效的。

P34-36

时光飞逝，当我们回首凝望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低头静思冷战的人物是非，不仅感慨万千。世纪之交，前苏联与东欧等国的国家档案不断披露于世，在国际冷战史学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研究高潮，再度引发了学者们对冷战责任的思考，究竟是谁引发和制造了冷战？根据目前的档案资料，前苏联、东欧国家事实上并未如西方国家所料，制定有某种完整的冷战计划，或是有故意引发东西方冲突的政治与军事战略，抑或有某种“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方案。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与硝烟尚未散尽之时，与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美好愿望背道而行，美国和西欧等国掀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反苏反共的政治逆流，使刚刚度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旋即陷入冷战的凛凛寒冬。围绕着战后初期东西双方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矛盾与分歧，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头面人物，从既定的政治立场出发，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断章取义，凭空想象，随意夸大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扩张倾向”，任意解释苏联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中存在的危险与矛盾，故意激化东西方的分歧与冲突，制造并推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冷战。

本书选录了十二个西方政治人物，既有像邱吉尔这样的老牌政治家，也有像乔治·凯南这样的外交理论家，也有像马歇尔这样的军人政治家，还有像杜鲁门这样急于建功立业的草莽总统以及像福雷斯特尔这样以反苏反共为己任的职业政客。他们既是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的当政者，也是战后初期西方阵营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决策者；他们不仅在西方各国的政治与安全活动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且在两大阵营的政治博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政客，具有反苏反共的共同政治理念，拥有同样的外交与安全主张，代表了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政治运动、一种外交趋势。

本书尽管是一部关于西方冷战人物的著述，但却不是一部零散的人物传记汇总，而是一部以叙述西方国家冷战外交与实践为线索、以解读战后初期美苏冷战过程为目标的论著。全书以十二个西方国家政治人物冷战思想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为线索，以每位人物在战后初期的政治与外交活动为主要叙述内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战后初期西方国家冷战政策与实践进行了全面探讨，进而对东西双方冷战进程的开启做出新的诠释。

全书紧紧围绕战后初期美苏冷战斗争中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论述，如联合国成立大会、“里约模式”、“铁幕演说”、“长电报”、署名x的“苏联行为根源”文章、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布鲁塞尔条约》、《范登堡决议案》、《北大西洋公约》、柏林危机、调停中国内战等，分别就在这些重大国际危机与冲突中西方国家政治人物所表现出的思想与理论、行为与活动进行了追踪探访，深入了解他们在战后初期东西方政治、经济与军事对抗中的作用，挖掘他们在西方阵营冷战政策形成中的作用。

这些冷战人物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试图制定某种积极有效的对外政策，坚持某种强硬的对抗态度，建立某种西方政治、安全与经济联盟，遏制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分化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然而，冷战历史表明，他们对冷战的设计并不成功。引发这样一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归根结蒂，还在于冷战政策及其实践自身的矛盾与悖论。冷战使这些政治人物根本无法完成他们所担负的时代使命，使他们无法承受生命如此之重。在这些人中，从不乏计谋深远之士，亦不缺忠诚坚贞之人，但是优秀的个人品质，睿智聪慧的头脑以及圆滑娴熟的政治手段，却无法弥补冷战自身的缺憾与不足。

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战后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并不取决于某些政治人物或者他们的思想，历史的快车有时会停歇，但却从来不会止步。在冷战时代，新中国曾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困死、饿死新中国，改变中国社会。但是，面对强权、封锁、敌视以及战争，中国人民从未屈服于西方的霸权，从未放弃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面对着西方国家肆无忌惮的冷战政策与实践，新中国不仅站稳了脚跟，也日益强盛。今天，冷战虽已成为历史，但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华政治偏见，它们仍然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对手，因此，中国应当对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发起的“后冷战斗争”保持高度警惕，与之做坚决斗争。

许海云

2008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