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重点分析皇权时代中国社会和宫闱变革斗争及其结果，侧重于政治权谋的分析。在国家公认的权力制度之外，还有许多潜规则和“黑规则”在大兴其道，其中表现出的许多“政治智慧”，在现今中国还有很多人在津津乐道，电视媒体也公然鼓吹，甚至有一呼百应的成效，“学术明星”因此招摇过市，说明这种“谋略”的超强影响力。正道不畅，旁门左道自然生意兴隆，歪门邪道亦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在传统中国的历朝政治中。权术不是正餐的佐料，却是大餐的主菜。

本书重点分析了传统中国(专制中国)的权力运行方式。权力所有者、使用者的权力形态以及权力结果。侧重于政治权谋的分析。在国家公认的权力制度之外。还有许多潜规则、“黑规则”在大行其道，书中挖掘出的一些“政治智慧”，在现今中国仍有不少人在津津乐道。虽然儒家的正道，对于旁门左道的权术和歪门邪道的阴谋诡计是根本排斥的。但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十分热衷，甚至视之为官场秘经、枕中之宝。

世事沧桑，风云变幻，经数千年历史淘洗下来的历史潜规则却历久弥新，依然适用于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惟有真正知晓“潜规则”的智者，方能从容应对人生的风雨和挑战。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都能做到轻松自如。胜券在握！

正门正道与旁门左道(绪言)

第一章 登基门

 做皇帝的好处

 当皇帝的规则

 明火执仗之外

 暗杀道

 兵变道

第二章 吓臣门

 树威立尊道

 特务政治道

 神秘叵测道

 明知故问道

 假装糊涂道

第三章 双管门

 刑威利诱道

 笼络赏赐道

 法外施恩道

第四章 杀臣门

 罚重而必道

 恐怖凶暴道

 兔死狗烹道

 寻找替罪羊道

第五章 制臣门

 抑损相权道

 以臣制臣道

 重用近臣道

 以奸制忠道

 重用酷吏道

第六章 吓民门

 神化皇威道

 假托天意道

 伪造天命道

 “人种神异”道

 “人身神奇”道

 “人格神圣”道

第七章 奴民门

 思想专制道

 奴化教育道

 文化专制道

第八章 弄民门

 安内攘外道

 鼓励告奸道

做皇帝的好处

公元前221年，无论是对于如日中天的秦王赢政，还是对于整个中华韵00余年的文明来说，都是值得记述与记住的一年。

39岁的秦王赢政，面对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相继被翦灭。一统天下、前无古人的业绩，豪情万丈，意气风发，对着满朝文武官员说：“我以渺小平凡区区之身，大兴义兵诛灭各国，天下大定。现今秦王仍袭用旧日名号，难以总揽吾国的天大伟业，传颂千秋后世。各位爱卿。请提议改立什么帝号为好。”

被战国时期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形容为“有着毒蜂一样尖长的鼻骨、像鸷鸟一样尖厉的长目、声如豺嚎、虎狼心肠”的秦王，其洋洋自得心理真是一目了然，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先祖秦王的称谓已难满足他的雄心。深谙秦王心思的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一起躬身奏道：“上古圣君五帝，辖地不过千里，外夷、诸侯能朝则朝，不朝亦无以制约，并未能像陛下一样雄霸万里江山。现今诸国殇灭，天下已定，海内均是秦国的郡县领土，法令一统全部出自陛下，可谓前无古人的事业，五帝犹是自叹弗如。我等与诸博士商议：‘古有天皇、地皇与泰皇，而以泰皇最为尊贵。’所以冒死建议陛下以‘泰皇’为尊号，王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这些称号均由陛下个人独享，臣民均不得僭越。'’

实际上，王丞相等人还没有领会秦王的万丈雄心，与古人等同的称谓即使再尊贵仍是一种重复袭用，难以概括秦王的丰功伟绩。于是。秦王不顾这些书生的陈见，说：“泰皇再贵，仍是旧称，去掉‘泰’字，留着‘皇’字，再取五帝‘帝’的位号，我大秦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应称‘皇帝’，其他称号可按丞相之议。”

于是，“皇帝”这个带有浓烈的绝对独裁、天下至尊的独特名称便由这个壮年男人确定了下来。

自秦始皇帝之后，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彻底废止封建帝制为止，中国在两干余年的时光中，产生了大大小小400多位皇帝，各姓人物，形形色色的男人，都对这个天下第一的宝座充满了渴望、占有与留恋的急切心理，一幕幕充满血腥、阴谋和杀戳的黑暗历史，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朝复一朝地上演着。

皇帝制度不仅仅是一家一姓个人的荣华富贵、淫逸享乐的极致，还代表着权力欲望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是能够满足人类与生俱来最大最多欲望的所在，同时又在群臣、后宫、内侍及百姓的帮助下，不断创造、发明各种欲望并且可能满足这一切欲望的唯一地位：天下至高无上权力的独断：数以万计的佳丽充塞后宫归一个男人独享；天下无穷无尽的财富归一人所有：天下亿万百姓与臣僚像牛马、猪狗一样供自己驱使、宰杀；江山可以传之万世；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必顾忌道德伦理、法律规章、制度设施和天下人的议论。一句话，占据这个权力最顶峰的男人可以得到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好处。这大概就是历代有雄才的男人对皇权孜孜以求的原因吧。

公元前202年，经过7年艰苦卓绝的楚汉战争，汉王刘邦终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统一了天下。刘邦称帝定陶，与一帮拼着性命打下江山的哥们儿喝酒宴乐。可是与出身平民无赖的高祖刘邦一样，这帮武夫猛将在宴席上也是大呼小叫、吵吵嚷嚷，甚至醉酒撒疯，抽刀拔剑，打将起来，把殿堂的梁柱都砍断了。欢宴不欢而散，刘邦对这帮昔日的得力兄弟深以为患，他们这样毫无君臣之礼，何以体现汉朝天子的威风，日后又何以统御他们，使刘姓子孙保有万世江山？

皇帝只要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能够听取臣僚的意见，可以说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刘邦的忧愁就为一个秦朝的博士叔孙通给解决了。本来汉王在未称帝以前，对儒士是很看不起的，曾将郦食其的帽子当尿壶，当着他的面撒尿，又骑着郦食其的脖子当马骑，以表示他看不起那些读书人，但叔孙通却使刘邦开了窍：可以马上打下江山，但必须任用儒生来治理天下，决不能马上治天下。他说，他以古礼和秦朝的礼仪来规范汉朝朝仪，保证使君尊臣卑，旧日兄弟肃然起敬，让汉王您心满意足。

叔孙通精心挑选了几个得意弟子，指挥几百士兵认真操练，到公元前200年的十月，终于在高祖朝堂中摆布出来：群臣进得殿堂，依次而行，殿门外、朝堂中陈布着雄壮的车骑、步卒，拱卫宫殿，大张旗鼓，气宇轩昂；百官进殿，均由兵卒齐声高呼“趋进”方可进殿；皇帝高坐龙椅之上，高台下坐着数百文武官员；武将、功臣、诸侯依次坐阵西方，面向东边；丞相以下的文臣则坐阵东边，面向西方，相对而坐。

高祖是在欢宴群臣的殿席上开始演试效果的，面对井井有条、肃穆森严的殿堂，几百名诸侯、大臣无不震恐肃敬，老老实实地向白发苍苍、56岁的老皇帝行礼敬酒，再也不敢大声喧哗、吵闹，秩序井然。稳坐高位的高祖对此极为满意，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赏拜叔孙通为太常，厚赐黄金五百斤。

实际上，聪明睿智的叔孙通，这位前朝官员并不是第一次领得赏赐，他凭借聪明的头脑和灵慧的口舌曾得到过昏暴的秦二世的重赏。经历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10年前，戍卒陈胜、吴广在蕲地聚众造反，郡县派使者报告朝廷。二世召集仅有的三十几个博士、儒生集议此事，问道：“楚国戍卒攻蕲入陈，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诸位书生胆战心惊地重复着韩非、李斯的陈词滥调。应答道：“臣民不能让他强盛，一旦他们强盛了就会造反，现在楚卒谋反，万死不赦。愿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非常愤怒，脸色也渐渐阴暗起来。

此时还是一个候补博士的叔孙通，见状赶紧上前对二世说道：“这些人有眼无珠，说的话都是错上加错。现在天下早已一统，郡县城楼都已毁坏，天下兵器早已收缴销毁，这些都表明战争已不再有，天下已很清平。陛下乃圣明君主，光耀海内，法令详明，百姓人人尽知，百官各司其职，克己奉公，诸侯咸来朝服，夷狄均已称臣，哪里还有人敢犯上作乱呢？这些楚卒只不过是一些鼠贼狗盗、小毛贼而已，不足挂齿。所在郡守县尉正在努力捕杀，哪里还需要陛下来挂心呢！”

二世一听，喜形于色，将刚才说有反贼的诸生治罪，送入监牢，赐叔孙通布二十匹，衣一袭，职称上调(晋升一级工资)，拜为博士。

在朝堂上吓得汗流浃背的叔孙通回到住舍，学生责问他道：“您怎么如此厚颜谄谀呢？”叔孙通辩解道：“你们并不知情啊，如不这样，我恐怕也难逃虎口！”于是连忙收拾细软，连夜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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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满沧桑

以1911年为传统中国或者说古代中国与当今中国的分界线，确实是可以成立的。尽管有人一直主张1840年大清帝国已经与外部世界有了很多的被动接触，并对国家制度进行了很多改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层面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及次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因为，只有这个界标才使得封建帝制从表面上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毕竟皇帝的番号及帝制结构被废止了。皇权制度是传统中国最为根本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所有的制度设置、法律规定和民众心理的期待中，皇帝是独一无二的，其享有的权力是最高、最大的，是真正的国家领导核心，可以随时占有一切资源，任意处置任何价值，至少在名义上对于天下生灵享有生死决定权，于此，就可以看出皇帝权力——权利的高位所在。

当然，说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是指在法律规定上、在制度安排上提供了这种可能和便利。其实帝王的作为还会受到很多制约，他得为他的子孙后代负责，一旦失去权力，其个人生命安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其家族生存的概率是所有人群中最低的。所以，一个拥有基本理性的皇帝或者这个家族、这个权力共同体。都得以各种限制促使帝王的作为不致太过分。体制的惯性、人类的理性起到了约束皇权的作用。同时，在3000年文明史的进化中，中国人选择了儒家文明为自己国民的指导思想，儒家文化中以善为本的人性假设、不偏不倚的基本处世态度、王道民本的政治思想以及注重教育和家族伦理的公共道德的普及，导致中国政治有“中庸”的一面，这在后文中有详尽的分析，有心的读者可以耐心地鉴赏。

说到传统中国，时下国人喜欢以“封建社会”来定义，这也是沿习了近百年的一个习惯性词汇，完全普及化了。我的老师、武汉大学知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对此有专著讨论，很见功力。封建社会本是西方人对西方中世纪历史状态的一种描述，与中国西周以来的历史状态几无可比性，但从苏联流传过来，竟成为一个常识语汇，确实是南方之橘、北方之枳。这里不展开这个论题，只点化一下，说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态还是君主专制，与“封邦建国”的中央——地方权力安排(封建制度)无关。

本书重点分析皇权时代中国社会和宫闱变革斗争及其结果，侧重于政治权谋的分析。在国家公认的权力制度之外，还有许多潜规则和“黑规则”在大兴其道，其中表现出的许多“政治智慧”，在现今中国还有很多人在津津乐道，电视媒体也公然鼓吹，甚至有一呼百应的成效，“学术明星”因此招摇过市，说明这种“谋略”的超强影响力。正道不畅，旁门左道自然生意兴隆，歪门邪道亦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应该说，正道政治在传统中国还是主流，在3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演变中，正气还是压倒了邪气，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道德还是居于优先地位，杏则很难解释文化传承的不中断性。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流传固然强化了国人进入现代化的困难。但对于造就中华文明、道德和文化的功绩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道政治，与邪道政治及所谓“政治智慧”的阴谋诡计根本不同，在于对人性的假设上，在政治思想的分野上，也是儒家、法家及道家、兵家思想的不同重心所在。西周后期，王道堕毁，孔子思想开始进入朝堂，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传播，到孟子、苟子发扬光大，继承发展“孔子主义”，渐有战国后期的显学地位，已经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一种思想体系。虽然秦始皇祭起法家思想的大旗，反潮流，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现实又成了儒家生命力的佐证；到西汉建国50年后，汉武帝树起了“独尊儒术”的猎猎大旗，儒家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到隋唐之时，儒学地位已成为国家意识；两宋以国家考试、官员录用和法律安排确证了这一事实，儒学已经稳居中华文明的“老大地位”。明清之际只是这一潮流的顺延而已。从儒家地位的这个流程看，春秋战国时期为发轫，汉朝时期为奠基，唐宋时期为定型，明清时期则是扬波阶段了。

儒家的正道，对于旁门左道的权术、歪门邪道的阴谋诡计是排斥的。但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十分热衷，甚至视为枕中之宝。在国家治乱的权力结局中，也是乱世常有、治世稀见，盛世犹如旷世奇珍，可遇而不可求。正人君子难得善终、奸臣大佞横行其道，也是官场正常现象，所谓“人间正道”，沧海桑田，充满不可预测性，充分体现了皇权政治的“魔力”。

……

——截选自《正门正道与旁门左道(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