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传奇，清代行宫是一个充分而独特的载体。热河行宫见证了一个新兴的王朝在长城之外展示的大国气度；江南行宫记述了一个鼎盛的王朝于街头巷尾流布的隐秘传闻；北京行宫承载着一个衰败的王朝灭亡前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苦痛历史。作为历史的有形载体，清代的行宫比紫禁城更丰富地刻画了整个时代的图景。

清王朝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传奇，清代行宫是一个充分而独特的载体。热河行宫(承德避署山庄)见证了一个新兴的王朝在长城之外展示的大国气度；江南行宫记述了一个鼎盛的王朝于街头巷尾流布的隐秘传闻；北京行宫承载着一个衰败的王朝灭亡前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苦痛历史。作为历史的有形载体，清代的行宫比紫禁城更丰富地刻画了整个时代的图景。在这一座座精美舞台上，曾经上演着政治、民族、文化的历史大剧。

这些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色各样的清代行宫，它们不仅是建筑、风景、文化、风俗的标本，不仅是清帝一次或多次出行的足迹，也是一刻或一段历史的完整再现。它们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记载着清代蒙古族、藏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与外国使节浩浩荡荡朝觐中央王朝的宏伟篇章，讲述着江南水乡曲折隐秘的民间故事，演绎着帝国穷途末路时人民的罹难与家园的毁灭，展现着多种多样的历史样貌。清代行宫，是一册册在时空交错中完整保存着历史的书籍，翻开扉页，它将揭开尘封已久的秘密以及给予我们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启示。

洪水·北人·行宫

(代前言)

第一章 康熙的大墙

 一、木兰秋狝

 二、塞外夏宫

 三、乾隆的嘉园

第二章 我是谁

 一、雾锁江南

 二、江南行官

 三、神秘的母亲

 四、太后的山与水

第三章 怀柔远人

 一、大师之旅

 二、穿越死亡之海

 三、刹宇之城

 四、马嘎尔尼

第四章 王朝的困境

 一、闪电传言

 二、丢失的铺匣

 三、乱世与空园

第五章 帝国的黄昏

 一、梦断烟波敛爽殿

 二、火烧圆明园

 三、西宫之变

 四、颐和园的囚徒

 五、津门御苑

第六章 避暑山庄涅槃

 一、民国时期的避暑山庄

 二、熊希龄与“热河行官盗宝案”

 三、军阀与日军占领时期的避暑山庄

 四、凤凰涅槃

参考资料

本节题记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回应古北口总兵蔡元“请行修筑长城”的上谕(《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无独有偶，康熙皇帝到多伦诺尔与喀尔喀蒙古的首领们会盟时，也曾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伟人的思想是相近的，但仍有所区别。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与李世民不同，康熙皇帝无意贬损前朝的帝王，而且他与太宗皇帝的思想也站在相异的立场：李世民以强大的军力驱逐突厥，而康熙的故乡就在长城之外，他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帝国的君主，自然具有独特的攘外与安内的思维方式。

长城在千年的时光中守护着华夏文明古国，秦始皇把战国时代齐、楚、魏、赵、韩、燕的边墙连为一体，“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但长城尚未完工，秦朝就亡了。以后历代帝王皆为长城的修筑而大兴土木。长城是隔绝的大墙，它隔绝中原与塞外的一切，让华夏文明独立在其他民族之外。同时，长城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墓地”(R·西尔弗伯格，《漫长的边墙》)，它宏伟冰冷的城砖下埋葬了约四十万被强征来修筑它而死亡的人民。然而，事实上，日久年深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长城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原王朝强盛时，发兵远征塞外，无需筑长城就可以解决边患——秦皇汉武驱逐匈奴，出塞追击，军威浩荡，何须长城？中原王朝衰落时，长城更是毫无用处。明朝末年腐败不堪，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边患层出不穷，内外交困的明朝无法抵御清兵人关，这种情形下的长城对于抵御塞外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反而起到消极的作用。因为长城难以全线分守，却又是最重要的心理防线，当它的任意一点被攻破的时候，意味着整个中原王朝门户的失守，民心与军心会受到巨大的动摇，同时使入侵者士气更为振奋。总体而言，长城对于中原的作用始终是负面的，然而它的身躯太宏伟了，毫无疑问又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是一个逝去的、没有意义的悖论。

历史上春秋、战国、秦朝、西汉、金代、明代都曾修筑过长城。其总长度达一万五千多公里，约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十分之三。清代所遗留的长城多为明朝所修建，工程基本集中在明朝逐渐对蒙古丧失了军事优势之后的万历年间。明代共大修长城十八次，先后历时一百五十多年才大功告成。但是长城不是战线，起不到任何作用。当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出塞后，蒙古人将他擒获。在明朝末年，皇太极也曾多次派兵由密云一带攻破长城，侵入明朝领土，还曾经一度占领北京东部的数个重镇，多铎和岳托最远曾深入至山东济南，掳掠之后从容返回关外，进出长城如人无人之境。虽然清军最终是由吴三桂引人山海关的，但在此之前，长城已经数次被攻破。时代的变迁已经让长城逐渐失去了它的军事作用，成为一件恢宏而巨大的无效防线。明朝隆庆年间，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力主修建长城，但他在亲自主持长城的修建时则产生了“长城以瑕，则百坚皆瑕”的担忧。可是，除了年复一年的修长城，中原王朝又能怎么做呢？

到了清代，如果清朝政府处理不好西部与北部蒙古民族关系，或许再修长城就会迫在眉睫了。清代中央的理藩机构，最初称“蒙古衙门”，可见蒙古对中原的威胁。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帝王和军队都畏惧蒙古军队，因为蒙古的骑兵如排山倒海，铁蹄踏遍山川沃野，他们是天生的征服者。康熙皇帝以史为鉴，纵览了中原从秦朝以来的边患，认识到“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而反复地修筑长城只能虚耗国库，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也是中原王朝屡屡失守的重要原因。为了抵御蒙古的扩张，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何尝没有在草原上修筑长城呢——金代自1148年开始修筑长城，漫长的金代长城东起莫力达瓦向西南方向经过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赤峰、乌兰察布盟，消失于武川县南的大青山群山之中，全长五千余公里，是今内蒙古境内最长的长城。但是金朝人筑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蒙古人，也给自己带来灾难：

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

郝经在这首《古长城吟》中提出了一个命题：三代有道，无(须)长城。

于是，康熙废弛了长城的修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墙，这道大墙是无形的，它不隔绝民族，不固守土地。康熙设置木兰围场，以木兰秋狝的方式获得蒙、满之间的民族认同与融合，来达到“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的目的。这道大墙也是具体的，它就是热河行宫(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的大墙，它阻挡了隔阂和猜忌，促进了包容与交流。当康熙在武烈水河谷策划热河行宫的修建时，这座清王朝的夏宫就被赋予了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康熙把这座清王朝夏季的政治中心建于长城之外蒙古人的牧场上，并兴建藏传佛教庙宇，以宗教、文化的民族融合手段解决了边患，正体现了康熙皇帝政治的智慧、强大的信心与博大的气魄。

避暑山庄的宫墙高大宏伟，形似长城，至今仍被当地人称之为“小长城”。然而这一切背后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正是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模式的历史性转换，使“中国”史无前例地具有了当代中国的涵义。长城圈住的是中华大地，康熙的大墙圈住的是避暑山庄。虽然康熙的大墙形似长城，避暑山庄也酷似中华大地的缩影，二者却不属于同一时空。一切已经时过境迁，长城之外是满洲人的故乡，是蒙古人的牧场，长城不再是国境，长城内外皆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切非凡的变迁，使得“康熙时期中国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戴逸)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鸟巢中心的巨大活字印刷板上万里长城的雄伟身姿隐没在漫山遍野的桃花之中，鲜花之海取代了冰冷的砖石。正如这一精彩绝伦的表演所表达的深刻寓意，伟大的国度必然具备包容天下的胸怀和开放进取的精神。

中华文明的世界精神在6世纪依托于长安城，在21世纪依托于北京城。这些伟大的城市都曾给一个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然而，在16世纪，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却是一个诞生在京城正北荒僻河谷中的塞外小城，与那些千年古都相比，它的起源太简单了：避暑山庄峻工后，这座城市也就渐渐成型了。P18-22

洪水·北人·行宫

承德。塞外的冷风掠过避暑山庄的湖面，穿行于游廊中。康熙将一片青山碧水化作庞大的花园与宫殿。山庄周围群峰环抱，天高云淡，刹宇如海，大佛矗立，钟声悠扬。这是一个因政治与宗教的结合而起源的城市，它永远让北人的铁蹄与刀锋消弭在这曾经荒无人烟的河谷之中。

江南。水乡的雾气笼罩着精致的亭台楼阁。乾隆在这里留下一座座已经沉寂的古行宫与石碑。鱼鳞石塘宛若海上长城，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这一切记载了他曾经为连年泛滥的洪水如何挥金如土，大兴土木。然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他众说纷纭的艳闻趣事与匪夷所思的身世之谜。

北京。阳光铺洒在荒芜的野草上，焚灭的废墟点缀着干裂的土地。咸丰所抛弃的那一片片断石残碑如累累白骨般呈现在光影之中。它们沉寂如遥远的古罗马角斗场、柬埔寨吴哥窟、玛雅文明遗址。然而圆明园的大殿不是因时间而消亡的，它是一个庞大王朝被撕裂的残片。

这些清代行宫带有它们所诞生的城市印记以及那个地点与那个时代烙印在土地上的一切。似乎它们因清代而生，又随清代而消亡。然而，究其根源会发现，它们诞生的缘由却隐藏在中国历史遥远的过去。

自古以来，有两件事情在千年的时光里不断困扰着世世代代的中原王朝：一是水灾，二是边患。水灾主要指两河流域与钱塘江海潮的泛滥。所以，能有效治理水患的人们被千古传颂，如大禹、李冰父子、吴越王钱缪。边患主要指中国北部、东北部与西部游牧民族的掠夺与入侵。因此，能以武力或和平方式解决边患的人们都被铭记史册，如霍去病、岳飞、王昭君、文成公主。北人与洪水对中原的困扰造就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和数不胜数的英雄人物。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抗击游牧民族入侵与治理南方水患的历史。到了清代，当满洲爱新觉罗氏与贵族们完成了从入侵者到统治者的角色转换以后，与历代汉族王朝一样，他们所需要面对的仍是这两件繁杂而艰难的事情。

水患从始至终困扰着中国。中国是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治水社会。这种社会由于经常性的水利工程而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后者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由此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从悠远飘渺的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就不断泛滥成灾。部落联盟的首领尧派鲧去治水，但鲧只知造堤筑坝，严防死堵，最终洪水冲塌了堤坝，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尧杀了治水不利的鲧，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一改父亲治水的弊端，开渠排水、疏通河道，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大禹。具体到大禹这一个体人物，宏观到治水所产生的治水社会，中国人与水的抗争都是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事务，清代帝王自然不能例外。这个由东北的游猎部落演变而来的政权是否能成功治理南方的水患，成为影响他们成功统治中原的重要因素。除拨巨款修筑水利工程以及南巡视察河务之外，康熙皇帝还在绍兴府徒步拜谒大禹陵，以示崇敬。乾隆皇帝亦多次拜谒钱王祠，并作诗颂扬。他们不仅想要表达对于治理南方水患的决心，也试图显示自己皈依华夏文明的诚意。

中原王朝治理水患的智慧在清代以前并未体现在解决边患问题上。秦始皇筑起了长城，直到明代，这道宏伟的大墙仍是游牧民族和中原与生俱来的界限，它试图以严防死堵来阻隔北人的骏马和刀锋。但是，北人比洪水更凶悍，大堤也许能防御洪水，但是长城却无法阻隔铁蹄。契丹、蒙古、满洲等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已经反复证明了长城防御功能的失效。到了清代，统治者从塞外而来，废弛长城的修筑已是必然。那么，清王朝的防线又设置在哪里呢？同为北人，蒙古人显然比满洲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要小，对自己的传统也更坚持。元朝之前和之后，他们始终作为中原巨大的威胁而存在。到了清朝，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清统治者作为民族融合的媒介，传承着汉族的统治方式与文化特点，又与蒙古各部落保持着血脉与精神的密切联系，在强悍的游牧民族与古老的农耕民族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从而使整个帝国保持长久的和平与统一，将这道永恒的边界消弭在狂欢、围猎、盛宴与林立的刹宇之中。北巡，就是达成这一局面的基本手段。而北巡途中最重要的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则是作为联络少数民族的宗教基地与接见外国使节的外交基地而存在的，它见证了清代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程。

除南巡与北巡外，清代的皇帝有大量的时间驻跸在北京的行宫中。这些花园基本只用来处理朝政和休闲，没有出巡作用。但是它们身处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见证了清代最核心与最浓墨重彩的历史。在清代晚期，它们也经历了最为惨痛的命运。

清王朝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传奇，清代行宫是一个充分而独特的载体。热河行宫(承德避署山庄)见证了一个新兴的王朝在长城之外展示的大国气度；江南行宫记述了一个鼎盛的王朝于街头巷尾流布的隐秘传闻；北京行宫承载着一个衰败的王朝灭亡前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苦痛历史。作为历史的有形载体，清代的行宫比紫禁城更丰富地刻画了整个时代的图景。在这一座座精美舞台上，曾经上演着政治、民族、文化的历史大剧。

这些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色各样的清代行宫，它们不仅是建筑、风景、文化、风俗的标本，不仅是清帝一次或多次出行的足迹，也是一刻或一段历史的完整再现。它们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记载着清代蒙古族、藏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与外国使节浩浩荡荡朝觐中央王朝的宏伟篇章，讲述着江南水乡曲折隐秘的民间故事，演绎着帝国穷途末路时人民的罹难与家园的毁灭，展现着多种多样的历史样貌。清代行宫，是一册册在时空交错中完整保存着历史的书籍，翻开扉页，它将揭开尘封已久的秘密以及给予我们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启示。

完颜亮

2008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