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知道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因为他主持编修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一点不必多说，因为今天我们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他之赐才得到的。

但是，历史上的司马光，更加丰富。

在本书中您将看到，他还是一位旅游发烧友，他喜欢设计自己的居所，而且，他也像所有的好父亲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一个民族，存在，定有其存在之理；一种文化，繁衍，亦必有其繁衍之奥。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已存在、繁衍了五千多年，其问，这块士地上尽管曾经兵连祸结，读书人尽管常有黍离之叹，然而，任何暴君和强盗都不能割断我们文化中那些最韧的筋和最硬的骨。这些筋骨早已熔铸成一个民族的精神。

这套小小的“人文丛书”。用浅易、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卜自孔子下迄胡适的十几位人物的言论与事迹。他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要塑造者，懂得他们，我们会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追随他们。会使我们的人生变得醇厚丰赡。

引言

为什么必须是司马孚

司马光砸缸

名列进士甲科

孔子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交趾国送来两头怪兽

自我放逐

嘉祐四友

谏官司马光的七道奏札

苏辙的试卷该入第几等

上元节妇人裸戏于前

尊贵如公主，也可能遭遇婚姻不幸

辞知制诰

皇位该由谁来继承

遗赐，实不忍再受

皇帝与太后不睦

请停刺陕西义勇

西边与北边的敌国

皇帝该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爹

书局已成立

辞翰林学士

司马光教你理财

帝国的流民

到底要不要诱降

登州谋杀案

郊赐，该不该辞

《上体要疏》

辞枢密副使

致信王安石

胡不归

迂叟的独乐园

与吴丞相书

似水流年

耆英会与真率会

《资治通鉴》的好主编

出任门下侍郎

新法，请变革它

位极人臣

人才的标准

斯人已去

后记

为什么必须是司马孚

关于司马光的祖上，《宋史·司马池传》说：“司马池字和中，自言晋安平献王孚后……”司马池是司马光的父亲。苏轼所作《司马文正公行状》则说：“公讳光……晋安平献王孚之后……”

司马孚到底是谁？司马光和他的父亲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位西晋时的远祖呢？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

《晋书》上说，司马孚共兄弟八人：大哥司马朗，字伯达；二哥司马懿，字仲达；司马孚，字叔达；四弟司马馗，字季达；五弟司马恂，字显达；六弟司马进，字惠达；七弟司马通，字雅达；八弟司马敏，字幼达。八兄弟当时都很有名，时号“八达”。

为什么必须是司马孚呢？我们先来看司马孚的事迹。

《晋书》上说，司马孚温厚廉让，这容易使人想到谦谦君子；而且学问不错，博涉经史。在汉末的社会大动荡中，弟兄们已经慌慌张张奔走在逃命的路上了，司马孚依然批阅不倦。司马孚秉性通达而宽容，以操守与清白立身。当时有个叫殷武的大名人，曾因犯罪而遭放逐，别人都不敢或不愿与他交往，而司马孚去拜访他，与他同吃同住。

司马孚曾被曹植——我们都知道那是位天才诗人——选为属官。当时曹植恃才傲物，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司马孚痛加规劝，曹植往往当时觉得扫兴，但过后一想，又觉得司马孚很有道理，于是常常向他道歉。后来司马孚升任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曹丕。曹操死的时候，曹丕号啕大哭，不能自持。司马孚劝谏：如今先帝晏驾，全天下都在等着您的号令，您该上为宗庙考虑，下为万世国家考虑，怎能学匹夫行孝？过了好长时间，曹丕终于止住哭泣，说：你说得没错！起初众大臣听到皇帝驾崩，一下全都懵了，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司马孚厉声道：如今先皇驾崩，天下为之震动，应及早奉太子即位，以安天下民心——光哭有什么用！于是与尚书一起遣散群臣，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接着操办丧事，拥太子即位。

文帝曹丕即位伊始，需要选调一批重要官员。皇帝做太子时的旧人们纷纷说情托关系。曹丕就打算起用他们，不再调用其他人了。司马孚说：治理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好皇帝不成，但没有稷契那样的贤臣也不成啊！您刚即位，正该进用天下贤能，唯恐人家不来，怎能只用自己的私人？而且，官员选择不当，得到官职的人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会珍惜！于是，改作其他人选。

当时孙权臣服，请送人质，并许诺送还被俘的魏国大将于禁。但过了很久，也不见于禁和人质到来。曹丕问司马孚，司马孚说：东吴地处偏远。对于蛮夷，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用咱们的礼数要求他们。孙权没送人质来，于禁也没有到，您先别急，再宽限他几日。现在我们应秣马厉兵，静观形势发展。东吴从孙策到孙权，讲的是实力强弱，不在于一个于禁。于禁没有按时到达，一定别有原因。后来，于禁终于到了，是因为路上得病，耽误了行程。

司马孚在财务管理方面也颇有才能，而且，对部队的后勤供应有灼见。魏文帝曹丕设立度支尚书，专门负责军国的财政收支。因为国家经常打仗，所以这个位置极为重要。魏明帝即位后，有心让司马孚出任度支尚书，就询问左右：有其兄司马懿的风范否？一回答说：差不多！皇帝听后非常高兴，说：我得两个司马懿辅佐，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于是转为度支尚书。当时诸葛亮数出祁山，关中战事不断。每次诸葛亮攻来，戍边部队不能得胜，等到内地援军赶到，往往早已贻误战机。司马孚认为：要想打胜仗，就得提前做好准备。既然关中常有战事，不如另选两万军队作为预备。关中连年战争，粮食布帛不足，应调拨五千壮劳力，到边地屯垦——秋冬教习战事，春夏从事生产。从此，关中充足，战事有备。  其后，大将军曹爽专权，司马孚远害避祸，所有事务，全不参与。

司马孚打仗的方式比较奇特。当时东吴包围了魏国某城池，司马孚督二十万大军，前去解围。众将都想速战速决，而司马孚说：所谓进攻，就要借人之力；要使些计谋手段，不能强攻硬打！这样滞留了一个多月，才开始进攻。东吴军队从没见过这种打法，莫测高深，以为遭遇强敌，于是望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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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都知道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因为他主持编修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一点不必多说，因为今天我们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他之赐才得到的。

然而，您可能不知道，其实研究历史，只能算作司马光的副业，是他业余时间做的事情。《资治通鉴》基本是在他政治上不大得意的十五年里，捎带完成的。他的主业是从政，他一生的主要身份是政治家。在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学者和政治家还不像今天这样分离；实际上当时许多有名的政治家，同时都兼有文化上的身份，比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等。

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光基本没什么争议；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却争议多多——可以说在他的身后，争议就从未止息。王安石的变法与司马光的反对变法，一样的决绝，一样的义无反顾。孰是孰非，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史家争论的热点。

如果政治观点可以见仁见智，是是非非我们不好判断，那么是否得民心，判断起来就要容易得多。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看他去世以后老百姓的反应。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任上猝然辞世。史书上说：司马光辞世的消息传开，京师汴梁的老百姓纷纷停下手中的营生赶去吊唁，甚至有人为购买祭品而卖掉随身的衣物。司马光的灵柩回家乡夏县安葬时，哭送的人成千上万。就连封州(治今广东省封开县东南)的父老，也相率致祭。朝廷派去护送灵柩的官员回奏说，老百姓哭得非常伤心，就像哭他们自己的亲人一样。全国各地赶去送葬的，有好几万人。京师百姓将他的画像刻版、印刷，家家都要请一幅，开饭之前必先祷告；各地也纷纷托人前来京师求购。需求量如此之巨，以致有画工因此而致富。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我们还可以有如下补充，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说：“温公可谓知、仁、勇。他那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清·顾栋高《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遗事一卷)意思是说司马光智、仁、勇兼备。他治国救世，规模稍大，又有学问，为人严谨而刚正。明代学者方孝孺则评价说：“儒者之泽，大行于民。伊、周以来，惟公一人。”(《司马光像赞刻石》)意思是说能将儒家的主张施行出来、惠及百姓的，伊尹、周公之后，就只有司马光一个。

司马光的政治家身份影响到他的著述。《资治通鉴》不是一部单纯的史书，这一点我们从书名就可以看得出来。反过来，他的史学家的身份也影响到他的从政。纵观司马光的政治生涯，他对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同知谏院一类的职位，都非常乐意接受；而对修起居注、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一类的职位，则再三推辞。关于这一点，司马光曾解释说：“独于解经述史，及以愚直补过拾遗，不避怨怒，则庶几万一，或有可取。是以每于拜官之际，辞所不能，而不辞其所能。”(《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十三《辞枢密副使第三札子》)意思是说，他的长处在做学问和在议论朝政，补过拾遗；与此相应，合适的就接受，不合适的就推辞。

除《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以外，司马光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传世。此外还有《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元经)》一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补传》一卷、《河外谘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从这些著作，我们可以勾画出司马光的一个轮廓。

但是，历史上的司马光，更加丰富。

在本书中您将看到，他还是一位旅游发烧友，他喜欢设计自己的居所，而且，他也像所有的好父亲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我和司马光是同乡。

在我幼年的生活中，司马光似乎无处不在。人们会不经意地提到一些事物，它们与司马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比如我母亲下地劳动回来，她会说：今天去司马村岭上摘棉花了，真累呀！司马村岭就是温公祠所在的峨嵋塬，司马村则是温公祠附近的一个村子。上学以后，同学中有姓司马的，据说他们的姓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司马光。我有一阵子对这个复姓非常神往，同时，恨自己的姓过于平庸。南街是夏县县城里一条普通的街道，好几年中，我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那里。后来我知道，在明代万历年间，司马光的后人们从浙江绍兴出发，辗转数千里，返乡定居，他们最初的落脚点，就在南街上。

但司马光又是一个始终不可解的谜。关于这位先贤，大人们只能说司马村岭上他的墓碑很高很大。除此之外，无法说出更多。

受到解谜冲动的驱使，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个初春的午后，少年的我独自从县城的家里出发，骑着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去司马光墓(当地人管司马温公祠叫司马光墓)。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还没有旅游业，司马温公祠周围有很高的围墙，大门紧锁。门口没有一个人，似乎连鸟也很少。八十年代的阳光照着瘦弱的少年，在地上投下他淡淡的身影。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来开。我心情落寞，环顾四周，发现门的旁边立有一块长方形的石碑。走近细看，上面刻着某年某月某日列为某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不死心，推着自行车顺着围墙走，想要找到其他可以进入的通道。但是没有。后来，我爬上了高出围墙的一块麦地。站在初春葱郁的麦地里，我望见围墙内东倒西歪的石羊石马，和一些年代久远的松柏。然后，我去看那通巨大的石碑，因为只有它在围墙外。石碑在一个塔形的建筑里，入口处有铁栅栏。那个建筑破败不堪，似乎摇摇欲坠。石碑非常高大，因此脖子需要仰到几近荒谬的程度，才能望全它。碑文因为隔得远，看不清楚。我依稀记得曾在哪里读过，说碑文是苏轼所写。我当时想，苏轼怎会来到这荒僻的小城？可是如果不来，他又如何写下这些碑文？

我对司马光的研究兴趣，跟那次独自春游的经历不无关系。当时，大门里的事物对我构成极强烈的诱惑，那种神秘感在我后来的人生岁月中与日俱增。

为了彻底解开这个谜，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这本小书可被看作解谜过程的一次小结，同时也是对这位先贤的一次致敬。

我的大学本科学的是哲学，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现在这本小书则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我的所作所为，正应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话：文史哲不分家。

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尚元经先生。这本小书能以今天这样的面目出现，与他的极大热情是分不开的。

读者朋友如对本书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在我的博客留言：

http://blog.sina.com.cn/lijinshan001

2009年1月17日于太原东山听风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