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有几千人的利物浦老上海海员社团，曾是欧洲最早、早大的华人团体。

二战期间，这一团体的成员都做过海员并为英国的蓝烟囱公司服务，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真实记录这一特殊群体特殊历史的著作。

一度有几千人的利物浦老上海海员社团，曾是欧洲最早、最大的华人团体。二战期间，这一团体的成员都做过海员并为英国的蓝烟囱轮船公司服务，随后他们在利物浦定居并生儿育女。这些人曲折漂泊的人生经历可与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华人移民史、世界航运史相印证。可以说，他们就是见证了世界百年历史的“活化石”。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真实记录这一特殊群体特殊历史的著作。

研究缘起和研究方法

利物浦老上海海员群体研究

口述史个案

 01 一生的流离,一生的乡愁（陆良康）

 02 无根的漂泊（萧章银）

 03 生命是一种缘（王妙发）

 04 摇摆的天平（胡信财）

 05 异乡的婚姻与生活（周永康）

 06 简单生活（宋锡德）

 07 责任：将生活继续下去（施德忠）

 08 奔波人生（袁德海）

 09 一生的辛劳（林金泰）

 10 多重婚姻下的漂泊生活（王荣发）

 11 家，让流浪的心靠岸（吴云生）

 12 在异国游戏人生（屠树森）

 13 战争让生活重新开始（翁阿宝）

 14 一辈子的故乡深情（李瑞华）

 15 春卷大王的一生（顾荣春）

 16 一个特殊的例子：从海员到职员（万国良）

 17 生活：从无奈的选择开始（曹增新）

 18 生活是鱼，钱是水（戴永昌）

 19 人生何尝不是一种运道（仇金华）

 20 一个中国家庭的节俭生活（陈永清）

 21 凄凉人生（傅祥生）

 22 定居：寻找生活的新机会（陈长明）

 23 叶落归根的期待和彷徨（陆锡均）

 24 平淡人生（黄长根）

 25 告别漂泊后的艳阳天（全照发）

 26 逝去的情感与生活（徐载祜）

 27 漂洋过海的人生（林阿忠）

 28 孑然一身：从起点到终点（鲍宗安）

 29 一个老上海人的葬礼

附录一 相关时期国内外大事记

附录二 上海方言、普通话及英文词汇对照表

我叫萧章银，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五日(阴历—一著者)出生的，今年81岁。老家在浙江宁波东乡咸祥龚家村。小时候听我母亲说她曾生过7个男孩，没有女孩，我是最小的一个。我的父亲在我只有十二三岁时生病去世了，可我的那些哥哥在我父亲去世前便夭折了。父亲活着的时候，他的脚有病，所以不种田，只教别人家的孩子唱戏，不赚什么钱。家里有五六亩地，雇人耕种，早稻、晚青和糯稻都种。田里的收成供自家吃还有余，就卖掉一些稻谷换作零钱用。穿衣则是自家织的土布。我小时候只读过两年书，因为我太顽皮，心野，读不进书，成天只是玩，与别的孩子打架，经常有被我打的小孩的父母上门告状，那时我就会被母亲教训一顿。现在想来当时要是好好读书就好了。我父亲死于心脏病后，我奶奶对我母亲说，“孩子太小，还不能照顾家，你还年轻，还是回娘家去吧！”就这样，我母亲回到她娘家去了。

我从18岁起就经常到上海去，我家的一个邻居在上海海关做事，我到上海就落脚在他家。那时还只有乘风帆船，没有火轮。开始只在上海玩玩，后来才想找事做。1937年，东洋人正在打仗，我到上海住了两年，在1939年，我碰到了一位同乡，他当时在英国红烟囱(Glen Line)船公司做“头脑”(指中国海员的领班一著者)，我说乡下日子不好过，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撑船，我想乡下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了，上船做海员，到外国去走走，也不错，便答应了他。没料到撑船这么苦，如果事先知道这样辛苦，我也不会去的。我从小没吃过这样的苦头，原本我还以为做一趟海员，从各个地方兜回来，等船再到上海，跳上来回家。谁知这一上船，便打仗了，回不来了，在利物浦住到现在。

我在1939年9月，上了英国蓝烟囱公司的一条名为“爱尔班尼”的客货两用轮，那时英国与日本尚未开战，1940年后，日军占领了新加坡、香港等地，英国船只好改走澳洲、花旗(指美国一著者)那些水路去远东，中国的水路则被切断了，船不去，人也不去，信息也不通了。我在船上的引擎间做，那时的船烧煤，我的工作则是铲煤，一班活下来，手指僵硬得捏不拢，手掌心都是泡，晚上睡觉时直偷偷掉泪，但不干活没钱，只好做下去。我没什么别的本事，只能做下手工作。

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6元港币加1英镑，16元港币可兑换1镑，实际上是2镑。因为我是新手，所以第一个月工资中的1镑被船上的“头脑”抽去，我只剩下1镑。当时1镑等于12个先令，1先令20个便士，半克朗是两先令半，为30便士，都是小的银币，这些都是英国的老货币。从前的1镑可买很多东西，一包香烟两个半便士，有的烟5个便士。那时我们的船先到伦敦，那是我第一次到伦敦，到底是大不相同，十分热闹，虽然在战时，晚上不能开灯，可不打仗时，晚上灯一开，红红绿绿的，还不与花旗一样。但一打仗，连路灯也不开。德国人要炸伦敦，什么地方都炸。那时的中国，日本人也打进去了。我在伦敦花5先令买了一双皮鞋，两镑半可买一套西服，不过我没钱买了。吃的东西更便宜，但食品店没灯，用黑布门帘盖着，因为怕炸弹，但走过门口，炸薯条和炸鱼的香味一嗅就嗅出来了。于是我吃点东西，看电影，花去10先令。原本留下一点，因为下一站到利物浦还要花钱。另外，如果船回到上海，要回宁波乡下，看望家中大人、亲戚，总要送东西的。但谁知从此便回不去了。

船到利物浦，我们海员住在船上，当时很多船还在远东，利物浦的中国人很少，后来打仗期间，船都集中到了利物浦总行(指总公司一著者)，这里中国人才多起来。之后，蓝烟囱公司把岸上的旧房修理好作为寄宿处，给海员住，为公司经营。于是boarding house成了中国海员的“大旅馆”。这里有食堂，最热闹时有几千个中国人，光我们那条“爱尔班尼”号船，舱下、后舱、舱面三部分的海员，加上洗衣房的，加在一起就有50多个中国人。

1940年，我随船回到上海，来回一个航程约3个多月，所赚的钱用的用了，加上打麻将输掉的，没钱了，只好继续在船上做下去。我在岸上玩了一圈，请公司在上海办事处的人代写了个封信给我老娘，随信寄上300元中国钞票，请同乡的朋友带去乡下，但带到不带到，我娘是否收到，我至今不知道。我在这条“爱尔班尼”船上一共做了5年，直到1943年，每年走澳洲是两次半，这条道比去远东远，要从美国、巴拿马绕一个大弯。过巴拿马运河要过一道道水闸，只能在白天走。5年里我到过不少码头，还到过俄罗斯，靠近土耳其的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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