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令人受到启迪的作品，一部智慧的图书。

本书是一部天文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光辉灿烂的简史，它阐明了科学、心理学、信念和文化艺术的惊人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我们了解宇宙的空间与时间。

沿着本初子午线发现宇宙空间和时间。

科学作者徒步行走零度经线，撰写一部精彩的科学名著，在学者的导游下，作一次智慧的启迪之旅，沿着本初子午线探寻宇宙的空间和时间。

序

绪言

第1章 勘测地球

第2章 太空中的地球

第3章 地球的古代

第4章 人类的古代

第5章 宇宙的时间

第6章 宇宙的空间

后记

致谢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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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跋

1783年，威尔斯亲王，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儿子，游览了海滨城镇布赖顿（Brighton），它位于伦敦南部45英里（72.4千米）处。在所有的报道中，他是一个放荡的年轻男人，喜欢喝酒、赌博和拈花惹草。他完全被布赖顿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洋空气和在大海中游泳所迷住，在那儿建立了一座适合他自己的海滨宫殿。

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那简陋的“园林”扩大成为皇家园林，一个愚蠢笨拙而又显赫气派的洋葱式圆顶和尖塔突起的混合模仿品，这种建筑风格有人称之为印度风格，但又添加了中国式样、俄罗斯式样或阿拉伯式样，谁知道还有何种式样。毋庸讳言，由于皇室王子住在此处，后来国王给布赖顿镇特别的装饰，很快，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在王子的令人愉快的圆顶建筑的周围发展起来了。铁路通到了城镇，水族馆建成了，并且著名的布赖顿码头延伸到海洋。尽管王室离开布赖顿已很久了，但是这儿优雅依旧，这座城市是伦敦人逃离大都市繁华而寻找所喜爱的幽静的目的地。

吸引我来布赖顿的不是码头、水族馆或皇家园林。我旅行的目标是城东约5英里（8千米）外的海边郊区皮斯哈文（Peacehaven）。到这儿来旅行的独到之处是沿着纯白垩的垂直悬崖行走。我有一个选择，我可攀登到陡峭山壁顶上或漫步在峭壁下面的海滨人行道，这条海滨小道不是专门为行走而修的，它的目的是保护容易腐蚀的白垩峭壁免受海水的冲击。直到19世纪，工程师建起了防波堤，布赖顿的历史才由主要的乡村观光转变为在冬天风暴期间观看英吉利海峡海水翻滚的壮观景致。我选择了沿着悬崖顶行走，我看到了早在我到达这里以前我就在寻找的东西：一个高高的白色纪念碑，顶部有一个地球仪，这个纪念碑是矗立在悬崖最高的一部分。我到达的地方正好位于赤道以北的北纬50度47分，东经0度0分。恰好是零经度。我横跨在格林尼治子午线两边。纪念碑上的碑文如下：

皮斯哈文

英王乔治五世纪念碑

1936年当地居民所立

以纪念

敬爱的君主1910—1936年间卓著的仁政

并将皮斯哈文的位置标记在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上

此后还有一块较小的匾，其文如下：

庆祝国际本初子午线设立一百年1884—1984　 该匾由皮斯哈文市长议员

阿尔法·克莱顿（Alfa Clayton）揭幕

1984年6月26日

在1884年发生的所有重要事情中，没有比空间和时间的全球化更重要了，也就是确定了国际公认的零经度子午线和标准时间。此前，全世界主要国家以他们各自首都为测量经度的标准。如位于伦敦、巴黎、拍林和华盛顿的东面或西面多少度。每个国家，有时在一个国家之内每个地区，通过日晷将太阳在该地区中午位于天空最高点时作为定时的标准。这样，没有统一的地图，或没有统一的时间。但1884年发生了几件大事情：铁路、电报、帝国大厦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相互依存。通过海底电缆，仅需几分钟就可将信息从欧洲传到美国。通过轮船穿越大洋仅需几天，而以前通过帆船穿越大洋需要几周时间。铁轨横跨各大洲。现在，技术是全球化的原动力。在许多国家中经度标准和时间标准的系统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压力。

在纬度的定位上，大家都一致同意。但一个人在地球南北的位置不能含糊。地球自转确定了极点和赤道。例如，如果你站在北极，随地球自转，星星正好在你头顶循环。北极星接近顶点，几乎不动。如果你在赤道，星星的弧光从东到西划破夜空。北极星接近地平线北部。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你可以通过测量北极星在天空的仰角，来确定自己的纬度。我站在皮斯哈文（Peacehaven）的白垩悬崖上，我位于赤道以北的北纬50度47分。有关这个事实，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对此都无争议。

但经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沿着赤道，我们将哪点定为零经度？我们如何在地图上确定东经度数和西经度数？地球在星星下面自转，但在测量经度时，星星根本无法帮助我们。一个地方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可作为地球东西方的参考点，在1884年以前，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已将他们的地图按自己国家天文台定位。每个国家实际上都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P9-11

在2003年之秋，我沿着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开始了徒步穿越英格兰东南部的旅行。我之所以选择沿着格林尼治子午线行走，并非灵机一动，而是基于历史上发生多种事件，子午线是全世界测量方位和时间的标准。坐落在格林尼治子午线上的皇家天文台由英王查理二世(1630—1685)建于1675年，自1884年以来，它已成为了确定地图和确定时间的国际共同标准。沿子午线的附近发生了许多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艾萨克·牛顿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校舍离此线不远(这儿并非牛顿在林肯郡的出生地)。查尔斯-达尔文在肯特郡当村(唐恩)的家园离子午线仅丽英里半。类似情况，数不胜数。很难设想，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漫步相同的长度，有如此丰富的线索，涉及人类的发现的历史。

《行走零度》记载了人类为了解宇宙的空间和时间所做的史诗般的奋斗。它是一部不断拓宽我们视野的故事，是智力、勇气和亲身体验的冒险经历的故事，是那些敢于认识到人类自己并非生活在宇宙中心的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打破宇宙蛋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一颗行星开始自我意识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发现深不可测的空间和时间的故事，空间和时间可能事实上是无限的。

科学经常被想象为一种由男人和女人从事的枯燥乏味的活动，他们执意除去源于世界的精神和意义。从这些事实并不能进一步得到什么。许多勇敢的人们已经冲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使他们的思路跃上前人从未到达的境界。先驱者们，如尼古拉·哥白尼和查尔斯·达尔文是奋不顾身的革命者，他们清楚：他们的理念会受到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们的抵制。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nno)在1600年受到火刑处死，为他信仰的多元世界猜想付出了最终的代价，该猜想现已为我们所接受。作为一位失明老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被迫跪在一帮牧师的面前，否认他自己确信的地球转动学说。

我们的祖先大概自然而然地相信他们生活在宇宙的中心，与时间同步。莎士比亚写道：“全世界是一个舞台”，他相当确切地表明：舞台是反映人类活动的戏剧性事件的场所。创造世界的神话认为：宇宙是为我们而造的，宇宙以我们为中心，时间除了用于标定人类历史外，就没有其他意义了。尽管人类历史无法与无数星系的宇宙和数十亿年的地质时代相比，但我们对宇宙空间和时间的发现必须看做是人类胆识和灵巧的胜利。毕竟，我们中间谁不愿意生活在宇宙的中心？的确，就我们人类对重要事物的判断力而言，没有什么比设想我们是一切事物的度量标准更值得自豪。为了抛弃我们祖先的那种舒适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蛋学说，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意愿，去构思我们自己对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浩瀚宇宙的理念。在安排对宇宙空间和时间的考察旅行时，我们弃自信求新奇，弃简单求复杂，弃舒服求冒险。每当提及光年和数十亿年的地质时代时，我们或许有点惊异，但值得引以为傲的是，在那历史的探求中，人类心灵已经开始知道那一切，去分享那一切，即使仅仅作为观众。

人类游历宇宙空间和时间，征途中的每一步都受到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称为“亲自怀疑的争论”的困扰：如果似乎不可能相信，那就错了。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受到了他的同时代的人的怀疑，就像哥白尼(Copernicus)、布鲁诺(Bruno)、伽利略(Galileo)和达尔文(Darwin)受到他们同时代人的怀疑那样。宇宙原来大于和老于我们以前所想的可能的大小和古老。光年和几十亿年对我们的想象力受到限制是一种非难，对那些最大胆的、最勇敢的人类思想家超越“常识”的力量是一件礼物。

我们是这种骄傲的传统的继承人。我们站在黑夜天空下，让我们的想象力跟随地球指向阴影，进入那漆黑的深处——月球、行星、恒星、星系，甚至微波卫星记录的那大爆炸的辐射能——穿越旋转的空虚的空间，朝向那奇特的顷刻之间的创造物。进入星星似斑点的黑暗中，我们让我们的想象力翱翔——几步、几英里、几千英里、几百万英里、几光年、几百万光年、几十亿光年，跟随着一条艾德里安(Adrienne)的理论线索、观测以及抑制不住的好奇心，首创于2 300年前尼罗河河口的一个闪光的白色城市里。

我们沿着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处格林尼治子午线结束我们旅行，此处离格林尼治仅仅5英里(8千米)，乘船沿着泰晤士河作短途常见的旅行。这个14世纪的教堂在秀美的凹槽和支柱上平地而起，有100多英尺(30多米)高，使之成为英伦i岛中最高的哥特式的建筑物。16世纪圣母堂里的扇形穹顶是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美丽和精致高耸的建筑。在这里与他处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是指引崇拜者注意力朝向上面的一个神圣的壮丽领域，远离那凄凉的肮脏的地球。中世纪的欧洲的生活是危险的和严酷的。甚至对那些猛烈的、受疾病支配的时代有一点点了解，就会很清楚为什么威斯敏斯特教堂寂静的、发光的和指向上苍的空间受到中世纪的伦敦人欢迎，就像是一个许诺的某件好事。

要不是它的建筑的宏伟壮观，威斯敏斯特教堂可能对21世纪的参观者来说是有点失望的建筑。我走访过的任何其他的中世纪的大教堂在某种程度上都无可与之比拟，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已经被允许成为死后的虚荣——自我中心的一个华丽的纪念碑。那个地方塞满了特别大的纪念物和石棺，庆祝英国男子和女子的生活和成就；有时似乎名望越小，纪念碑却更加自信。这种世间的嘈杂声的干扰效应，使得几乎不可能领会那建筑想要引起的“向上的和向外的”热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旅游者被吸引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诗人之角”的原因之一，乔叟(Chauc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狄更斯(Dickens)及其他文学巨匠埋葬在那里或者立有纪念碑。这些作者的纪念物比较端庄，当然应该如此；毕竟艺术是它自己的纪念物。

来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某些参观者找到了“科学家之角”，在高坛一角附近的教堂中殿旁边。在这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安葬在一个石棺内，其华丽就像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其他的石棺那样，包括这位伟人的一个雕塑像，穿着一件罗马人的宽外袍，像是又傲慢又傻头傻脑的样子。在他的冗长的拉丁语墓碑上一开始就写道：“这里躺着的是艾萨克。牛顿，爵士，他通过一种几乎是神的思想力量和特别是他自己的数学原理，探究了行星的运行和图形、彗星的路径、大海的潮汐、光线的不同，以及别的学者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因此产生的颜色的性质。”

其他的科学家的墓和纪念物较为沉默。组合得多么好啊！他们当中有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地质学之父，他鼓舞了我们沿着我们行走的路线遇到的那么多的探测者。威廉(William)和约翰·赫歇耳(John Herschel)，探索了空问的深处。其他科学家有物理学家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和乔治·斯托克斯(George Stokes)，还有约瑟夫·利斯特(Joseph Iister)，他是防腐外科的先驱者。当然，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躺在一块威严的黑色的石板之下，石板上刻有几行字：“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生于1809年2月12日。死于1882年4月19日。”

可怜的达尔文。他也许会困窘地发觉自己竟然处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而他在人世间如此隐退。他对传统的神学的怀疑给他最后长眠在英国国教徒正教的这个最杰出的象征中提供了另外的不调和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达尔文从事了建造那些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和首席工匠的工作。

“这种人生观中有一种宏伟壮观的景象。”达尔文这样描述进化。在把生命的历史，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种的历史，编织入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空间与时间时，达尔文帮助完成了中世纪的建造者以他们自己处事方式寻求完成的事情：把我们眼力从我们出生时的狭窄的圆圈提升，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字宙之光和壮丽。

“一部精彩的图书。”

——《图书馆杂志》

“一部令人受到启迪的作品，一部智慧的图书。”

——《费城调查研究者》杂志

“一首抒情散文，对宇宙做的深情的旅行。”

——《波士顿环球报》

“雷莫撰写了一部关于忍耐力和所在地的图书，一部关于小块拼成而帮助人们了解大世界的图书。”

——《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