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录了美国1969—1975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在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包括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尼克松水门案、死刑的存废、禁止堕胎是否违宪案等。首度揭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运作的内幕，呈现尼克松水门案等名案判决背后不为人知的过程，凸显美国民主政治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冲突。

本书记录了美国1969—1975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在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包括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尼克松水门案、死刑的存废、禁止堕胎是否违宪案等。通过揭示这些判决背后不为人知的过程——院内的辩论、大法官们犹豫不决的立场、形形色色的意见书草案、大法官之间的对峙及协商等，全方位地展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一时期运作的内幕，凸显了美国民主政治与司法审查的冲突。本书还成功刻画了这一时期美国最高法院十余位大法官的形象——包括其司法理念、个人性格、待人接物等各个方面，使人们得以走近美国司法体系中这一最为神秘的群体。

作者声明

致谢

献给

关于本书

引子

 沃伦法院的尾声

 谁会是下一任首席大法官？

 尼克松与伯格法院

第一章 1969年庭期

 最高法院大厦

 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

 印第安人的遗嘱

 种族隔离的公园

 伯格的分案表

 刑事被告有权获得辩护律师的协助

 扑克牌抢劫案

 道格拉斯弹劾案

 科科伦游说厄尔·巴索再审案

 布莱克蒙提名案

第二章 1970年庭期

 充满争议的校车接送学童制

 挑战米兰达案确立的证据排除法则

 社会工作者检查受救济者家时是否需要有搜查令？

 伯格“更正形象”的举措

 布莱克推动审查有关越战的案件

 “去他的征兵”案

 退伍军人反越战案

 拳王阿里拒绝征兵案

 五角大楼文件案

第三章 1971年庭期

 夏洛特案与校车接送学童案引起了混乱

 布莱克与哈伦离去，新科大法官就职

 山岭俱乐部诉莫顿案

 堕胎案涉及的复杂问题

 反战示威者举标语抗议案

 布莱克蒙的堕胎案草稿

 伯格意图操控分案，引起道格拉斯极度不满

 职业棒球运动的反托拉斯案

 猥亵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吗？

 死刑的存废

第四章 1972年庭期

 备受争议的堕胎案

 道格拉斯的古怪脾气

 猥亵案的审理

 性别歧视案

 聘用外国律师案

 国界巡逻队的搜索案

 丹佛的学校种族隔离案

 校车接送学童的争议

 伦奎斯特的不拘小节

 布伦南的失望与不满

第五章 1973年庭期

 美军轰炸柬埔寨

 性漫画

 校车接送学童案后续

 尼克松水门案

第六章 1974年庭期

 福特继任总统职位

 鲍威尔选助理

 道格拉斯的健康恶化

 布莱克蒙不再事事跟随伯格

 鲍威尔的立场

 道格拉斯的坚持

 唐纳森案

 伦奎斯特企图改变证据排除法则

第七章 1975年庭期

 道格拉斯已无法胜任

 道格拉斯辞职

 史蒂文斯继任道格拉斯的席位

 令自由派担忧的民权案件

 伦奎斯特逐渐赢得上风

 堕胎案的后续

 伯格的谋略与操控

 史蒂文斯的新庭期

 来自五州的死刑案件

 斯图波特领导的中间派

 自由派的式微

第一章 1969年庭期

最高法院大厦

7月之前，首席大法官伯格待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距离新庭期开始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当其他大法官们不是闲在家中休息就是出外度假时，他想要事先巩固他的权力。首先，他将会控制这整栋建筑物。7月19日，仅仅穿着一件衬衫的伯格，将他的助理们以及联邦法院执行官——法院中的最高行政与事务官员——聚集起来，共同巡视这一栋巨大的建筑物。

从他自己专属的小办公室开始规划，伯格说，这问办公室比他以前在上诉法院的办公室还要小，更令人苦恼的是，旁边欠缺一间可当作工作室的房间。身为首席大法官，他是仅次于总统与副总统、在外交上代表美国政府的第三位正式代表，他将会接见外交使节以及拜访名流要人。他指着那问实在太过狭小、不登大雅之堂的房问，问联邦法院执行官：“我怎么款待那些国家元首呢？”绝对不可以如此，他的访客会如何看待他呢？

穿过位于外面的秘书办公室，这群人步入了最高法院里最机密的地方——案件讨论会议室。在这里，九位大法官聚集在此投票或是为案件作出决定。在沃伦时代，只有极少数的圈外人见过这间案件讨论会议室。通常每个星期五，大法官们会在这里开会商讨案件或是进行第一次表决。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助理、工作人员或是秘书——得以进入这间案件讨论会议室。

伯格检查了这间宽大、嵌着橡木的房间以及那张华丽的地毯。一张12尺长、覆盖着绿色毛毡的桌子，立在房间的正中央，在它的正上方是一扇华丽的吊灯。桌子的四周是9张美丽的、高椅背绿色皮制旋转椅。每张椅背上的黄铜名牌，标示着它的使用者。首席大法官坐在桌子尽头，资深陪席大法官则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其他的陪席大法官们就分坐在桌子两旁，一边三个人，另一边四个人。“这个房间足以完美地款待访客们。”这位首席大法官说。他告诉同行的人，在建筑师原初的计划里，这个房间是要留给首席大法官的。或许，在这栋建筑的另一边，有着更多正式摆设的大会议室。“在那里举行讨论会可能会更好。”伯格说，或许在那个“中立的角落”才是最适合的。然后这个房间应该变成首席大法官举行仪式的办公室。他也可以将这个房问当作私人的小型餐厅。接下来，伯格领着大伙穿过走廊，到达法庭，他们从法官席的后方进入，就一如同大法官们来此听审口头辩论或是宣布判决时所走的路线。伯格向下走到那个位于庞大法官席前方的座位，这间垂着深黑色窗帘、庄严的大房间里，有着24根将近44英尺高的大理石柱子，擎天顶着一面雕琢的大理石嵌板，一如大教堂一般。

这位新任首席大法官走到那张律师们向九位大法官进行辩论的讲台前——这里没有证人，也不必出示证据。

“辩论是一门艺术。”伯格说。他回想16年前，当他还在司法部工作时，他曾经站在相同的地方，为美国政府辩论着一件当时最为轰动的案子。检察总长西蒙·沙伯洛夫（Simon Sobeloff），曾经拒绝为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的案件进行辩论。彼得斯是一位耶鲁大学医学系教授，被发现有不忠的行为，并且遭到公共卫生部（Public Health Service）开除顾问的职位（“彼得斯诉霍比”[Peters v．Hobby]）。这项不忠的行为是根据一个匿名的控诉而被揭发的。伯格说，当时沙伯洛夫应该辞职，而不是拒绝为他的客户辩论，即便他的客户是美国政府。于是，沙伯洛夫成了自由主义者以及民权自由主义论者的伟大英雄。但是伯格司法部的老板们，却对于伯格的忠诚感到非常欣慰。那或许是为什么在三年之后他们以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席酬赏伯格，但伯格并没提及他输掉了“彼得斯”案。

这位首席大法官继续告诉他们，他是如何首先得到司法部理赔处主任的职位。在1952年共和党党员大会担任史戴生的竞选总干事时，他曾经在一场重要的资格审核战中帮助艾森豪威尔的人马。

伯格指向那九张大法官们的高背黑色皮椅，每一位大法官选择他们自己的椅子，因此大小与风格各异。有的椅子比其他的要高了一英尺。相较于其他光滑的椅子，道格拉斯的椅子是凹凸不平的，这使它看起来相当不恰当和杂乱无章。伯格说：“将来，只有一种椅子可供选择。”

伯格依然待在讲台上没有离去，他看着法官席，回想起在“彼得斯”案里，曾经与雨果·布莱克大法官在此交换意见。然后他忽然指向法官席的正中央，曾经有一次，他正在回答一个自“那里”提出的问题，而同时另一个问题突兀地自另一边冒出来，十分不恰当地中断他的陈述。因为所有的大法官们是坐在笔直的法官席上，形成直直的一条线，他们无法看见或是听见彼此的发言。他说：“这样的状况必须被改变，我打算将法官席转成弧度，如此一来，大法官们就可以见到他的同僚们。”另外，这个大房间里的音响也很糟糕，他说，那也应该一并改进，或许架设麦克风是个不错的意见。助理们开始感到不耐烦。最后，他们其中一个人建议，如果首席大法官在其他大法官们不在时，率先作了改建的计划，或许会令他们感到不悦，当然，伯格对他的建议恍若未闻。

他们走到一楼的走廊，也是大法官办公室面对的走廊。当他们一行人沿着走廊走时，伯格指出更多不同的问题：诸如需要再油漆的地方、不适宜的照明设备、他还要一个光线充足的书房，等等。他将会订出一个标准的空间使用规则。他想植物应该会为这贫瘠灰暗的大厅带来生气才对。另外像电话系统过于老旧，接线生使用过时插入式的电话总机，丝毫没有效率的自助餐厅也旧了，说是破烂不堪更为贴切。由于没有影印设备，因此资浅的大法官只能使用那几乎无法辨读的复写字迹。也没有电动打字机来做出和印刷品一样质量的信件与备忘录。最高法院外面的景色单调乏味，连警卫也没有白宫前警卫们的活力与专注。

事实上，伯格总结：最高法院大楼与白宫一样宏伟壮丽，有精雕细琢的装饰、柱子、黄铜的门以及最棒的木料，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妥善保养。现在看来，彻底重新整顿是必需的。19世纪的行政系统或许是迷人的，但是缺乏效率。这趟最高法院之行耗时两个钟头。

在上诉法院时期，伯格喜欢享受固定与助理们共进午餐的乐趣。7月21日，他带着他最高法院的助理们，一块儿坐进他的大轿车到他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国家律师俱乐部（The National Lawyer Club）。那里安静的气氛可以让他放松，让他仔细思考。那个午后，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对艾森豪威尔、比尔·罗杰斯（Bill Rogers）以及哈罗德·史戴生的政治回忆。“我怀念政治。”他说道。媒体对艾森豪威尔是不公平的，声称他缺乏聪明；媒体也同样对史戴生不公平，他持续参与竞选总统却不断失败，媒体当作是个政治玩笑嘲弄他。报纸操弄新闻，让它符合编辑的观点。好比《华盛顿邮报》在这最近十年里，编辑们坚持不在报上刊登那些保守温和的上诉法院法官的名字。同时，报纸也夸大了自由派，特别是巴哲隆的决策。助理们不相信他的话，但首席大法官举出例证，最近自《华盛顿邮报》离职的一位记者就曾经向他亲口证实。《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立场是反尼克松、亲巴哲隆，因此必然也是反伯格。这两家报社都曾攻击过他，他们曾经拒绝过他的邀约，而且相信将会持续抨击他。《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曾经是他办公室所订阅的报纸。

他的心情轻松愉快，他很高兴事情渐渐上轨道了。他希望能够将他的书桌以及办公室里其他的家具搬进案件讨论会议室中，并且尽快让一切就绪。当其他大法官回来时，他们将会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伯格的助理们很惊讶，他竟然没有咨询其他人的意见，就独断采取这样的动作。他似乎是将自己推向了一个不必要的对立之中。  回到他的办公室里，伯格发现另一个机会可以达成某件前任者曾经失败的事。沃伦法院已经与国会疏远多年了，特别是与那些年迈、位高权重、保守的委员会主席们。他们对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不喜欢，也厌恶沃伦对他们的冷漠。P16-18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于联邦法院的顶点，并在某些案件中是美国的最后上诉法院。最高法院设在华盛顿一座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建筑物内，紧邻国会大厦。

最高法院的开庭期

自1935年起，美国最高法院就在此开庭。开庭期自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通常结束于下一年度的6月中旬。开庭期内，每个星期五下午，九位大法官便会聚集在封闭的房间中，讨论解决美国最重大的司法议题。

最高法院的组成

美国最高法院从1869年起就由九位法官组成，包括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他们都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获得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其他联邦法院法官一样，只要品行良好就可终身任职，只有通过弹劾才能将他们撤职；他们的薪金在任期内不得减少；任职10年以后可以在70岁带全薪退休，任职15年的可以在65岁带全薪退休。通常说这些制度的目的是保证联邦法官的独立性，使其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大法官的任命

尽管人们都承认总统可以任命在政治上接近他的大法官，但是很明显，总统或任何政治领袖都无法长期控制这样一位被任命者，因为他只要恪尽职守就将终身任职。200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决定总统大选胜负——戈尔对布什一案中，多数派的五人全部为共和党保守派，而公众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总体依旧如故。但是，2004年在大法官格局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对于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俘虏关押一案，美国最高法院却做出了与布什政府的立场大相径庭的判决。它表明，一个大法官在理解含义相当模糊的宪法时，主要取决丁其自身的政治信条。

最高法院的职责

美国最高法院的首要使命是联邦宪法的守护人，具体职责则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很少行使的初审管辖权：

(1)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州之间的争议；

(2)一个外国大使或者公使或者他们的一名被使用人受到控告时的争议。

其二，并存的管辖权。下列案件可以由最高法院初审，但并非它的专属管辖权，国会可以准许低级联邦法院审理，这些案件是：

(1)一个外国大使或者公使提起的诉讼；

(2)美国政府和一个州之间的争议；

(3)一个州和他州公民之间或控告外国人的争议。

其三，也就是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责——上诉管辖权。按照国会规定，最高法院有审理三种上诉的权力：

(1)根据上诉进行审理。即在有关权利的问题上，对低级联邦法院认为某个州的法令违反美国宪法、条约或者法律而被判定为无效所引起的上诉进行审理。作为一种权利问题的上诉还可用于这样的情况，一个州的最高法院曾经做过判决，涉及到美国的一项条约或者法规的有效性问题，而此判决支持了其有效性。

(2)通过调取案卷令状进行审理，它不算是有关权利的问题，而是最高法院觉得这个案件存在对全联邦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时可以行使其斟酌处理权。

(3)当联邦上诉法院要求就某一特定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做出指示时予以指导，最高法院还可发布特别令状，有些被认为是“非常令状”，在这些令状中可以强使一个下级法院的法官去做或禁止去做某件事。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当一个人被非法拘留时发出的“人身保护令”。

为了减轻最高法院上诉案件的负担，1891年美国设立了联邦最高法院之下的中间上诉法院，以便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能够就重大问题充分予以考虑、讨论以及执笔撰写判决理由。采取了减少受理案件的有效对策，即存在着受理上诉裁量的制度(certiorari)。有关宪法问题的大部分及其他上诉案件中，仅有一些被认为满足要件、有重大意义和利害关系的案件才会附加判决意见。以本文所见20世纪70年代的资料来看，美国最高法院一年间处理的案件是五千余件，其中大多数都只有一个简短的裁决，不是说有关事项不合要求，就是说案件无关紧要，无需最高法院审理，真正审理判决的案件仅在一二百件。

最高法院判决形成的过程

最高法院在做出判决之前，法官先要研究诉讼记录和要点摘录，并听取口头辩论。通常给予诉讼各方半小时的陈诉。也有例外，如果一个案件具有非同一般的全国意义，则口头辩论可以进行较长的时间，甚至数天之久。案件于开庭期的每周一、二、三进行辩论，而由全体法官参加的正式会议则在每星期五举行，后来又在星期三的口头辩论之后增加了一次简短的讨论会。

这些会议主要指派哪位法官起草判决意见，这一斟酌的处理权由首席大法官行使，如果他在最初投票时属于多数派，则由其拟定判决意见；如果他属于少数派，则由多数派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拟定。同时，即使没有被委派的任何一位大法官都可以撰写相同或者不相同的个人判决意见。当一份最终的判决意见草案形成后，多数意见的草拟者应把草案送交其他大法官传阅。大法官可以在最后意见完成之前随时改变自己的投票。意见可以进一步修改，有的会历经十多次或者更多的修改，才能作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或者多数意见的判决得以通过。由于种种原因——包含缺员或者回避，6位大法官构成法定人数。最高法院的年度审判情况定期公布在《哈佛法学评论》每年11月号上。

总统弹劾与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兄弟们》牵涉到“水门事件”，就有必要讨论一下最高法院在尼克松辞职中所起的作用。在美国动荡的重建时期，曾尝试过对总统的弹劾。结局是令人恼怒的安德鲁。约翰逊保住了总统的位置(仅仅依靠参议院多出的一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多数宪政学者的预测是：弹劾总统这一制度作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业已消失。显然，“水门事件”的发生使得他们大跌眼镜，理查德·尼克松的灾难性决定：掩盖对民主党总部(位于水门大厦，后来成为丑闻事件的代名词)的非法侵入，再加上之后一系列的错误举措，导致弹劾总统程序的启动。1973年7月24日，最高法院对“美国诉尼克松案”做出判决，否决了尼克松拒绝交出录音带的行政特权。判决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却至关重要。17天后，尼克松辞去了总统职务。同时，这一判决传递出混乱的信息，最高法院破天荒地认定总统享有宪法给予的行政特权，可以保留一些免除参议院或者司法机构检查的材料，只是尼克松案的特殊性，使其不得利用这一特权。无论此案多么富有戏剧性，最后也没有明确最高法院真正权力的界限。

事隔25年后，另一位总统克林顿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只是这次的行为不端有所不同。在1997年克林顿诉琼斯案中，最高法院认可了保拉·科尔宾·琼斯对克林顿总统提出性骚扰诉讼的权利，从而否定了克林顿的诉求：总统可以不必在此类诉讼中应诉，此豁免权直至任期结束。判决认为，克林顿在此案中的应诉不会影响他履行总统的职责。正是这个判决使得最高法院在总统弹劾闹剧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中，最高法院给三位美国总统的命运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这些判决非同凡响，人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但是最高法院作为法治的坚定捍卫者的公众形象还是得到了维持。  关国权力的另一个象征

最高法院曾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形象。它作为公断者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确认联邦政府的中央权力和各州地方权力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它在保护公民免受违宪权力侵害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的权力体现在两个侧面，一方面由国会和总统领导的政府机关来代表，另一方面为最高法院和宪法所象征。把司法功能和政策制定功能融合在一起，就是最高法院独一无二的动人之处。这种融合必须保持平衡，它既是最高法院权力之所在，又决定了它权力的界限。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功能褒贬不一，其作用应该如何体现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希望它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有人希望它仅仅成为消极处理的角色，两种观点都将长期存在下去。

在中国已经有不少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学理论著作，但是从常人眼中去探索、理解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兄弟们》可能是第一本。作者从记者角度让我们认识身处孤傲王国之中的大法官们，了解他们如何作决定、有些什么样的争议、大法官之间意见的对立与协调，以及在判案中大法官价值取向形成的奥妙等，从而通过另一个侧面打开了认识美国最高法院的窗口。

正如野史是我们探索历史真相不可缺少的部分，并非法律专业人士的记者给我们描绘的场景，同样也是认识美国司法系统的途径。同时，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宪法不仅属于司法界、政界或者法律学者，它属于每一个人。为此，从多角度去理解美国的宪法以及最高法院，是我们认识美国宪政必须采用的方法。

最后，让我们借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从哪里能够获得比这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仿效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

爆炸性新闻……有关最高法院的最有争议的书出版了。

——《洛杉矶时报》

一本引发各界热烈讨论的书。第一本解密世界上最重要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内幕报道。单单是这个理由，就值得你翻开这本书来读。

——《商业周刊》 惊世之作！笔调轻快，披露了引人注目的内情。

——《华盛顿邮报》书评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伍德沃德和阿姆斯特朗，感谢他们愿意粉碎阴谋、披露真相，并最终做到了这一点。揭发体制运行的实貌是新闻调查的最高传统，它与最高法院一样将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周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