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伊斯兰》的作者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大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后殖民思潮先驱。他从1963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也是巴勒斯坦独立运动西方世界最雄辩的代言人。萨义德著述颇丰，尤以“中东三部曲”著名，本书为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新闻报道中的伊斯兰，下分伊斯兰与西方世界、解释的共同体和君主的故事3个章节；第二章是伊朗的故事。作者从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对西方新闻媒体报道伊斯兰世界进行考察和论述。此书是理解西方同后殖民世界关系的必读之作，也是当代世界批判传播学领域中的经典。

从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到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西方世界一直被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幽魂苦苦纠缠。在新闻媒体的描述，以及政府、学界与企业专家的应和下，“伊斯兰”竟沦为恐怖主义与宗教狂热的同义词。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利用“伊斯兰”一词，来为其丧失民心的高压政权张目。

在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中，爱德华·萨义德针对伊斯兰被西方媒体塑造出的僵固形象，检视了其渊源和影响。他结合政治评议与文化批评来揭示出，即便是对伊斯兰世界最“客观”的报道，其中也潜藏着隐而不显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扭曲。

新版绪论

绪论

附笔

第一章 新闻中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与西方

 诠释的共同体

 公主事件的前前后后

第二章 伊朗事件

 圣战

 失去伊朗

 未经检验且隐藏的假定

 另一个国家

第三章 知识与权力

 诠释伊斯兰的政治学：正统知识与对立知识

 知识与诠释

附录 “9·11”事件回应

 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

 无知的冲突

对于伊朗诸多事件的反应，并不是发生在一无依傍的真空之中。在公众的文化潜意识背后，有一种对于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与整体东方的长期存在心态，我称之为“东方主义”。无论是最近出版且颇获好评的小说如奈保尔(V.S.Naipaul)的《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与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政变》(The Coup)，或者是小学历史教科书、漫画、电视影集、电影与卡通，伊斯兰教的形象都如出一辙，无所不在，而且都取材自对于伊斯兰教长期以来的观点：也就是经常将穆斯林嘲弄贬抑为石油贩子、恐怖分子，以及新近出现的残酷暴民。相反地，无论是在一般文化或特别是在对于非西方人的讨论中，都很少看到以同情态度来谈论甚或思索——更不用说是描绘——伊斯兰教或任何伊斯兰事物。如果要他们举出一位现代伊斯兰作家，大部分人恐怕只能举出哈里尔’纪伯伦(Khalil Gibran)，实则他并非伊斯兰作家。专攻伊斯兰教的学院专家面对这个宗教与其中多种文化时，通常会局限于一种虚构的或是文化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框架，其中充斥着激情与防御性偏见，甚至是强烈的反感；因为有这种框架，理解伊斯兰教遂成为一桩艰巨的工作。从1979年春天媒体对于伊朗革命的诸多深度探讨与采访来看，除了将这场革命认定为美国的挫败(当然就某种特殊意义而言，的确是如此)或者黑暗击退光明的胜利之外，其他观点乏人问津。

对伊朗的关注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伊朗与伊斯兰教都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外国仇敌。伊朗被认定是恐怖主义国家，因为它支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之类的团体——真主党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成立，目标是要反抗以色列对黎南的占领，并且被指控输出宗教激进主义，而且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霸权的顽强反抗，特别令人忌惮。《洛杉矶时报》伊斯兰教专家罗宾·莱特(Robin Wright)在1991年1月26日的专栏中写到，美国与西方政府官员仍然在找寻对付“伊斯兰挑战”(Islamic challenge)的策略，莱特引述一位不具名的布什政府“高层”官员的话，他承认：“我们对付伊斯兰教时，必须比三四十年前对付共产党更精明。”这一整篇五栏的文章虽然也提及将“众多国家”简化的危险，但是其中唯一的照片是霍梅尼。霍梅尼与伊朗具体呈现了所有伊斯兰教的可憎之处，从恐怖主义、反西方心态，到“主要的一神教国家中，唯一还会发布一套控驭社会法规以及精神信仰的国家”。文章中完全没有提到，就连在伊朗内部，对于这些法规甚至“伊斯兰教”的定位都有重大且持续不断的争议，对于霍梅尼贡献的质疑也是针锋相对。光是用“伊斯兰教”这个字眼就足以涵盖“我们”观照全世界时的忧虑。雪上加霜的是，克林顿政府已经提出法案，要惩罚其他与伊朗(以及利比亚、古巴)进行贸易的国家。

在辅助说明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普遍敌意时，奈保尔的角色耐人寻味。他接受《国际新闻周刊》(Newsweek International)专访(1980年8月18日刊出)时谈到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然后主动说道：“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缺乏知识性的实质内容，因此必将崩溃。”但是对于他所说的是哪一种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以及他所想的是哪一种知识性实质内容，奈保尔都没有明言：伊朗无疑是他意中所指，但此外还有——以同样暖昧的用语——整个战后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反帝国主义风潮，奈保尔对之发展出一种特别强烈的厌恶《在信徒的国度：伊斯兰之旅》(Among the Believet: An Islamic Journey)一书中显露无遗。在奈保尔小说近作《游击队》(Guerrillas)与《大河湾》中，伊斯兰教是探讨的对象，也是奈保尔对于第三世界全面指控(并为此受到自由派西方读者欢迎)的一部分；这个第三世界是他杂凑了几个怪异统治者的贪污腐败、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与后殖民时期重建本土社会的努力，来说明非洲与亚洲全面的知性败坏。“伊斯兰教”在奈保尔笔下独挑大梁，无论是表现在让可悲的西印度群岛游击队员取伊斯兰姓氏，还是表现在非洲奴隶买卖的遗风。对奈保尔与其他读者而言，“伊斯兰教”可以用来涵盖一个人基于文明、西方的理性观点所最无法认同的全部事物。

小说家、记者、决策人士与“专家”在处理“伊斯兰教”或者现今运行于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教时，宗教热情、争取正义的奋斗、凡夫俗子的弱点、政治竞争，以及被如实面对的男性、女性与社会历史，这些因素似乎都浑然不分。“伊斯兰教”看来就像吞没了多样化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层面，将它们全部化约为一种特别恶毒而且欠缺思维能力的本质。出现的结果大部分都不是分析与理解，而是形态最粗糙的“我们对抗他们”(us-versus-them)。无论伊朗人或穆斯林如何说明他们的正义感、他们被压迫的历史、他们对自身社会的展望，似乎都无关紧要；美国重视的是这场“伊斯兰革命”的发展进程，有多少人被伊朗革命委员会(Komitehs)处决，霍梅尼又以伊斯兰教之名下令执行多少桩怪异的暴行。当然，没有人会将琼斯镇(Jonestown)的大屠杀、俄克拉何马市爆炸案的毁灭性恐怖、对中南半岛的蹂躏这些事件，等同于基督教、西方或美国文明整体。这种等同方式只保留给“伊斯兰教”。

为何这一系列的政治、文化、社会，甚至经济事件，似乎都那么容易以条件反射的(Pavlovian)方式化约成“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到底有什么因素会激发如此快速而过度的反应？对西方人而言，“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在哪些方面有别于第三世界其他部分与冷战时期的苏联？这些问题绝不简单明了，因此必须借由逐项讨论、设定许多条件与区别的方式来回答。

用来指称庞大复杂实体的标签，其暖昧含混已是恶名昭彰，但同时又是无可避免。如果“伊斯兰教”的确是个模糊且充满意识形态的标签，那么“西方”与“基督教”也同样是问题丛生。然而，要避开这些标签并非易事，因为穆斯林谈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谈论基督教、西方人谈论西方、犹太人谈论犹太教，以及他们在谈论另一方时，似乎都是自信满满、斩钉截铁。我并不想建议如何回避这些标签，我认为更能够立竿见影的做法是：开宗明义就承认，作为文化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客观的分类法，“标签”确实存在而且行之有年：本章稍后我会将它们定位成诠释方式，是由我所谓的“诠释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pretation)为其自身之目的而创造的。因此我们要谨记，“伊斯兰教”、“西方”甚至“基督教”这类标签在使用时，至少有两种运作方式，并制造出至少两种意义。首先是单纯的指称功能，例如我们说霍梅尼是穆斯林或教宗保罗二世是天主教徒。这种声明告诉我们某件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隔的最基本资讯。在这个层面，我们区分橘子与苹果(就如同我们区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地步只限于我们知道它们是不同的水果，生长在不同的果树上等等。

这些标签的第二种功能是要制造一种更为复杂的意义。今日在西方提到“伊斯兰教”这个字眼，会意指我先前论及的许多不愉快事物。更有甚者，“伊斯兰教”不可能意指一个人以直接或客观方式获致的知识。我们对“西方”的用法亦可做如是观。愤怒或武断地使用这些标签的人们中，有多少能够确实掌握西方传统的所有层面、伊斯兰律法，或伊斯兰世界的实际语言？显然少之又少，但是这种情形并无法阻止人们自信满满地描述“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特质，或是自以为通晓自己正在谈论的事物。

因此我们要严肃面对标签，对于一个谈论“西方”的穆斯林，或者一个谈论“伊斯兰教”的美国人，这些广泛的概括化背后有一整套同时授予(enabling)又剥夺(disabling)的历史。这些标签带有意识形态，充满强烈情感，其生命力更甚于许多经验，而且能够适应新的事件、讯息与真实。现今“伊斯兰教”与“西方”在每个地方都再度呈现出强大的迫切性。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与伊斯兰教彼此针锋相对的似乎永远是西方而非基督教，为什么？因为人们认定，虽然“西方”在概念上大于其主要宗教基督教，而且其发展也超越了基督教的阶段，但是伊斯兰世界——尽管包括不同的社会、历史与语言——仍然陷溺于宗教、原始与落后。因此西方是现代化的，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文化认同永远是“西方的”；相较之下，伊斯兰教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可以化约为一小撮陈陈相因的特质，尽管从表面上就可看出，其冲突的出现与多样性的经验和西方一样丰富。

P8-14

《报道伊斯兰》一书出版15年来，美国与其他西方世界的媒体一直强烈关注穆斯林与伊斯兰教，而且大多带有高度夸张的刻板印象与来势汹汹的敌意，程度之严重更甚于这本书中的描述。事实上，伊斯兰教在劫机与恐怖事件中的角色，伊朗之类的伊斯兰国家对“我们”与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以及对于炸毁建筑、破坏民航机、毒害水源等阴谋的揣测，都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水涨船高。一群钻研伊斯兰世界的“专家”平步青云，危机一发生就在新闻节目或谈话性节目中大放厥词，发表一堆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公式化观念。同时，典型东方学专家(Orientalist)对于穆斯林——通常非白种人——的理念，尽管先前已受到批判，如今却奇特地卷土重来。这些理念近来声势惊人；然而在今日，对于所有其他文化团体的种族或宗教形象的扭曲，都不能像扭曲伊斯兰教形象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对伊斯兰教心怀恶意的概括化，是西方世界中唯一能被接受的污蔑外国文化行动；描述穆斯林整体心灵、性格、宗教或文化的方式，都不能运用在关于非洲人、犹太人、其他东方民族或亚洲人的主流论述中。

当然，过去15年来，穆斯林与伊斯兰国家的确做出许多挑衅，屡屡闯下大祸，例如伊朗、苏丹、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与利比亚等国。看看下列撮其大要的罪状：1983年在黎巴嫩，240名美军陆战队被一枚据称是穆斯林安置的炸弹炸死；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也遭到穆斯林自杀炸弹客的攻击，死伤惨重。在20世纪80年代，有多名美国人被黎巴嫩的什叶派(shi'a)穆斯林绑架并长期拘禁。1985年6月14日到30日间连续发生数起劫机案——最恶劣的一桩就是环球航空(TWA)班机在贝鲁特被劫持——都有穆斯林声称作案。约--莫同一时间，法国也发生数起爆炸案。1988年泛美航空(Pan Am)第109号班机在苏格兰的洛克比(Lockerbie)上空爆炸，也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伊朗被指称是多个地区叛乱组织的支持者与同情者，因而名声大噪，这些地区包括黎巴嫩、约旦、苏丹、巴勒斯坦、埃及与沙特阿拉伯等等。阿富汗在苏联撤军之后，似乎已陷入敌对伊斯兰教派与部族混战的局面，许多伊斯兰叛乱团体——特别是“塔利班”(Taliban)——当年曾接受美国当局军火、训练与经费的支援，现在正横行阿富汗。曾接受美国训练的游击队员还现身在别的地区，例如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Sheikh Omar Abdel Rahman)，他因为策划1993年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爆炸案而遭定罪；其他人则在埃及与沙特阿拉伯煽风点火，两个国家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邦。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Ayatoallah Ruhollah Khomeini)1989年2月14日下令追杀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教令”(fatwa)，以及伴随而来的数百万美金悬赏，似乎更坐实了伊斯兰邪恶的本质、对现代化与自由价值的顽抗，以及跨越重洋、深入西方世界核心进行挑战、煽动与威胁的能耐。

1983年之后，新闻中随处可见穆斯林宣示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赢得地方选举，但是掌权之路被一场军事政变扼杀。阿尔及利亚至今仍深陷于残酷的内战中，民兵与军队混战不休，数以干计的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艺术家与作家死于非命。苏丹现在是由一个好战的伊斯兰政党统治，其领袖哈桑。图拉比(Hassan al-Turabi)经常被描述为精明而邪恶，是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催眠大师斯文加利(Svengali)与异端宗教家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的综合体。数十名无辜的欧洲与以色列游客被埃及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杀害，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与“伊斯兰促进会”(Jama'at Islamiya)过去10年来实力大幅增长，两者竞相表现其凶暴与绝不妥协的态度。巴勒斯坦人民从1987年12月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走廊(Gaza)以色。列占领区发动“起义抗暴”(intifada)，这段期间以色列曾扶植“哈马斯”(Hamas)与“伊斯兰圣战”(Islamic Jihad)两个团体，以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势力，结果他们却化身为最可怕且媒体报道最广的极端主义范例，屡屡犯下自杀炸弹攻击、炸毁民用巴士、杀害以色列平民等重大罪行。同样可怕的是常被美国媒体指称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Hizbollah)。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safety zone)反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他们自认为、同时也被当地民众认定为抗敌斗士。

1996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以色列总理佩雷斯(Shimon Peres)、埃及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等领袖齐聚埃及的谢赫港(Sharm el-Sheikh)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所谓的“恐怖主义”，其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三起对以色列平民发动的自杀攻击。佩雷斯在一场向全世界转播的演讲中，堂而皇之地宣称：伊斯兰教与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要为恐怖主义负责；而这场会议本身显然也有此种意涵。美国与西方世界媒体对伊斯兰教的反感极深，以至于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何马市爆炸案发生时，媒体纷纷敲响警钟，说这是穆斯林再度发动攻击。我还记得(至今余憾未平)那天下午我接了25通电话，来自报纸、各大电视网与几名反应机灵的记者，他们一致认定：既然我是来自中东地区，著述又多半与中东有关，因此我对此事一定有独到的见解与资讯。阿拉伯人、穆斯林与恐怖主义之间全属捏造的关联性，让我产生前所未有的强烈感受。尽管我不以为然，但是我心中被引发的涉案罪恶感，完全就是外界认定我应该要有的反应。简而言之，媒体对于我和伊斯兰教的攻击——或者说是攻击我与伊斯兰教的关联——正是原因所在。

……

对于本书新版的修订与资料更新工作，老友努巴·霍孚塞平(Noubar Hovsepian)对我助益甚多。玛利欧·奥提兹·罗伯斯(Mario ortiz Robles)与安德鲁·路宾(AndrewRubin)对于参考书目尤其用心。柴尼布·伊斯特拉巴迪(Zaineb Istrabadi)的协助也相当重要。雪莉·温格(Shelley Wanger)则发挥优异的编辑技巧，我受益良多。

萨义德

1996年10月31日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