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以中国之外的“世界”文学的情形为参照对象的,比较文学成为理所当然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式,该研究领域汇集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实力强大的学者,中国学术界在此贡献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成果。新时期中国学人重提“比较文学”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我们称之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多年,各种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都‘红’过一阵子。‘热’过一阵子,但‘年终结账’,细细一核算,我认为在这十几年中扎根扎得最深,基础奠定得最牢固,发展得最坚实,取得的成就最大的,还是最初‘红’过一阵而后来已被多数人习焉不察的比较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设立了以“世界”文学现有发展状态为自己未来目标的潜在意向,并由此建立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不仅囊括了当时新近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集中展示了那一时期的主力学者面对“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的精彩发言,而且以整整4万5千余字的“导论”充分提炼和发挥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对于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著名预言的接受。对于“走向世界”这一诉求的认同,都与曾小逸的这篇“导论”大有关系。一时间,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讨论问题已经变成了保守封闭的象征,而只有跨出中国、融入“世界”、追逐“世界”前进的步伐,我们才可能有新的未来。
1990年代以来,我们重新质疑了这样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的思想方式,更质疑了以“西方”为“世界”.并且迷信“世界”永远“进化”的观念。然而,无论我们后来的质疑具有多少的合理性,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或许充满认知谬误的“世界”概念与幻识,恰恰最大限度地打破了闭锁的思维,让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架构中来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与生命遭遇。这就如同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重启“世界”的概念,第一次获得新的“世界”的知识那样。“世界”一词.本源自佛经。《楞严经》云:“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也就是说,“世”为时间,“界”为空间,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参禅论道.“世界”一词并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描述他们现实感受的普遍用语。不过,在近代日本,“世界”却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间感受的新语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及日本见闻的时候,也就将“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韬的《挟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日书中译的高潮,其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占了相当的数量,“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释译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广泛传播,“世界”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语汇。“世界”一词回传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基本语汇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是的,在l00年前,正是中国中心的破灭,才诞生了~个更完整的“世界”空间的概念,才有了引进“非中国”的“世界”知识的必要,尽管“中国”与“世界”在概念和知识上被作了如此不尽台理的“分裂”,但“分裂”的结果却是对盲目自大的终结,是对我们认识能力的极大的扩展。这,大概不能被我们轻易否定。
20世纪9。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反思,这些以西方化的“世界”知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压抑和遮蔽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特色?我们是否就会在不断的“世界化”追逐中沦落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对象?
其实,l0O余年前,“世界”知识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事实:所谓外来的(西方的)“世界”知识的丰富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壮大,本土的、地方的知识恰恰也获得了生长的可能。l∞余年前的留目中国学生在获得“世界”知识的同时,也升起了强烈“乡土关怀”。本土经验的挖掘、“地方知识”的建构与“世界”知识的引入一样令人瞩目。他们纷纷创办的反映其新思想的杂志,绝大多数均以各自的家乡命名,《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等等。在这些以“地方性”命名的思想表达中,已经没有了传统士人的缠绵乡愁.倒是充满了重审乡土空间的冷峻、重估乡土价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间束缚的激隋。我们所看到的分明是一次次的精神的“还乡”,他们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审视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叉以新的热情激活它。
出于对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批判立场,克利福德·格尔兹教授(Cliffordd Geertz)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并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有过深刻的表述。“肝}胃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它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在作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强调的是那种有别于统一性、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的知识创造与知识批判。P49-P51
这是我的一些批评文字的汇集,较之于那些所谓的“论文”,篇幅短些,但文字也灵活自由一些,因为张柠兄编辑“刀锋文丛”的雅意,也因为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慷慨,得以面世,算是为自己平时零星的感受作一总结。
在出于职业需要完成某些长篇大论之余,我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些短小迅捷的感受的,虽然“当代批评”的声誉未必就佳,但直面当下的“批评思维”无疑是保持我们精神健康的方式之一,只要批评者能够适当远离那些觥筹交错的筵宴,坚守一种孤独的冷静。
当坚守孤独也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到半世纪以前的“民国”,借助历史的距离稍微远离尘嚣,在长篇大论的历史叙述中保留一点真性情,因为,穆旦、冯至、徐志摩与沈从文都不可能跳出来宴请我们了,他们无法通过细致的“策划”影响我们的态度和文字了。
即便如此,坚守也并不容易。读着本书的清样,揣摩着责任编辑李金正先生为了它的顺利出版而付出的种种苦心,那些婉曲的文字处理过程,令我感叹,也令我感动。如何坚守我们自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再一次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感谢陈晓阳博士,感谢李金正先生,他们为这些文字的面世付出了相当的努力。
总序
自序
国学与软实力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答人民网记者问
启蒙告退与国学昌盛——“国学热”观察之一
“国学”之有新与旧——“国学热”观察之二
对抗思维与国学——“国学热”观察之三
软实力与硬道理——“软实力”讨论的观察之一
“软”中如何“硬”——“软实力”讨论的观察之二
我们如何讨论“软实力”?——“软实力”讨论的观察之三
文学与人文
现代与传统:为什么被误读?——我的一段学术遭遇
“寒冷”的真相
语文与我的人生快乐
完善我们自己的“知识社会学”
世界知识与地方性知识
为什么需要中国现代文学?
我们为什么接受了这样的文学格局?——文学史教育与多民族文学问题
神马都是传统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三大难题
什么诗歌?谁的社会?——困惑于“诗歌与社会”的讨论
近三十年中国新诗“伪问题”
十七年文学研究:为什么如此“热”?
巴蜀经验与本土文学
“中心”北京与“外围”巴蜀——中国文化结构一瞥
“巴蜀学派”可以期许否?
巴金逝世与五四的终结?
百年艾青与中国新诗的精神传统
在“合川”讨论路翎的意义
白沙码头 重庆性格 莫怀戚
古琴与画梦中的自我迷醉 ——张于《手写体》
历史现场与民间记忆
为什么是“二十世纪”?——严家炎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另一种意义的“重返八十年代”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 现代卷》
西方还是本土:中国诗学研究的世纪性命题——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
是什么打动了我们?——浓妆淡抹的《第一最好不相见》
共和国历史中的民间记忆——《我的一生 跋》
后记
批评丛书“刀锋文丛”,是一套主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大众文化、影视、音像、传播媒介等)进行批评的丛书,作者为备领域的学者和新锐批评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学有所专,在批评技术上训练有素,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取胜,并力图借此实现批评的独立价值。他们对其批评对象,不做一般意义上的“解剖学分析”,而是更加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符号系统如何潜入当代文化,以及潜入过程中产生的怪异踪迹。
对于文化批评而言,其批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文献意义上的传统符号体系与文化商品意义上的新符号体系,早已在全新的传播媒介中胜利会师,并拉帮结伙地向人示威。它们在街道上招摇过市.在电视节目中口水四溅,在策展会上沐猴而冠,在各种叙事建构中钻头觅缝。通过对其他文化DNA的吸纳和重组,它们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变异能力,是一种可怕的文化
“异形”。它们以新的宿主为掩体,摧毁传统意义上的解剖学和阐释学。要将它们从新媒介这个宿主之中剥离出来,使之原形毕露,是文化批评的重要任务。
因此,作为“微观意识形态”的一根敏感的神经,文化批评不再是书斋里的解剖学,批评者也不再是历史的建筑师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家,更不是神话和象征的合谋者。他们应该是文化相面师,是经验分析的数学家,是新的(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话,就是要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公共领域的话题.成为公共领域话语批判的对象。
有学者将文化批评的特点总结为:一、注重当代文化而不是历史经典;二、注重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三、注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群体(比如女性文化、少数族裔文化、青少年文化、打工族文化等)而不是主流文化;四、注重文化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式的、静态的分析研究;五、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的、综合思维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个总结比较全面。它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当代的、大众的、边缘的、动态的、综台的。换一个说法,作为传统文学的“文学『生”,已经像碎片一样消散在另一个新主流文化(市场和消费)之中,文化批评就是要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之中重新发现“文学性”,在“现代『生”中寻找那些“可以挽回的部分”,在市场的垃圾堆里寻找“文学性”的碎片。
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所谓的“文化热”,但与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关系并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化批评”理论著作。但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还正在探索的途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理论,所有文化批评的方法,都是“拿来”的外国货。一些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需要甄别;文化批评中对中国经验的把握。需要探索和实验。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的批评实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复杂『生还在于,它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符号作为历史经典的出场,往往成为常态。我们的文化批评,还面临着对历史符号进行解码的艰巨任务。无论理论还是方法,都应该从写作实践中来。我们不要被那些貌似严密的仿西化理论吓住。我们应该对批评写作的中国化实践表示敬意,哪怕它的创造是点滴的!
我大致从2000年前后开始文化批评的探索性写作,2003年完成第一本显得幼稚的文集《文化的病症》。在2004~:开始筹备文化批评丛书“刀锋文丛”的出皈事宜。第一辑于2005'年出版.收入了朱大可等人的文集。第二辑于2006~E出版,收入了陈晓明等人的文集。由于出版社改制,丛书原责任编辑调离,“刀锋文丛”出了两辑就停下来了,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一次有缘与重庆大学出皈社合作使“刀锋文丛”重获新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第三辑“刀锋文丛”不是没有遗憾,但总的来说基本符合我的设想。 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
《被围与突围/刀锋文丛》编著者李怡。
《被围与突围/刀锋文丛》内容提要:本书表达了一位资深文学研究者的当代文化忧思。作者指出,在始终强大的环境中,“被围”注定了陷落的命运,它让人们在茫然中自失,在平庸中满足,磨损理想,剿灭信仰,滋长狡黠。而这种境况的改变,只能以人们原本敏锐的感受力的恢复为前提。因此,“突围”也就是使人们恢复对世界的原始感受。但是,世界是被各种假象遮蔽的,只有通过批判和清厘才能使它恢复。本书就是试图化知识经验为工具理性,给读者廓清一面澄明通透的大众文化之镜。
《被围与突围/刀锋文丛》编著者李怡。
批评丛书“刀锋文丛”,是一套主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大众文化、影视、音像、传播媒介等)进行批评的丛书,作者为备领域的学者和新锐批评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学有所专,在批评技术上训练有素,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取胜,并力图借此实现批评的独立价值。他们对其批评对象,不做一般意义上的“解剖学分析”,而是更加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符号系统如何潜入当代文化,以及潜入过程中产生的怪异踪迹。
知识理性的手术刀,批判武器的犀利交锋,学院知识分子书斋内外不甘落寂的文化幽怀。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的系列丛书,名家云集,笔锋犀利,见解深刻,知识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