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领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性质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历史的发展似乎又一次验证了庞德的命题“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剧变中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了丰富而真实的反映。

  在本书的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们为了建筑新的诗歌理想，阐释写作动机，探讨写作技巧，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批评之笔。这就为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丰富的诗歌文本提供了独特而难以被替代的参照系，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收录了对当代中国最顶尖的23位诗人的访谈，这些诗人是：昌耀、牛汉、林莽、杨炼、翟永明、柏桦、张曙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陈东东、清平、蔡天新、西川、臧棣、西渡、桑克、周瓒、朱朱、姜涛、胡续冬、冷霜、蒋浩。在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们为了建筑新的诗歌理想，阐释写作动机，探讨写作技巧，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批评之笔。

昌耀

“荆冠诗人”的最后声息——答《青海日报》记者张晓颖

牛汉

历史结出的果子——答《诗刊》记者晓渡

林莽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些寂静中的火焰——林莽访谈录

杨炼

“在死亡里没有归宿”——答问

翟永明

完成之后又怎么样——书面访谈

柏桦

诗人要勇敢，要有形象——答杨键、朱朱、韩雪等

张曙光

生活、阅读和写作——答钢克

王家新

回答四十个问题（节选）

孙文波

生活：写作的前提——答文林

肖开愚

个人写作：但是在个人与世界之间——肖开愚访谈录

陈东东

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陈东东访谈录

清平

对西渡提问的一些回答

蔡天新

诗是可以携带的家园——答《东方时空》记者

西川

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

臧棣

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答西渡的书面采访

西渡

面对生命的永恒困惑——一个书面访谈

桑克

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答西渡

周瓒

期待那些特定的时刻——答穆青的书面提问

朱朱

“南京硕果仅存的诗人” ——朱朱访谈录

姜涛、胡续冬、冷霜、蒋浩四人谈话录

晓渡（以下简称晓）：您从事诗歌创作半个多世纪了，请谈谈您对诗最深切的感受。

牛汉（以下简称牛）：这应该是一个最好回答的问题，但我恰恰说不好。真要说，不如说偏离了诗的教训太多。我现在常常回忆，不像布罗斯基老是背对着历史，他说曼捷尔什坦姆也从不靠回忆写诗。我却似乎连后背也长了警觉的眼睛。我并不后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当时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很好的同志，其中一些人成了烈士。我没有死纯属偶然。至于满脑子神圣的乌托邦理想，回头看，也没什么不对。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追求生命的价值。问题是后来遭遇的许多事情都令人困惑不解。当“驯服工具”，改造来改造去，越改造越不是人。结果是满脑子的神圣观念与自己生成的性格，与童年期形成的对美、自然、土地、亲人的人生经验满拧，心灵中布满了伤疤和阴影，还怎么写好诗？像《滹沱河和我》那样的创作，10年前我根本写不出来。经历了反思中再生般的回归，才有可能。当然这不是哪个个人的悲剧。 

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那么多的苦难，没有包括监禁、劳改在内的风风雨雨，我的诗也不可能达到后来的深度。这不是说没有打击，我就出息不了：而是说在我身上，时代、人生和诗是血肉不可分的。阿·托尔斯泰形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是“在血水里泡三遍，在碱水里浸三遍，在清水里洗三遍”。这也是20世纪许多中国作家大体相近的经历。但是，中国作家，至少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作家，没有享受“清水里洗三遍”的那种焕然一新的轻松经历。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也许将来我还会写回忆录，或者如你设想过的，写一首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式的。总之要对得起这段历史。

晓：您是“文革”中仍然坚持创作并且留下了优秀作品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您怎样看待自己那一阶段的创作？

牛：我觉得那一阶段的诗在我迄今的作品中仍然是属于最好的。

晓：能谈谈您当时的心态和写作状况吗7．

牛：当时在湖北咸宁干校，绝大多数人都回到北京，我已经完全绝望，或者说看不到任何希望。是诗拯救了我。去干校时我带了几本书，有《洛尔迦诗钞》、李贺的《诗歌集》，还有借的《全唐诗》等。李贺的诗我很喜欢，他的奇思怪想令我痴迷。杜牧给李贺写序说他的诗中多有“牛鬼蛇神”，我当时正是“牛鬼蛇神”。在诗的语言，尤其是节奏上对我影响较大的却是洛尔迦，戴望舒译得很传神。《麂子》、《悼念一棵枫树》等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那阶段写诗最单纯。我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没有读者，也没有上帝；既不想发表，更不想讨好谁，自己写给自己读。往往是吃了晚饭独自在湖边的山丘上的枫林里，边乘凉边打腹稿。身边牛在反刍，我也在反刍。

晓：您说诗拯救了您，这同时也表明了您对诗的某种信念吗？

牛：可以这么说。我不敢妄称诗人，在那种情况下我真正成为“唯心”主义者，以为能拼命写出几首诗也就是维护人，卫护诗，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有力控诉与反击。每写出一首诗，我要快活好多天。

晓：在1989年版的《牛汉抒情诗选·后记》中，您说那几年您“生命的河流经过了一个幽暗峡谷的转弯处，形成了一股深深的回流”，以致“真正觉得告别了过去的人生和过去的诗”，此中当有一段至深的心迹，能具体谈谈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领域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这种变化的强度和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艺术领域，其性质既是革命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历史的发展似乎又一次验证了庞德的命题“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剧变中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时期韵诗歌文本中得到了丰富而真实的反映，虽然这一反映的广阔和深刻程度从未得到恰当的阐释，——某种程度上还被有意遮盖着。一种敏锐而丰盈的历史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这个时代那些优秀诗人的诗歌意识中。自70年代末新诗潮发轫以来，中国诗歌第一次以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开放眼光向广阔而丰富的存在敞开了自身。这种变化的起点多少带有某种戏剧性。8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在进入90年代之际出现了令人怵目的分化和重组。这种分化和重组一方面体现在对80年代诗歌的本体论理想和文本理想的质疑和扬弃，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新的诗学理想的探讨和确立。诗歌写作不但在一个崭新而又困难重重的环境中得到了延续，而且其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得到了加强，在变化中保持和发展了诗歌的可贵的人文品质，并提供了一批极有质量的诗歌文本。“90年代中国诗歌”遂因此成为新诗史上一个醒目的存在。

由于批评的缺席（王家新引钟鸣的话谓至少脱离文本5年、10年），90年代的诗人不得不同对担当起批评家的部分职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批评家（90年代诗人普遍的高学历和丰厚的学识修养也为诗人从事批评工作创造了条件）。臧棣、王家新、肖开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陈东东等一批优秀诗人，同时又是出色的诗歌批评家。诗人们为了建筑新的诗歌理想，阐释写作动机，探讨写作技巧，不约而同拿起了批评之笔。与80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宣言不同，他们的批评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写作行为，在这里，批评是写作的延续，有时几乎与写作本身浑而不分，而不是脱离文本的空洞口号。这一时期，在诗歌与外部（读者、批评界、媒体）的交流几乎中断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末才有了好转——内部的交流却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诗人之间的书面访谈。这一现象使更多的诗人卷入了批评，并与诗人兼事批评这一90年代诗歌界独有的风气相伴而生。在这里，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是优秀的诗人，因此问题的设计恰到好处，富于针对性，而且常常表现了提问者可贵的洞察力，而回答也因此更加饶有趣味和耐人寻思。陈东东、黄灿然对王家新的书面采访是这方面最早的例子（1993年）。王家新这篇题为《回答四十个问题》的访谈在《南方诗志》刊出后，很快被《中国诗选》（成都科大出版社，1994年版）等书刊转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后，陈东东、吕德安、翟永明、西川、肖开愚、臧棣、孙文波等一些较有影响的诗人先后接受了访谈。这些访谈广泛涉及诗学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问题，既有关于诗歌发生学和接受学的探讨，又有关于写作技术的切磋，也涉及具体作品的品评，由此构成了一个内涵深广的诗学体系（当然，它仍在发展和完善中）。无庸质疑，它为理解90年代丰富的诗歌文本提供了独特而难以被替代的参照系。也许它比任何批评家的批评都更深地触及写作的奥秘。因此，将这些访谈收集起来，公之于世，不但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有助于将这种局限于内部的交流推向广泛和深入（此前，这些访谈大都刊登在内部交流刊物上）。这正是我们编选本书的最初动机。

如何评价所谓的“90年代诗歌”，至今仍然是敏感的、极易引起争议的诗歌话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当然首先要依赖于对这一时期诗歌文本的全面考察。90年代末特别是近年以来，文化艺术、人民文学、作家、中国工人、长江文艺等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活跃于90年代的诗人的诗集，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基础条件。此外，听听诗人们自己的说法也理应属于批评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本书的出版希望能为关心诗歌的人士提供一些来自诗歌内部和现场的信息。

本书共收入诗人访谈录20个。为了纪念2000年3月23日去世的杰出诗人昌耀，我们特将其辞世前接受《青海日报》记者的采访置于卷首，以此谨表我们对这位命运坎坷的诗人的哀思和敬意。其他诗人按出生年月排序。这些诗人中既有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高龄85岁韵老诗人牛汉，也有朦胧诗时期的诗人杨炼、林莽，还有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胡续冬、姜涛、冷霜、蒋浩等，主体则是出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活跃于朦胧诗之后的诗人。这个名单囊括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要诗人的大部分。但由于篇幅和资料的局限，也由于并非所有诗人都接受过访谈，遗漏在所难免，希望诗人和读者见谅。限于篇幅，部分访谈在收入本书时，忍痛做了一些删节，谨此说明并祈见谅。另外，在每个诗人的访谈之后，我们还选录了一到两首短诗。这些诗不一定是诗人的代表作，甚至不一定代表诗人主要的风格倾向，但都是感动过编者并一直为编者所喜爱的。在一本诗人的访谈中，如果不能展示诗歌的感性的魅力，不免是一个缺憾，希望这几十首诗稍稍能弥补这一缺憾，并使版面更活泼一点。毕竟，接近诗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去读他们的诗。

编辑此书，发愿甚早，但出版过程一波三折。最早的念头萌发于1997年，1998年编定了第一稿，并交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此稿在出版社压了近两年。后得王家新先生相助，补充了大量的访谈资料，撤销了第一稿中“诗人谈诗”一辑，全部改为诗人访谈录，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也使全书体例更加一致。此稿得当时在中原一家出版社供职的张旭辉先生慧眼相中，但在编辑过程中张兄与顶头上司意见屡屡不合，并成为张兄愤而去职的导火索之一。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并为此对张兄深感歉疚。这次编定的已经是第三稿了。事隔多年重理旧稿，心中别有一番感触。好在这些文字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其价值，而蕴含其中的智慧和热情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快捷的消费主义时代中尤显珍贵。重读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当代诗歌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艰难前行的一串串足迹。它们是诗的见证，也是心灵和历史的见证。

在此对支持这项工作的诗人和朋友表示感谢，尤其感谢臧棣、孙文波在资料收集方面给予的帮助。汕头大学出版社在目前图书市场特别是文学图书市场深度萧条的景况中，慨然为本书提供出版机会，令人感动。许永先生、张军先生对本书顺利出版贡献良多，编辑黄金平先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西渡

2008年5月

重读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诗歌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艰难前行的一串串足迹。它们是诗的见证，也是心灵和历史的见证。

——西渡

我注意到有人已经快到无法慢下来，我注意到人正失去虚度他时间的能力，正像也失去了自己的精力变得集中的天赋。

我知道人几乎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仅担任一个角色，尤其是现在，一个诗人无疑是一头恐龙，并无生存的可能。

——朱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