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以评选的权威、公正、严格而著称的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乃至全球新闻界的最高奖，数十年来，它一直以新闻的公正、客观、准确、自由的精神作为其评选的准则，获奖作品更是因其直面社会政治、世道人心而成为新闻写作的范本。本书是该奖项获奖作品集，通过这些新闻报道，让我们看到更真实、更完整的世界。一部《新闻与正义》分明展示着，那些优秀的记者在与非正义抗争时，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命运就是将自己作品与非正义一起埋葬。

真实是真正的新闻的生命。普利策说过： “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绝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一定要坚信，真实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今天，有那么多的内幕、丑恶得以揭露，仍得益于这一优秀的新闻传统。

本套丛书汇集了西方优秀记者们近100年来对新闻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新闻作品中的经典。虽然这些报道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得更真实、更完整。

导言：作品鉴赏、历史探寻与新闻精神的把握

新闻报道

国际报道

 关于德国的报道(1916) 

 关于美欧关系的报道(1928) 

 关于法国的报道(1929) 

 关于苏联的报道(1930)

 关于苏联的报道(1931) 

 关于德国的报道(1932)

 关于德国的报道(1933)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报道(1935) 

 关于意大利的报道(1936) 

 关于德国的报道(1938) 

 关于德国的报道(1939)

 关于法国的报道(1940) 

 关于中国的报道(1941) 

 关于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报道(1942) 

 关于所罗门群岛的报道(1942) 

 关于所罗门群岛第五次战役的报道(1942)

 关于南太平洋的报道(1942) 

 关于南斯拉夫的报道(1943) 

 关于法国的报道(1944) 

 关于意大利的报道(1944)

 关于法国的报道(1944) 

 关于日本的报道(1945) 

 关于苏联的报道(1946) 

 关于苏联的报道(1947) 

 关于印度的报道(1948) 

 关于苏联的报道(1949) 

 关于朝鲜的报道(1950) 

 关于朝鲜的报道(I950) 

 关于朝鲜的报道(1951) 

 关于加拿大的报道(1952) 

 关于韩国的报道(1952) 

 关于朝鲜的报道(1953) 

 关于苏联的报道(1954) 

 关于苏联的报道(1955) 

 关于古巴的报道(1958) 

 关于波兰的报道(1969) 

 关于越南的报道(1963) 

 关于越南的报道(1963) 

 关于越南的报道(1965) 

 关于中东的报道(1967) 

 关于越南的报道(1968) 

 关于南非的报道(1970) 

 关于巴基斯坦的报道(1971) 

 关于中国的报道(1972) 

 关于苏联的报道(1973)

 关于非洲的报道(1974) 

 关于柬埔寨的报道(1975) 

 关于东南亚的报道(1977) 

 关于中东的报道(1978) 

 关于柬埔寨的报道(1979) 

 关于萨尔瓦多的报道(1980) 

 关于黎巴嫩的报道(1982) 

 关于约旦的报道(1983)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报道(1984) 

 关于菲律宾的报道(1985) 

 关于南非的报道(1986) 

国内报道

 南方的秘密帝国(1921) 

 当月亮遮盖地球时(1923) 

 坟墓之旅(1925) 

 伯德飞越南极(1929) 

 “也许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女人”(1930) 

 百万人观看退伍老兵游行(19(31) 

 威胁迫使林德伯格一家离开美国(1935) 

 每星期四的反叛(1941) 

 “她只能活7小时”(1943) 

 号角报人带着自己和他人捐献的血来到马里亚纳群岛(1944)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1945) 

 人们是怎样走上那条路的?(1946) 

 森特勒利亚煤矿5号矿井爆炸惨剧(1947) 

 联邦政府忠诚调查是首都的头号话题(1947)

 与那帮人见面(1948) 

 心智不健全的枪手打死12人(1949) 

 “在这儿——雷德——38年”(1949) 

 脱离十八层地狱(1962) 

 “我从噩梦中醒来”(1954) 

 “杜瓦尔县公爵”的覆灭(1954) 

 “我宁愿做一名记者”(1956) 

 坠入大峡谷(1956) 

 “我还活着，亲爱的”(19田) 

 北达科他州风灾纪实(1967) 

 纵火者口号：“烧吧，孩子，烧吧”(1965) 

 穿上法官服未必就是法官(1967) 

 琳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两个世界(1967)

 战争压力与杀戮者的产生(1969) 

 狂野之夜(1969) 

 一个恐怖分子的成长(1g7()) 

 《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1971) 

 新罕布什尔州预示总统竞选难分伯仲(1976) 

 伯莎老太太最后的日子(1976') 

 约翰斯敦诸水坝人称“定时炸弹”(1977) 

 泽普的最后一次出庭(1979) 

 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1981) 

 洪水毁家园灾民夜难眠(1982) 

后记

苏联是一块战争的土地。最初和最后的印象都是这样。当我在离开三年后重返这个国家时，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同样，当我在一次为期七周对苏联五年计划的最前哨进行考察后，我的最后印象也是这样。这次旅行使我沿着从乌拉尔山到高加索的工业前沿跑了一万多公里。

莫斯科、奈尼一诺夫哥罗德、库里雅宾斯克、乌法、萨马拉、斯大林格勒、希甘特、韦尔布拉德、罗斯托夫、巴库、第比利斯、恰图拉、巴顿、雅尔塔、塞瓦斯托波尔、第聂伯罗夫斯科耶、斯大林诺和顿河流域——这些城市都是在这场使俄罗斯发烧的工业化战争中的佼佼者。所有这些城市虽然变化程度不等，但给人印象深刻，我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军事斗争的气氛，发现这个被围困的国家依靠军管法和定量食物配给的生活虽然虚浮却有效率。

按照这个五年计划，这是一场将在1933年10月开始的战争。这远不是结束，只是短暂的清查存货的时刻。这一年将标志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经济计划的第一阶段正式结束。这个计划始于1928年10月，它试图使欧洲这片最辽阔的国家实现工业化，试图使巨大的俄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联合体，一个坚固的共产主义堡垒。在这场战争中军官就是130万名共产党员，士兵就是全国人民。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640亿卢布资本。最高目标是油，煤和钢铁生产翻一番，金属生产翻两番，机器生产翻三番——总之，至少要增加一倍的工业产品，实现农庄集体化。

无论成功、部分成功抑或失败，世界都将以一种急切的兴趣观察这项宏伟计划。五年战争的前两年已经过去了，到今天正好站在这个计划有些暧昧的中点，因为他们已经准备用四年而不是五年完成这一计划的大胆目标。国家计划委员会整个部门已经在制订一个十五年计划来取代目前的蓝本。现在的口号已不仅仅是“赶上”，而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个十五年计划，无论是惊叹或者担忧，都为时过早。但是，五年计划刚过了两年，现在也许正是评价已经取得的进步最有利的时机，同时也是关注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复杂问题的时机。

这一计划会使观察者发现许多问题：它能够保证苏联有偿还贷款能力吗?它是否会让苏联变成一个危险的竞争者?是苏联政府掌握了这一计划，还是这一计划控制了苏联政府?在什么程度上这一计划能决定苏联对外贸易政策，并正在瓦解这一政策的主要部分?被强迫劳动的工人阶级在这一计划中状况如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人们如何对待食物短缺问题?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

对于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我刚刚完成考察，能提供一系列目击材料；这些材料有能够成为外界热门话题的最新鲜和最迅速的内容。它首次揭开了蒙在以前从未有外国记者参观过的五年计划中一系列大型工业企业的神秘面纱。它也不单提供了大家熟悉的莫斯科，还包括俄罗斯整个欧洲部分和地位极重要的亚洲部分的苏联剖面图。最后，它提供了苏联已经极大地扰乱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有关资料——苏联的倾销问题。倾销，狭义上讲，是指以比产品成本价更低的价格向海外大量销售商品。用事实证明苏联倾销已经非常容易。国内工业家因为外国商品竞争而被迫减价时，都是一致叫苦不迭的。但是要掌握倾销的确凿事实依然困难，因为有关产品成本的可信信息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商业部的报告、企业的年度总结或苏联贸易统计表中。

然而，里程、土地面积及对生产问题的个人访问都产生了有关某些苏联商品成本的有趣信息。这些现场收集到的资料表明，按任何一般的测算标准和通常情况下的卢布比价，一些特殊的产品如小麦、黑麦、无烟煤和石油的成本及运费要比它们被迫出售的市场价格高得多。在首都莫斯科，权威人士否认了这一点。 

P36-37

由展江博士主编的《新闻与正义》杀青之前，嘱我写几个字，我爽快地同意了。在我看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普利策的名字冠称的新闻奖作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多数新闻界人士来说，普利策其人其事并不陌生。这位被尊为美国现代报业之父的报业主，年幼时虽家境贫困，仍受过良好教育。他当过兵，干过杂工，21岁起步入记者行当，不久即成为报纸合伙人。他办的另一份报纸，以“真理的喉舌”作为办报方针，倡导社会改革，但又以耸人听闻、煽情报道和展现暴力来扩大发行。1883年，他买下作为他报业活动里程碑的《世界报》，四年后又出版《世界晚报》。《世界报》使普利策大出风头。这份报纸不仅令他赚钱，还使他有了一块改革试验的样板田。

普利策对《世界报》的经营与编排在许多方面是独树一帜的。他宣称《世界报》是独立的报纸，为市民服务。他强调报纸要揭露贪污腐败，鼓吹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他主张报纸发表的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还要花力气写好社论。他的报纸，对于当年美国的政治演变与社会生活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美国报业的进步和报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普利策本人由于这一系列成就而被后人誉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事业”的开创人。

普利策的魅力百年不衰，正是由于他在遗嘱里指定拨出200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赠款设立“普利策新闻奖”。这个人实在聪明。他赠款设置此奖，不仅使他着意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每年评选一次，宣扬一番，也是对他英名与业绩的怀念。“普利策奖”含文学、历史、音乐等奖，以新闻奖的比例为最大。新闻奖颁给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媒体与新闻从业者，获奖作品必须是上一年度发表的。1917年授奖时只有5项，以后不断增加至14项。其中，公众服务奖授予对美国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单位，颁发一枚金质奖章，其他单项则以现金作奖。

在富裕的美国，一枚金质奖章，单项奖每人5 000美金①，对不少人来说实在是“区区”小数。但人们不这样看。在美国经常评选的各种新闻奖中，“普利策新闻奖”向来为业者与社会所看重。究其缘由，恐怕同它是“学院奖”有关。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机构为普利策奖金评选委员会，该委员会固定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奖金设立者之孙小普利策，每年春天，经这个评委会评出的新闻奖，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颁发。这样一种评选机制，决定了这个奖种，同纯粹由各传媒自行评选的新闻奖有根本的区别。“学院奖”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有助于张扬普利策新闻奖的权威地位，因此人们对其另眼相看。

多少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界一些人士，如甘惜分教授，有感于中国若干新闻奖项评选中的种种弊端，几次提出由几所大学的新闻院系合作设立“学院新闻奖”。呼号奔走经年竞一事无成，原因之一，找不到普利策一类的有识之士；原因之二，乃是我国新闻学术界对新闻实务界的影响甚微；原因之三，学术界脱离实际搞象牙塔式的研究之风远没有克服，一些人对实际工作关心甚少。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希望这套书的问世，对上述各种障碍有所冲击，至少有点触动或反思。

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项目前已增至十余个，但老传统不变，即每个奖项只表彰一人(有时并立二人)或一个媒体，所以每年获此殊荣的只有十余人。以新闻大国闻名的美国，一年下来获此大奖的只十余人，自然凤毛麟角，十分耀眼。这种做法，似乎也可作为我们的“攻错之石”。我们现行的各种新闻奖，从全国到省市，一评就是上百篇，百余篇。结果如过眼烟云，没能留下太深的印象。有人曾为此举辩护，说中国乃举世无双之大国，不多评几个摆不平、“难得平衡”。对照一下真正的新闻大国美国的这种做法，以及每年普利策新闻奖颁布之后的热烈反响，这种辩护也许是不必要的，抑或是无力的。

从本质上讲，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奖标准，自然离不开美国新闻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维护美国的内外政治路线，宣扬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永远是美国记者和作为记者“裁判”的评选人共同的取舍新闻的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们对一些获奖作品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作者不是仅仅靠简单的说教与演绎，而是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巧妙地、隐匿地表达着这种价值取向；他们不是靠一味的吹捧与“帮忙”，而是更多地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与抨击，甚至借助嘲笑挖苦等方法，以达到消祛毒瘤和缺陷的目的，使美国社会不断走向健康和兴旺。在普利策奖的评选人看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注目的、与生存相关的热点问题，是他们首先要关注的题材。这种“指挥棒”的引航作用，在全党反对腐败，社会整肃民风的中国，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在中国新闻界同仁中，包括年轻的新闻学子中，有人对新闻科学的客观性表示怀疑。他们说，新闻选择和好新闻的评选有什么规律?领导意志就是“科学”，就是“好新闻”的入选标准。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回顾近20年的新闻评奖，此种例证确有不少。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出几例新闻评奖搞唯意志论，唯领导点头论的，完全可以理解。相反，如果没有这类低俗的评奖，在一个“不唯实只唯上只唯书”尚有影响的中国，在新闻科学尚未普及、更不为人尊重的今天，倒是一桩奇怪的事。但是，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邓小平理论引导和邓小平唯实主义作风的感召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奉新闻规律为圭臬，视新闻科学为治世之剑；许多起初不为某些人欢迎的报纸专栏和广电节目，也在公众的压力下(实际是新闻科学的力量)鼓起掌来。可以和应该相信，这是人心所向，潮流所向，科学所向。这种良性变动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新的传播历史条件和人文情景下出版普利策新闻奖作品文集，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与新闻兴旺的助燃剂。我们要感谢主编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这一辛勤之举、适时之作。让我们以新闻科学的名义欢迎这套译作的问世，以新闻科学的名义借鉴书中的宝贵财富，以营养我们自己的新闻实务与新闻评奖活动。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对于外国人的精神产品，要有所吸收，有所扬弃，好比吃一条鱼，吞下鱼肉，吐掉鱼刺。诚如列宁所言，泼洗澡水时，千万留下盆中的白胖小子。学者借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也要采用这种方法。我想，无论是这本书的译者还是读者，都会这样做，也是这样做的。一番絮语，且作小序，乞编者、译者和读者指正。

本译丛自1998年起初版，至今整整十年。据说曾经影响过如今35岁左右的那一茬记者，有些人甚至把它作为枕边书。而本书的初版也早已从市场上绝迹。据初版编辑称，后来有人从本书得到启示，出版了以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摄影作品为最初素材的《黑镜头》，结果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获利不菲。

平心而论，本书的受到认可和产生影响，实在是拜普利策新闻奖之价值和魅力所赐。当然，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产物。回想十年前，国人虽然对普利策之名早有所闻，也可能零星接触过一些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但是多数人恐怕还无缘阅读其获奖社论和专栏文章，更不用说是大量阅读了。从国外优秀作品中借鉴其新闻理念和表现手法，为中国的新闻改革注入活力，这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新闻界的一个贡献。

本人是从军界和业界转入学界的，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前20年与我是没有太多关联的，那主要是众多前辈和同辈学者的贡献。近十年来，本人和一些同道翻译和引介了一定数量的国外著作和教材。如果说十年前的初版算是开端，那么译介国外著作和优秀作品如今已成燎原之势，各大书店里原本为数寥寥的新闻传播学书架如今已一再扩容，声势日益壮大。

本书此次修订，基本上没有改动作品部分，而是对译序、背景等部分做了比较全面的更新。当年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以及林克勤先生和我所在学校的一些年轻教师。如今，他们多数已远走高飞，或成为媒体中坚，或在国内外任教。记得当年的合作曾经是那么愉快，而那时我们还是钢笔写作，毛笔润色。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