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洛维特，犹太裔德国哲学家。1897年生于慕尼黑，纳粹主政时流亡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地，1952年再度回到德国，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至1964年退休，1973逝世。

在本书洛维特记录了自身早年的知识形成与纳粹主政后被迫流亡的经历，除了展现哲学家如何理解纳粹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从德国到意大利、日本各地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动。面对景仰的师长海德格尔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洛维特的叙述依旧锐利清楚。在这本书中，洛维特经常以简单的观察就让当年的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书页面前，纳粹时期的德国知识状况因而清晰呈现。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是洛维特流亡日本期间，为了争取哈佛大学怀顿图书馆的征文奖金而写作的，该次征文邀请德国的流亡者将1933年前后在德国的印象写下。当时可能因为内容不符主办单位期望而未得奖，此份书稿遂也被遗忘多年，直到洛维特遗孀整理遗稿时发现，终于在1986年于德国出版。洛维特在书中记录了自身早年的知识形成与纳粹主政后被迫流亡的经历，除了展现哲学家如何理解纳粹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从德国到意大利、日本各地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动。伽达默尔曾说：“洛维特是小故事的大师，这项才能并未因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丧失。”面对景仰的师长海德格尔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洛维特的叙述依旧锐利清楚。在这本书中，洛维特经常以简单的观察就让当年的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书页面前，纳粹时期的德国知识状况因而清晰呈现。

作为国际学界重要的哲学家，洛维特的哲学研究独树一格且著作等身，而这本洛维特自述1933年前后德国生涯的传记，很可能是他的作品中最适合通俗阅读，也最容易让人认识到他鲜明的思想性格的一部分，除了作为历史证言，在他浅白的叙述中，更是处处可见其被誉为“小故事的大师”的文学风采。

译者导言：关于洛维特与这本自传

编者前言

引言

1914—1933

 世界大战与战俘经历

 在希特勒之前与之后的尼采

 奥地利人，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

 家乡的迎接

 “前线条款”

 战后

 两个德国人

 我在战后的第一个朋友

 格奥尔格的圈子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与卡尔·巴特

 在弗莱堡跟随胡塞尔

 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1919—1936)

 海德格尔将“每个本有的此在”翻译为“德意志的此在”

 海德格尔的人格

 B.博士反向的“启动”

 精神与基督教在德国是一种时代错置

 B.对于犹太人问题的立场

 我1933年在弗莱堡与胡塞尔、1936年在罗马与海德格尔的

 最后一次会面

 我在弗莱堡学生时代的朋友

 通货膨胀将现存的一切吞噬殆尽

 在麦克伦堡当家庭教师

 逃离眼前的时代，前往意大利

 回到马堡，完成就职论文

 父亲70岁的生日与过世

 政变的三个预兆

 政变之前

 德国1933年的“振兴”与我在马堡最后一次的演讲

1934—1936

 告别马堡

 意大利人与德国人

 罗马的国家社会主义教授

 两位德国主任

 在罗马的德国流亡者

 在意大利与日本的俄国流亡者

 将犹太人赶出意大利

 日本人的天真与德国人的天真

 马堡大学的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的遭遇

 德国事件在意大利的反应

 在布拉格的哲学家大会上(1934)

 聘书被撤消，以及我的德国之旅

 绕道巴黎返回意大利

 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上

 受聘到日本任教，告别德国与欧洲

 出版商的困境

1936—1939

 抵达日本

 一个英国同事

 仙台的一位意大利高官与一位德国资政委员

 在日本的德国流亡者

 在轻井泽的国家社会主义

 我在日本与德国人的来往

 1936至1939年德国发生的事件

 两个雅利安流亡者

 对我来说，德国人与犹太人的隔离如何开始

 同时是德国人与犹太人

 德国之简化，德国之抗议

后记

另一篇后记

生平经历(1959)

补记

附录

 一千元美金征文广告

 照片

 人名索引

世界大战与战俘经历

1933年的德国革命，源自于世界大战的爆发；从1933年起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都是试着要把那场败仗重新赢回来。第三帝国是俾斯麦帝国的加强版，“希特勒主义”则是升级了的“德皇威廉主义”，魏玛共和夹在这两者之间，只算得上是一个插曲。革命发生的头几年，有一次在慕尼黑，我坐在一间咖啡馆里，有冲锋队队员在兜售明信片，上面印着腓特烈大帝、俾斯麦与希特勒的肖像，还附着解说的文字，说明前二者所开创的事业，会在德国的解放者希特勒手上得到完成。这卡片正确地把德国的发展路线描绘出来了，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进步”实际上是每况愈下——从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的书信往返，经过俾斯麦的《我的思想与回忆》，再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明信片同时也就成为一幅嘲讽漫画：普鲁士国王的怀疑精神化身为1870年代“铁与血”的口号，再变成独裁者兼煽动家摆平一切异见的喊叫。

当大战爆发的消息忽然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施塔恩贝格湖避暑，那时我18岁，就读于慕尼黑实科高中，离毕业还有两年。1914年10月我自愿登记入伍，不到三个月，我完成了步兵训练，随着一个后备营前进到对法国作战的前线，在培龙附近进驻壕沟——那种想从学校与家里的中产市民阶级的狭隘气氛中逃脱出来的冲动、跟第一位好友决裂之后在内心所形成的剧烈的自责，加上尼采在我们心中唤起的对“危险生活”的向往与某种投入冒险与面对挑战的快感，特别是为了要舒缓那种通过叔本华而明确意识到的存在感，而去参与一种将此存在感收摄在内的铺天漫地的巨大情境——就是这些或其他类似的动机，让我乐于从军作战，把战争当作一种生命与死亡的机运。

在巴伐利亚禁卫步兵师的土耳根军营早的新兵训练极端的粗暴，尤其对志愿兵更是如此；结果我们每个人在被派上前线的那一天，都感到解脱。我被派到第八连队，连长是上尉克劳斯爵士，营长是埃普上校——他后来在1933年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的纳粹州长。在冬天里进行阵地作战非常地艰苦，因为必须不断面对泥泞战壕里的潮湿。我们这些年轻的志愿兵，比起那些受征召的常备军人更能应付这样的处境：他们心里挂念着妻小，而我们单身又没有牵挂。有一次进行夜间搜索，我前进到离我们只有50公尺远的法军壕沟附近，因而得到第一次晋升。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在那次行动中取得的三片蓝白红旗帜的小碎片，我把它们寄给父亲当生日礼物，父亲则请人用镜框把它们镶了起来。我们的克劳斯上尉举止带着点歌剧表演的味道，因此士兵们叫他“卡鲁索”。他为人高尚，带着单片眼镜，十分懂得带兵，对他的职务也驾轻就熟。我的同学洛索夫在同一师里担任掌旗军官，他向克劳斯特别提到了我，所以克劳斯有时免除我一些例行的勤务，让我到军官的地下工事里替连队写报告。大战结束后某一天我在慕尼黑街上遇到他，他身上不再穿着笔挺的军服，而是一件破旧的短夹克，他叫住我，跟我聊了起来，说他在一家艺术品出口公司当职员。我的朋友洛索夫战后在《慕尼黑最新报道》当编辑，后来到外国去当工业间谍、进了大企业工作——不少职业军人的出路就是这样。

1915年5月，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之后，我们这一师被调到奥地利与意大利的边界，并入德国的阿尔卑斯军团。在克兰埃廷时我有机会与父母会面几个小时，而在布鲁内克的最后几天，为了准备让奥地利皇帝卡尔检阅，我们被操练得十分凄惨，大家心情都很差。之后部队便开拔进入多罗密特地区，驻扎在两千公尺的高山上。我们像骡子一样扛着沉重的装备：二十公斤重的大背包，重达四公斤的步枪，双份的弹药，背包上还加绑了两块军毯。当我们在深夜挥着汗水到达布拉克什的韦尔德湖时，大家就在这座高山湖冰冷的水里洗澡。这么做在平时可能招致肺炎，这时却一个人也没感染——人类可说是比那些步履蹒跚地驼负伙房设备的动物更坚忍耐磨。一个30人的排归我指挥。跟这些服从性高、素质很好的同胞相处，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但是要我指挥他们，心里总有排斥感。在粗犷的军旅生活中同甘共苦(有调皮的士兵在军官厕所里写道：“此处只准军官大便”)，自然而然地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之间搭起了桥梁。在前线的这段生活，从头到尾，不管是在士兵或军官团里，我都没有感受过任何种族的区分。

我们用加装瞄准镜的新型狙击枪，交替地射击山羊或者意大利人。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他们会经过一座跨越特拉文南查溪的桥，帮一个野战监视哨送食物。我的连长想要活捉几个兵来确认敌情，于是我自告奋勇地率领一个三人的搜索队担负这项任务，我们在半夜走下陡峭的溪谷、跨过小溪。清晨接近四点钟时，森林里的浓雾忽然散去，我们意外地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约20人的意大利高山部队，想要躲过他们的注意并撤退过溪已不可能。我退到一棵树后从射击位置以手势示意我的伙伴，然后开枪射击。片刻间我胸口中弹，好像有人一拳打得我无法呼吸一样，撞击的力量把我摔到地上平平地趴倒、脸埋在土里。我微弱地感觉到汩汩地流着血，也无力用手从地面撑起身来。刹那间我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了部队那边，从现在起我已经落人敌人的手里了。日后我才从信中得知另外三名伙伴的命运：有一个在逃跑时腹部中了致命的一枪，另外两个则在几天后进行第二次搜索任务时丧生。日后在父亲所保留的信件里，我找到了某位士兵F.的来信，信里他向我的父母描述了他们的儿子是如何“英勇地阵亡”的，他的描述充满了想像与感伤的语词，但没有一个字符合实情，全都是套用报纸上的陈腔滥调。然而我确定，他一定相信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在中弹与了解处境的那一刹那，我头脑里闪过一个琐碎无聊的念头：“真可惜了那个那么棒的包裹！”那是几天前父母从家中给我寄来的包裹，里头有上等的香烟，但现在我再也抽不到了。之后我失去了知觉。重新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担架上，身处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工事里，诡异的灯光闪烁不定。有一位医生友善地处理我的伤势，而另外一名年轻的翻译员正从我身上取走还有价值的财物。当天晚上我被四名士兵用担架扛着几个小时之久，经过山区，一直到下一个地点。接下来一辆装满砖瓦的载货卡车载着我到下一个野战医院，一路上颠簸得十分厉害，我到达时几乎已只有半条命，之后有两个月之久我都在生死之间徘徊。野战医院的护理人员时常过来看我的伤势，但是我不懂他们的语言，只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可以用拉丁文跟我多少作点沟通。P5-8

在德国，月历上虽然用基督诞生的“前”与“后”来区分欧洲的历史，但这区分在人的心里却已经荡然无存。从世界大战里产生出来的独裁政权，跟从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正重新纪元整部历史。而事实上，不可否认地，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动已成事实，这在德国没有人能争辩。而在这一点上，希特勒党人跟那些注定只能缄默的反对者，意见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朋友前些日子从德国的来信上所说：“一切都过去了。”

以下的记录用意在提供一些材料，让人去看清楚这一场革命。记录所根据的完全只是我对自身经历的回忆以及一些书信，还有从1933年起开始收存的其他第一手文件。随着生活的动荡，这些文件也相应地并不完整而且带着偶然性。尽管，跟纽伦堡党大会的官方报导或者关于集中营的非官方讯息比较起来，这些只关系到我个人的言语与行动是这么的无关紧要——就像把一名德国大学讲师的命运拿来跟一整个彻底的、系统的政治变动来比较一样。不过，这份记录的优点也正在于，它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件，它所传达的，不多也不少，正是一幅平凡的景象：一个不涉政治的个人，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所真实遭遇的事情——这份记录只有一点不符合实情，那就是语气；人的回忆具有一种力量，即便最痛苦的往事也能加以转化。一个人隔了六年再来叙述，那些往事早已走进了他的人生，成为一种收获，而原先遭受损失时所经历的痛苦，因此也镇静了下来，被掩盖过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经历本身仍然历历在目，足以让我以一种方式描绘那些事件中的人物，使人明白：他们跟我们仍然息息相关，而其程度更甚于我们所希望。有些评判下得严厉，但我无意改得缓和些，因为这些都是新近的往事。

1940年1月14日

在这篇纪事里面，在德国进行的政治与社会变动，主要呈现在德国属性与犹太属性的分离上。对题材做这个限制是必要的，因为要符合征文单位的要求，作者只能报导亲身所经历的事。但是这场德国革命对我的打击，主要是由于我犹太人的身分。而若以为一个个别的人，也许还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自外于这普遍的事件，那么这会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在德国时，我努力从犹太文化中解放出来，现在这努力被中断了，而这中断也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关键点：我之所以既是德国人也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前者与后者在德国被区分开来的结果。即便有人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家乡，在另一个国家取得公民权，这个人也必定得耗费人生里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填补这个被撕开的裂痕。而且如果这个人在希特勒之前愈是毫无疑惑地当一个德国人，愈感觉自己是德国人，那么他需要填补的裂缝也就愈大。虽然情况是这样，但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历史，是不能全都归结到这么一个问题上来的。世界是更广阔的，而生命是更丰富的，因此不容许用“在谁之前”或“在谁以后”来分段。只有在历史里才有这种分段法，但是所有的历史都会过时，唯一能够持久地存留下来的，只是一种不知何谓“之前”与“之后”的东西，因为它永远都是那样，跟它先前一样，也跟它将来一样。

1940年1月14日于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