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竹溪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百科全书式”学者,他终生致力于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在扼要介绍王竹溪生平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他在流体力学、统计力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他对热力学、统计物理等的讲授和著述,他对青年教师与研究生从事研究工作的指导,他对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报》和物理学名词工作的长期奉献,以及他对汉字编码问题的开创性工作和编撰《薪部首大字典》为中华文化之发展树立的丰碑。本书不仅是一本励志类读物,实际上还是我国早期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热力学发展片段的一个特写和侧记。
王竹溪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百科全书式”学者,他终生致力于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编撰的《新部首大字典》,是汉字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本书在扼要介绍王竹溪生平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他在流体力学、统计力学、热力学、生物物理等众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他对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数学物理等的讲授和著述,他对青年教师与研究生从事研究工作的指导,他对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报》和物理学名词工作的长期奉献,以及他对汉字编码问题的开创性工作和编撰《薪部首大字典》为中华文化之发展树立的丰碑。王竹溪的学习方法和看论文的“三步曲”,在狄拉克的帮助下选择研究领域和导师,在剑桥大学研究表面吸附作用和超晶格相变,指导林家翘、杨振宁、李荫远、应崇福、梅镇岳、徐亦庄等人研究超晶格统计力学,建议杨振宁做核物理理论,与汤佩松合作研究植物细胞水分关系,著述《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导论》和《特殊函数概论》(与郭敦仁合著)以及未完成的专著《量子力学中一些重要理论》,在1953年高教部青岛会议上主讲《热力学及统计物理》,为粲夸克定名,为我国核武器研究默默奉献,开创汉字检索机械化研究领域,编撰《新部首大字典》,等等,都是本书的看点。
本书不仅是一本励志类读物,实际上还是我国早期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热力学发展片段的一个特写和侧记。读者从本书可以领略王竹溪严谨与简洁的风格和品味,以及他一生对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的追求。本书适合于对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在我国传播与发展有兴趣的广大读者。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取名字是一件郑重而复杂的事,王竹溪生于6月7日(阴历五月十一日),他的乳名“四喜”,是在皇历②五月十三日“洗三”那天请乡贤李先生取的,李先生说,此婴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口阔声亮,手长脚大,日后学成,必为栋梁之材,此为一喜;王才俊刚届不惑,又添贵子,此为二喜;多子多福,门庭兴旺,此为三喜;三槐世第,后继有人,此为四喜。
在四喜人学时,王才俊取《诗经·卫风》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之义,为他取学名治淇,字竹溪,那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避讳,在许多场合不能直呼其名,要客气地称呼其字,所以很多人的字广为人知,竞以字行。
直白地说,“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就是,看这淇水河湾,绿叶修竹,郁郁葱葱,淇水源出河南林县,流入卫河,这里用指东清河,在古文中,“奥”同“澳”,这里“淇奥”即指潭子湾,潭子湾生出的人才,有如绿叶般清秀,有如修竹般正直,“治淇”的“治”字是家族中他这一代的辈字,王竹溪兄弟姐妹六人,他行五,而在兄弟三人中行三,大哥治昆,字耀怀,长竹溪13岁,二哥治镐,字铭西,长竹溪9岁,两个姐姐,分别长竹溪5岁和3岁,妹妹小竹溪8岁,家族成员的命名,往往选取一组高尚、吉利、含义深远的字句,如“贤才治世”、“志行仁德百世永昌”等,一代一代依次循环排下去,这是从孔子以来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
“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
“崇儒尊孔”是华夏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那时县县有孑L庙,“尊师重教”在社会蔚然成风,孩子的教育是家家户户最优先的投入,每个人的启蒙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的,王竹溪大哥、二哥的蒙师就是父亲王才俊,而大哥、二哥则做了弟妹和叔伯兄妹们的门底师,这是父教子、兄姐教弟妹的家庭学堂,也就是家塾,这种家塾承担了那个时代的孩子在进入私塾之前的学前教育。
王竹溪从3岁开始跟父兄和姐姐学《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6岁时进过麻豪口小学,但不久就因故退学回家,那是民国初年,新的教育体制还在襁褓之中,往往不敌它老到历练的传统对手,文化是社会保持传统的惯性之根源,这种强大的惯性,在经历了随后发生的全国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逐渐有所减弱。
直到8岁之前,王竹溪都是在家随兄念家塾,正式读了《三字经》、《千家诗》和《增广贤文》,大哥耀怀在家教学,收附近的孩子入学,王竹溪8岁那年秋天,耀怀入武昌农学院深造,不久即因伤寒早逝,竹溪接着随二哥铭西一起上学,跟一位从监利县来的老师读《诗经》。
9岁那年王竹溪到麻豪口附近的淡头从塾师章怀之读《四书》,10岁到麻豪口西堤随塾师范德亮读《左传》,这些都是“科举八股”时代的必修基础课本,后因水灾回家,在家自己读《唐诗三百首》和《古唐诗合解》,除了这些正课,他还读了《封神演义》,这是他读的第一部小说,以后又看了《彭公案》、《七侠五义》、《水浒》等文学读物,到此,可以说王竹溪已经接受了旧学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为他后来成为兼通文理、学贯中西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打下了初步的国学基础。
家塾和私塾的旧式教育与现代学校的新式教育不同,新式教育以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为基础,注重教育方法,主张寓教于乐,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而旧式私塾是死记硬背,主张反复背诵和在熟读中领悟,读多了就能悟出道理,背熟了自然就懂,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各自的长处与适用范围不同,语言的学习就需要反复背诵和熟读,而要让天真活泼、爱说爱动的少年儿童静下心来反复背诵拗口难念、不明白更不理解的文言古董,确实是件苦差事,塾师不得不用教鞭逼迫,只有极少数孩子才心甘情愿和有兴趣来读,幼年的王竹溪就属于这极少数孩子之一,他超人的记忆能力为他提供和创造了条件。 一次过年,王家宾朋满座,街上舞龙灯、耍狮子、骑竹马,吸引了大人、孩子们夹道围观,幼年的王竹溪竟然不为所动,而专心致志地在墙上描摹大门的对联,客人惊奇地问:“你怎么不去看龙灯?”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
窗前勤苦学,马上锦衣回。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一个人的蒙童时代,就可以看出他将来的性情与作风,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志向,对自己认定的事这般投入,而不为环境所左右,不为潮流所动摇,这种独立不羁的个性和特立独行的作风,在他后来对学问的探索与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种独立而不从众的思考与判断,是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品性之一,这种性格的人不会“追星”,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自己成为璀璨耀眼之星。P4-7
当关洪决定为他的恩师胡宁先生作传时,约我与他做伴,也来为王竹溪先生写一本书,我犹豫了很久,因为身体不好,我提前退休好多年了,为名人写书,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跟许多人交谈,这既不是我的年龄与身体所能承担,更不是我所擅长,而且,坊间已经有一本《王竹溪传》,在内容上避免重复要有新意,这也并不容易,更主要的还是,写名人就要涉及相关的人和事,难免触及一些人事的恩怨与纠葛,稍有不慎就会开罪于人,做学生时关洪就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这些人只善于跟书本打交道,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我不想在这人生暮年还卷入无谓的烦恼,然而我还是提笔了,因为这是我报答王竹溪先生的一个机会,王先生不仅是我的业师,更是我的恩人。
我在“文革”初期只身一人到了陕南汉中,离乡背井,工作又不称心,那时安志刚、夏建白两位同学到了西南物理研究院,努力帮我调去,最后被军代表否决,杨国桢帮我调去合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也没有成功,因为我内人的哥哥与姑姑在美国,舅舅在台湾,我四叔在煤矿劳改,在那个年代都怕沾边,没人敢要,王竹溪先生那时自身难保,还冒着风险为我进行,找了周培源先生和当时北大汉中分校的胡济民先生和虞福春先生,胡先生很开明,说:“没有关系,可以让他教书,不做保密的事,”那是1974年,新招的学生需要教员,我这才到了当时在汉中分校的北大技术物理系。
经与王竹溪先生的公子王世瑚先生商量,我决定把叙述的重点放在先生的学术工作方面,这就要涉及许多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热力学的内容,为了面对尽量广泛的读者,我决定一个公式都不写,这对理论物理来说很不容易,因为数学本是理论物理的语言,就像音调、旋律是音乐的语言,色调、构图是绘画的语言一样,但是,即便不写公式,我也无法避免物理与理论的描述,否则写出来的就不是物理学家了,所以现在这本书,虽然是面对一般读者,但是若具有一些物理的背景,阅读起来会感到更轻快一些,我所写出来的不是_本普通的励志类读物,而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热力学发展的一个特写和侧记,虽然一个公式都没有,本书绝大部分篇幅仍然是在介绍王竹溪的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与热力学的研究,以及他为培养青年物理学家和在我国传播物理学所做的努力与奉献。
我到技术物理系后,除了教书以外,做的是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没有接触过热力学统计物理的问题,所以在介绍王竹溪先生的工作时,往往有捉襟见肘、底气不足的感觉,虽然先生的论文都是逻辑清晰、说理透彻、结构严谨、语言流畅的文字,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步一步跟随下来,可是因为缺乏对于问题背景与发展的深入了解,所以难免流于就事说事,找不到更高的视角,甚至有理解不确和错误的地方,此外,书中涉及许多人和事,由于时代久远,各种记载或回忆未必准确,而且,对于同一件事,不同人的看法与见地未必相同,也会有见仁见智的差别,特别是关于物理以及离开物理在一般文化层面上的许多议论,只不过是作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凡此种种,望读者宽容体谅,一笑置之,并请不吝赐教指正,而读者有心作者无意,在行文之中若有不慎冒犯哪位之处,那完全是我的愚钝和笨拙,而绝非初衷和本意,还望海涵包容。
我要感谢提供资料、信息和各种方便的所有朋友,特别是,王世瑚先生提供王竹溪先生的有关照片、手稿和借阅部分先生的日记,张遵明先生赠送他们编撰的《王竹溪传》,孙凤池先生提供潭子湾、王家台和王竹溪纪念馆的照片,教育部办公厅和档案处惠允并帮助查阅1953年青岛会议的存档文件,清华图书馆协助查阅和打印《清华校友通讯》中的有关文章,北大档案馆提供西南联大的照片,北大图书馆和北大物理学院图书馆协助查阅和复制有关文献,张之翔教授提供送别柯诺瓦洛夫的照片,朱允伦教授提供胡希伟教授所摄武昌鲁巷广场王竹溪铜像的照片,王稼军教授提供她们班的毕业照片,以及王志符教授、赵凯华教授、高崇寿教授、关洪教授、陈难先院士、阎守胜教授、刘寄星教授与作者的多次交谈与讨论,等等,还有其他各位在书中已一一注出的以及没有提到的,就请原谅我不在此逐一列出,最后还要说明,“1935年,狄拉克应中国物理学会之邀访华”和“赵忠尧、王竹溪致梅贻琦函”两幅照片取白中国物理学会编辑的《中国物理学会七十年》。
王世瑚先生仔细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王志符教授、陈难先院士、阎守胜教授、刘寄星教授、任尚元教授等也审阅书稿和提出了许多中肯宝贵的意见,本书责任编辑孙琰女士不仅对文字进行了专业和细致的修饰与润色,还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在广义上说,他们,特别是上述审阅书稿的各位,事实上都是本书的合作者,最后,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理论物理专款”的支持与资助,特别要感谢夏建白院士的鼎力支持与推荐,和北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关洪教授,没有他的提议,是不会有这本书的,令人哀痛伤怀的是,他已经走了,没有等到他的《胡宁传》和本书出版,关洪走得太突然,去年10月30日凌晨,他因病住院期间心脏主动脉上的一个良性肿瘤突然破裂,终年72岁,他走前两周曾与我通电话,还关心地问到我这本书,关洪聪明过人,却一生坎坷,我想借此机会再对他说一句:关洪你安息吧。
作者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200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