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二人既是旷世的才子更是聪明绝顶的学者，他们的人生，本应属于讲堂和书斋，然而时代的浪潮，把他们推上了政治，走了一条书生从政的悲辛之路……

本书在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的同时，更重点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感情和婚姻，还原了活生生的真实的陈独秀与瞿秋白。此外，本书还附珍贵历史图片200幅。

陈独秀和瞿秋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是中共成立后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共同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二人又由于各自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失败，先后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本书在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的同时，更重点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感情和婚姻，还原了活生生的真实的陈独秀与瞿秋白。

序言 陈独秀与瞿秋白

上篇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一章 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三、到工人中去

四、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起建党

五、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六、捍卫建党思想的纯洁性

七、帮助建立广东党组织

第二章 向昨天告别

一、新文化陈营四分五裂

二、与胡适奇特的友谊

三、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四、向广东旧势力宣战

第三章 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一、马林带着紧迫的使命

二、与马林的冲突

三、被捕后掩护同志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

第四章 推动国共合作

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

二、“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三、“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

四、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五、领导“五卅”运动

第五章 家庭与爱情

一、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

二、父子情“薄”

三、窘困生活中的浪漫

四、神秘的情人

五、恋爱与革命

第六章 右倾与辉煌

一、“退而不出，办而不包”

二、反对北伐风波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总指挥

四、书生难敌流氓

第七章 彷徨中的牺牲者

一、夹攻中的苦闷与无奈

二、国际企图中途换马

三、请辞总书记职务

四、斯大林的替罪羊

第八章 误入迷途

一、搞拼音文字的“撒翁”

二、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

三、与托洛茨基相知恨晚

四、众人皆醉伊独醒

五、被开除出党

第九章 爱国情殷苦支撑

一、似林教头初上梁山

二、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

三、为抗日民主呐喊

四、身陷囹圄气若虹

五、遥控托派被开除

第十章 筚路蓝缕暮年行

一、拥护国共合作抗日

二、期望再展宏图

三、“最后见解”是非多

下篇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

第十一章 走向中共领导层

一、青年革命家

二、鲍罗廷的助手

三、筹办上海大学

四、炽烈如火的爱情

五、反击右派“弹劾案”

六、“秋之白华”

七、中央局成员和《热血日报》

第十二章 国民革命大潮中

一、驳斥右派谬论

二、抱病著新书

三、力争革命领导权

四、支持毛泽东

五、不怕“皇帝”斩首

六、退让，还是进攻

第十三章 书生非帅才

一、庐山行与南昌起义

二、“八七”会议当领袖

三、铸成盲动错误

四、《布尔塞维克》

第十四章 重旅莫斯科

一、主持中共六大

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三、殷殷父女情

四、哀思战友们

五、中山大学风潮(上)

六、中山大学风潮(下)

第十五章 横遭贬谪

一、结束李立三的冒险

二、“调和主义”帽子

三、清贫的谪居生活

四、左联的指导者

第十六章 人生一知己

一、“没有见面就这样亲密”

二、初访鲁迅与鲁迅回访

三、避难于鲁迅家

四、圣洁的友谊

第十七章 耕耘文学园地

一、革命文艺理论家

二、杂文创作和文艺论战

三、大众文艺倡导者

四、语言文字改革家

第十八章 再度被贬谪

一、残酷斗争的对象

二、午夜的诀别

三、教育人民委员

四、主编《红色中华》

五、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第十九章 “英德纳雄纳尔”

一、被甩掉的人

二、上杭县牢狱

三、灵魂与躯壳

四、并非多余的话

五、超越生死关

六、临难更从容

七、百世流芳华

正当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筹建共产党之际，1920年10月，粤系军阀陈炯明在孙中山指使和帮助下，打败了盘踞广东多年的桂系军阀，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广州地处中外交往的枢纽，历来新思潮相当活跃。陈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区域，趋附时髦，高唱社会主义，大力推行改革，以笼络民心。他敬仰陈独秀在文化界的名声，就连电邀请聘任陈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并改革全省教育事业。

陈独秀认为“广东是很有革命传统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先进人物，有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广东人是敢想敢于的。广东是有希望的”。于是他征求李大钊及上海发起组成员的意见。大家支持他赴粤：(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行前，他把党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共产党》主编任务交给李达，《新青年》交由陈望道主编。12月16日，他上船赴粤。可能原来计划走陆路，故有毛泽东的长沙“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的说法。

12月下旬，陈独秀的轮船中途停泊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人慕名至船上拜访，并带来他们编的《真善美》刊物给陈看。陈看后备加赞许，鼓励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人欣然接受，后来，他们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

陈到广州时，该地建党情况十分复杂。早在维经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等酝酿建党时，他的两名工作人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也由李大钊推荐北大粤籍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来到广州，介绍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他们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创办《劳动者》工人刊物，并成立共产党小组在工人中活动。但这个小组除了两个俄国人之外，7个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工人中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与此同时，三位在北大听过陈独秀社会伦理课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1920年暑假毕业后回粤，与陈独秀联系后进行积极活动。他们分别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政法学校任教，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宣传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争取了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一批进步青年。10月，他们在陈炯明的赞助下办了一份宣传新文化的报纸——《广东群报》。陈独秀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章。不久，他们接受陈的函约，开始广东建党工作，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者有数十人之多。区声白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也混入其中。他们与上述无政府共产党也有一些联系，“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并进行多次联席会议。据当时北京政府打入北京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密探给北京军警头目王怀庆的密报说，1921年3月11日北京互助团开会时，黄凌霜报告说：广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曾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一度开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人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而陈独秀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

据这个材料和当时7个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的刘石心回忆可见，陈独秀到粤时，广州并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所以，两个俄国人向共产国际报告自称建立了广州共产党是不对的。刘断然说：“此时，广东还没有组织共产党，《劳动者》并不是广东共产党办的刊物。”因此把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共产党”视为广东最早的党组织是不科学的。

陈到粤后，就以谭平山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基础，依据集权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进行建党工作。陈对谭平山等人说：“到广东后，听了你们的介绍，也从别的朋友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曾有这样的设想：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谭平山等人表示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1年春天，成立了共产党，党员开始有9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最初书记是陈独秀，不久改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分任组织和宣传。从此广东革命状况为之一新。

他们以《广东群报》为阵地，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还在广州公开设立《新青年》发行所，扩大《新青年》在广东的发行和影响。陈在上面发表了他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书信，批判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乃至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还调上海的沈玄庐到粤主编《劳动与妇女》，陈等党小组成员为其撰稿，宣传妇女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基层宣传工作骨干；还利用“注音字母教导团”向中小学教师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尤其注意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工作。广州河南机器总会机器工人开办补习学校时，陈独秀为董事，谭平山为董事长。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至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了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此外，广东党小组也注意“向农民进行宣传”，党员褚诺晨(译音)曾创办《新农卡寸》杂志，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

所有这些表明，广东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尔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陈独秀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P21-24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而且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曾经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是中共成立后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并一起共事5年多，共同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为早年共产党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同时，二人又由于各自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失败，先后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继之，又都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迫害；最后，都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一个面对枪口，大义凛然，英勇牺牲；一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饱尝囹圄之苦；都走了一条“书生从政”、曲折坎坷、悲剧下场的人生之路。

但是，由于二人年龄相差近20岁，入党前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及影响不同，形成的知识结构、思想修养、性格作风也不同，因此在共同领导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系列矛盾。本文就此试作一些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一条路线，两种倾向

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例如，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日报》、《甲寅杂志》等；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过类似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报刊、“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团体，特别是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所有这些，使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深化在他的血液中；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却在接受一点皮毛后，就投入到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又担负起繁重的党的领导工作，无暇再进行学习和研究，因此处于一知半解状态。实际上，他是在听信了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思想后，一厢情愿地接受列宁主义的。

与陈独秀相反，瞿秋白由于从小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优裕的少爷生活，后来却因破产突遭变故，母亲自杀，家庭离散，受到极大刺激，先后研究老庄和佛教，产生“避世”和“厌世”思想；当他接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及其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投入“五四”运动时，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似乎已成强弩之末，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依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为瞿秋白所倾倒。所以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十分淡薄，而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却由于他当时的特殊专长(俄文专修馆高材生)、爱好(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机遇(《晨报》馆派他到俄国实地考察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从而使他成为我党早期公认的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再加上他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更加削弱，而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甚至把尊重上级，服从组织，当作最高原则来执行。这使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路线，甚至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王明“左倾”领导集团的错误打击时，也不愿抗争，而采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态度。

陈独秀则有更多的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为追求真理而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在他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尽管不断地被否定；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莫斯科还是党中央，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  1922年底，这两个有着不同思想修养和性格作风的人，在莫斯科第一次相遇。当时陈独秀是作为中共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瞿秋白在专门培养中国及远东各国的革命者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当助教和翻译，刚由张太雷介绍入党不久，临时调来大会工作，为陈独秀当翻译。当时，建党初期的干部纷纷离去：李汉俊因坚决反对加入国民党而退党，李达也因故离沪去了长沙帮助毛泽东办自修大学，张国焘在北京被捕不知下落。因此，陈独秀感到干部奇缺。他除了动员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莫斯科学习的大批干部回国外，在离开莫斯科时，也要瞿秋白与他一起回国工作。瞿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