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吴印咸是20世纪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本书将在对吴印咸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吴印咸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吴印咸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图片摄影家，而且是一位电影摄影家和电影教育家。他贯穿一生的摄影理论写作——主要是在摄影艺术教材和技巧理论方面的著述，说明了他也是一位摄影理论方面的不倦建设者。所有这些创作和理论活动，都表明了他贯穿一生的对摄影艺术的挚爱，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力求不断更新的执著欲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立足于既有吴印成生平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他的同事、战友及亲属的回忆，还有吴印成本人的回忆录。另外作者在写作准备中，又对许多与吴印咸共事过的同事和亲友进行了采访，力求使本书比以往的吴印咸传记增加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事实和细节。

出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 世纪之初古城沐浴春风

吴门新秀志在华夏千里

第二章 海上求梦磨砺少年意志

镜语青春初尝艺术甘辛

第三章 《风云儿女》影人矢志救国

《马路天使》写尽百态众生

第四章 民族危亡书生不畏烽火

不惑之年品味延安风采

第五章 南泥湾里体验战士情怀

宝塔山下铭刻革命春秋

第六章 电影团千里跋涉辗转东北

迎风雪人民电影初写新篇

第七章 受委托筹建电影学院

尽爱心培育摄影人才

第八章 呕心沥血耕耘摄影教材

六十高龄再谱银幕华章

第九章 十年动乱承受双重压力

漫漫长夜不忘摄影实践

第十章 人生百年纪录华夏巨变

画卷人品长留后世人间

附录 吴印成年表

后记

四

在美专的3年，吴印咸还交了一个终生的挚友——许幸之。

许幸之，江苏扬州人，出生于1904年4月5日，自幼爱好绘画。他是个典型的少年才子。

1917年许幸之年方13，便拜著名美术教育家吕凤子为师，美术功底扎实。1919年他和吴印咸同时进入上海美专学习，这一年许幸之才15岁。

吴印咸长许幸之4岁，他们既是室友、同学，后来又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伙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两人都成了白发老人，在回忆起这段长达一个世纪的友情建立之初时，许幸之说：“我们不期而遇，被分配在同一宿舍中，从此就结成亲密无间的好友了。”在许幸之看来，“很少听到他在公共场合侃侃而谈，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便在青年时期好友们的聚会中，在别人高谈阔论之际，他也只是在一旁默不做声，和善地一笑而已。”

吴印咸不爱讲话，这一点连他的父亲吴铁秋也讲，吴印咸从小到老，都是一个脾气：沉默寡语。平时很少说话，别人也不问他，他也很少问别人，就是回答别人的话，也很简单干脆，不拖泥带水。

然而他和许幸之两个人友情很深。

毕业以后，两人分别。吴印咸回了家乡，而许幸之又到东方艺术研究所继续学习美术，1924年20岁时，许幸之赴日勤工俭学，先进人日本有名的川端画会专学素描，后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

在美术界，许幸之的才气是公认的。1923年4月许幸之曾在上海美专和东方研究所创作了《母与子》、《落霞》、《天光》等作品，获得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好评。成仿吾赞扬说：“幸之君的《天光》是最浪漫的作品，然而那一束微弱的天光刚把一只无处投奔的小鸟，只是停留在空际，下界还是沉沦在黑暗里……幸之君的《母与子》、《落霞》及其他都好。”许幸之在东京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交往甚密，情感深厚。郭沫若为了支持他的学习，解决他的困难，每月给他一定的资助。1926年许幸之在日本东京创作的油画《晚步》笔力柔和，光彩炫目，深受观众的赞美。

和那个时代的所有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许幸之也积极投身于时代革命的浪潮之中。1927年大革命时代，许幸之应郭沫若电召回国，参加变革社会的斗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许幸之被怀疑为共产党员，身陷囹圄3个月后，在郭沫若、郁达夫、吴印咸等人的多方奔走营救下，由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正木直彦校长写信担保，许幸之才得以出狱，继续回日本深造。

这次牢狱之灾，许幸之被关在上海龙华监狱。吴印咸得知消息后，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去漕河泾监狱探视，送衣，送药，送食品，以表慰问之情。

多年后，在1992年第1期的《传记文学》中，许幸之这么写道：“他这种对朋友的深情厚意，确使我终身难忘。”所以，许幸之在心里认定吴印咸这个人是一定可以做朋友的，尽管吴印咸并不太喜欢表达自己。就像许幸之评论他的那样，“从表面看，他仿佛是一位理智型的人，但他内心却蕴藏着无限热情。”

1927年，吴印咸被迫从家乡来到上海。而许幸之也在1929年应夏衍邀请回国，两个好朋友终于又会合了，他们又住在一起。

许幸之这时在地下党主办的中华艺术大学，任西洋画科主任、副教授。而靠做布景、拍照维持生计的吴印咸，在生活方面得到了他的很多帮助。

在思想上也是如此。作为左联的中坚分子，许幸之在思想上给吴印咸以很大的影响。

1930年2月，许幸之与沈叶沉、王一榴、刘露、汤晓丹等创办了左翼美术团体，建立了“时代美术社”，还先后参加了左联、剧联、美联、文总等，当选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第一任主席。

在吴印咸失业的时候，许幸之介绍工作给他，最重要的是，也是在许幸之的介绍下，吴印咸才踏入电影这个行业。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朋友。可以说，在吴印咸的眼里，许幸之这个给他带来了人生重要契机的朋友和“难兄难弟”，是值得他一生珍惜的朋友。在后来的日子里，吴印咸和许幸之分别作为影片的摄影和导演，终于有了共同创作的机会。

属于他们的时代还在后面。

P20-22

吴印咸是20世纪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吴印咸在1900年生于中国东部江苏省沭阳县，直至1994年在北京辞世，是一位拿着摄影机的世纪同龄人。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经历了中国历史巨变的许多关键时刻，目击了重要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场面。他以高度的历史感悟力和摄影敏锐性，记录了这些重要的瞬间。所以，吴印咸成为20世纪中国摄影史的重要代表，首先是由于他对中国当代历史影像建构的贡献。他于20世纪40年代进入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坚持抗战、倡导民主的过程中，成为一名投身战火的战地摄影师。他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领导民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进程。他的摄影生涯和艺术成就，清晰地表明了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一个痴迷于纯艺术探索的摄影家，怎样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中，确立了民族历史影像建构者的新身份，成为一个与人民共命运的摄影家的过程。

摄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20_30年代，是照相技术不断发展，完善摄影作为艺术的初创时期。吴印咸当时是一位勇于尝试的年轻人，是中国摄影史的早期问路者之一。在他的早期的摄影作品中，就表现出对黑白光影处理的艺术敏感和多方试验，跟同时代的世界摄影潮流相互呼应。今天，当我们回顾与他年龄相近的各国摄影艺术家，如出生于匈牙利的布拉塞(Brassai，1899—1984)，美国摄影家安瑟·亚当斯(AnselAdams，1902—1984)，英国摄影家毕尔·布兰德(：Bill Brandt，1904—1983)，尤其是享誉世界的法国摄影家昂利·卡蒂一布列松(Henri Cartient BresSOIl，1908—2004)的历史足迹时，从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拍摄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黑白摄影全盛时期的光影探索和时代风格。吴印咸早期作品中与之呼应的明显特征和本土风味，显示出他对中国摄影艺术开拓时期的个人贡献。就中国而言，另一位早期摄影的开拓者郎静山(1892—1995)，也是一位与吴印咸年龄相近而影响出众的先躯者。但是，郎静山的摄影主题随后转向禅学意味、灵虚宁静的意境追求和合成技巧的锐意尝试，与吴印咸投身革命洪流面向大众的艺术转向，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照。

吴印成一生最突出、最有历史价值的艺术创作，是于1938—1945年这7年间在延安完成的。他为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许多真实场面留下了宝贵的影像史料，并且是在摄影器材十分短缺、拍摄条件极其困难的状况下完成的。他的这份贡献受到了许多论者的充分肯定和评价。吴印成从一个早期摄影探索的唯美主义者和精湛的技术研究者，转变成为一个政治上信仰共产主义、艺术上具有战地摄影家特点的创作者。他的早期艺术积累、他在黑白摄影方面的造诣，对他在延安时期的摄影创作的保证作用，却较少被人论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苏联早期的艺术发展史中，不乏这样的先例。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雕塑家穆希娜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在十月革命之前，都曾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经历过现代派和形式主义的洗礼。但在十月革命之后，转入苏联早期的文化建设时，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但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时代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是具有独立的创新意义和恒久的文化价值的。比如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十月》，并不因为苏联的解体而丧失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想指出的是，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吴印咸延安7年的摄影活动。吴印咸延安时期的摄影创作不只具有政治意义和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摄影艺术上的价值。青年时代，他在上海时期探索黑白摄影形式。延安时期虽有其他各位摄影师同样参与了历史记录的摄影活动，而唯有吴印成的摄影作品兼具突出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成就，原因就在于此。

这样，我们不仅把吴印咸的摄影创作活动，置身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摄影史的流程之中进行了考察，而且也将他置身于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史和摄影史的发展之中做出了比较。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回眸的目光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空间之中，只有观览世界语境，才能够对一位作者做出较为全面的分析。

吴印咸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图片摄影家，而且是一位电影摄影家和电影教育家。他贯穿一生的摄影理论写作——主要是在摄影艺术教材和技巧理论方面的著述，说明了他也是一位摄影理论方面的不倦建设者。所有这些创作和理论活动，都表明了他贯穿一生的对摄影艺术的挚爱，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力求不断更新的执著欲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立足于既有吴印成生平的历史文献资料和他的同事、战友及亲属的回忆，还有吴印成本人的回忆录。另外作者在写作准备中，又对许多与吴印咸共事过的同事和亲友进行了采访，力求使本书比以往的吴印咸传记增加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事实和细节。但限于作者的能力和写作水平，特别是有许多吴印咸的重要亲友和同事已在此前先后辞世，因此，增加了在搜集资料上的难度。但是，作者还是尽力弥补这种缺陷，在全书的后半部，从吴印咸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创建北京电影学院以及在新中国时期的摄影创作活动等各章中，加入了不少以往的传记中所未有的史料和事实，力求使本书对反映吴印咸一生的创作和学术生涯，有更丰富和更详尽的展现。谨此表达对于中国摄影界一代宗师吴印咸的深切敬意和不尽的思念。

倪 震

2007年8月

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在回顾历史和弘扬先驱者的意义上，编著中国摄影家吴印咸的传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吴印咸是20世纪中国摄影艺术的重要代表。海外有的论者称他为中国新闻摄影之父，这是名至实归的评价。吴印咸对中国摄影艺术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他是中国革命史的影像记录者和见证人，他在延安时代拍下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的珍贵镜头，永垂史册；其次，他又是一位在图片摄影和电影摄影上独具风格的艺术家，特别是早期黑白摄影中的贡献，有拓荒探路的历史意义；其三，他又是一位坚持不懈、培养后进的忠诚的电影教育家，为建立新中国电影和图片摄影教学体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孜孜不倦的艺术探索和勤奋劳作，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94岁的高龄才平静地逝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息地坚持着摄影著述的工作，体现了一个为摄影而生、为摄影而死的奉献者的虔诚和执著。

撰写吴印咸传记最适合的人选，是北京电影学院前院长沈嵩生教授。他既是吴印成亲密的学生和助手，在吴印咸身旁直接聆教和协助写作有年，又是精通摄影和文艺理论的学者。可惜他在1999年也已逝世。摄影系张益福教授和郑国恩教授也是最了解恩师的吴门弟子，也都是著作等身的摄影理论家，可惜都过分谦让，未能承担此书的写作。这项任务落在我的身上，一方面，内心中既有责无旁贷、难辞其托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困难重重、忐忑不安的担心，担心自己能否圆满地完成这本传记的写作任务。

我于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也曾多年在母校执教。所以，我也是一名在吴老教导下的学生，曾在学院中多次聆听他的讲话和教导，在校园中看到他慈祥的身影。但毕竟很难如摄影系诸师长对吴老的了解那样深入和透彻。而传记文学不仅要求史料的确凿、观点的正确，更要求细节的丰富和旁侧材料的翔实，只有使传主的性格心理、音容笑貌跃然纸上，才能达到文情并茂、信达兼备的效果。

在策划本书写作之时，吴老已经仙逝10年，他的夫人和重要战友也都在此前辞世，因此，直接采访有关史料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首先要感谢的是吴印咸先生的女儿吴筑清女士，她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资料汇编、吴印成先生的文稿、诸多亲友的回忆录以及海内外的评论文字。这些资料都是宝贵而系统的。由于吴老本人就是一位细心严谨的学者，他生前自己整理的文档就相当系统。而吴老的各位子女，也是慎重、科学地对待史料保存的研究工作者，因此吴老的作品和文字资料成为一份可供后世研究查阅的宝贵文献，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其次要感谢的是吴老生前的战友和学生。特别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各位教授。在本书写作的准备时期，我先后重访了摄影系郑国恩、刘国典、任杰、张益福、孔祥竺、杨恩璞、周坤、顾文恺各位教授。有的教授如张益福、郑国恩都接待了我三、四次，十分耐心、周到地向我回忆当年与吴老共事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成长的历史过程和动人细节。张益福教授向我提供的文献和摄影作品资料尤其丰富，令我内心非常感激。另外，北京电影学院前党委副书记鲁明，对我的采访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虽然不是摄影系的老师，但他在延安时代和东北电影制片厂时代，都与吴印成先生有过直接的共事经历和师生关系，他不但提供了准确的史料和真实的细节，而且对当下一些著作中的讹传和错误，提出了有力的修正和史实证据。这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此外就是通过查阅吴印咸先生共事的战友和同时代人士所写的回忆文字，在旁证中获取有关史料，来丰富和加强传主的生平足迹及时代氛围，尽量传达出吴印成摄影事业和人生流程的真实面貌。

在本书写作之前，已经出版过多种有关吴印咸的传记著作、亲友回忆和学术论评集。所以本书只是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补充和完善。我个人认为，在叙述和反映吴印成生平的后期，亦即东北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北京电影学院时期的工作状况和摄影创作方面，本书提供了比以前的相关著作更为详尽而丰富的史料和细节，也提供了我对这一时期吴印成摄影作品的评价和分析。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也是我个人的年龄和经历能够直接面对的历史阶段，有一些相关于吴印成的历史事实，更是自身直接参与的，比如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和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吴印成副院长当时的处境和表现是我亲眼目睹的。因此，写作起来自然就落笔有据和分寸自如。我深有感触的是，跟当下年轻的文友和读者交流起来，这些历史对他们来说，已感到相当陌生。由此可见，由我这样经历有限的著者去回述延安时代的电影活动和创业生涯，恐怕也会使当年的亲历者感到意犹未尽吧。

因此，我想说，本书对吴印咸后期人生和艺术轨迹的叙述和描写，是有别于他者的一种补充。如能对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和认识，对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和事实，这就是我在这件工作中的一份贡献了。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曾两度身患疾病，特别是眼睛有病，导致了出版计划的一再延迟，使我内心十分歉疚。在身患眼疾的时期，深得上海同济大学电影学院教师闫凯蕾博士的关心，为本书前几章的写作和修改，提供了大力的帮助。因此我内心中认为她已不是一般的协助，而是本书的合著者。但闫凯蕾博士十分谦让，坚持不受合著的身份，我在此对她表示十分的感谢和敬意。此外，在采访过程中和写作过程中，也得到过上海华东师大讲师沈嘉熠女士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马聪敏的帮助，特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本书写作计划的前辈程季华先生、中国电影出版社李梦学副总编辑、责任编辑李晨曦女士，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在我患眼疾期间延迟出版本书而给予的关心和宽容，深致内心感激和谢意。

倪 震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