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东欧国家集团解体后，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趋势、特征，人们尚未识其庐山增面目，对于接下来的国际社会主要冲突，人们也议论纷纷，到底今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格局呢？世界总会在历史惯性和永久和平之间徘徊，是和平，抑或战争？

《撩开后冷战时代的帷幕》与大家共同探讨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军事问题，中国军事现代化及海权问题等等，相信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精彩的观点！

本书属于军事外交类图书，是以军事问题研究为主的文集。大部分篇幅为近几年作者在国内重要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引起国内媒体读者、军事爱好者和关心国际关系的读者以及专业人士强烈关注的焦点问题。书中大致分为国际军事外交评论、战略与文化、战略与文化这三个主题。

从必然的战争到可能的战争(序)——20世纪到21世纪的国际社会质变

一、国际军事外交评论

  “第三罗马帝国”的归宿

  兼谈美国的使命意识

  撩开后冷战时代的帷幕——评布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能应付几场战争？

  伊拉克危机结束后的世界

  普林斯顿大学里的“老鹰”和“小鹰”——同弗里德伯格和他的弟子会谈印象记

  胜利者的极限

  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冲突？

  亚洲的浑水里能摸到几条鱼？——评小布什的印巴之行

  也谈俄罗斯的“先发制人”

  扎卡维与“马蜂效应”

  别斯兰的警钟

  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围困

  布什主义与恐怖主义

  从恐怖主义到民族主义

  用“核大棒”换取“胡萝卜”？——谈谈朝鲜半岛危机

  美印联盟：南辕北辙乎？

  朝鲜导弹试射：投石问路的外交砝码

  导弹射了又怎样？赤脚不怕穿鞋的

  日本的外交战略及其局限

  东北亚前景的不确定与中俄联合军演

  摆脱“大小三角”的印度外交

  武器与外交

  2006年的国际冲突分析

  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与遏制“台独”

  核武器与21世纪

  萨达姆的娱乐功能

  萨达姆：一个与时代发生错位的枭雄

  萨达姆的悲剧

  布莱尔的羊毛衫与英国海权

  风乍起，搅乱中东一池水

  “虐俘”事件与战争的合法性

  “先发制人”战略范围有限

  安全困境下的雕虫小技——评美国导弹打卫星

  美伊战争的逻辑框架

  精确制导与传统巷战的抗衡——未来美伊之战研判

  美伊序战及前景眺望

  最近战场形势分析

  一路撒豆，不能成兵

  美军两难：围困？强攻？

  析“看不懂的巴格达之战”

  美伊战争的几点启示

二、战争史

  “战争为万物之父”——赫拉克利特如是说

  马拉松之战——欧洲诞生的第一声啼哭

  阿贝拉会战——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和理想

  千年经典——坎尼会战

  普拉琴高地的太阳——伟大的奥斯特利茨会战

  再现坎尼——伟大的坦能堡会战

  维斯瓦河上的决战——决定欧洲命运的华沙会战

  历史上的几次重要的攻城战

  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

  谁托起了诺曼底的太阳？

  诺曼底登陆的多元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学术背景

  再论中国远征军成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影响——兼从制空权的角度分析缅甸战局

三、战略与文明

  《汉武大帝》与华夏尚武精神

  在郑成功水师的背后

  走出扭曲的研究心态——相兰欣教授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读后有感

  农耕社会军事思维的超越——儒家战争观与现代军事技术的艰难对话

  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的思考

  转型时期的国防思考

  恐怖主义时代的战争

  中日交往的历史经验及对当代的启示

  历史“长时段”与台海局势

  台海格局的主要变量——国防军事现代化

  命运多舛的中国军事现代化

  航母与中国的海权战略

  海权与中国的发展

  海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21世纪对海权的沉思

  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的商榷

黑格尔说过：历史上一切伟大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恩格斯补充说：第一次以悲剧方式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形式出现。伟人对历史的观察的确洞若观火，因为有了拿破仑一世威武雄壮的正剧，于是引出了拿破仑三世啼笑皆非的闹剧；因为有了气吞千古的罗马帝国，于是引来不伦不类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有了刘备匡扶汉室的悲壮努力，于是引出张勋“辫子军”复辟的拙劣闹剧。

但是，美国的崛起似乎打破了上述的历史规则，因为无论黑格尔还是恩格斯，都认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出现不会超过两次，而美国却偏偏以“第三罗马帝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上，这难道是“异数”？如何解释“第三罗马帝国”的出现，并对其未来的命运作出判断？也就是说，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美国到底是历史中的正剧还是闹剧？如果是正剧，那么“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最终还是免不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命运。不过，历史正剧的意义在于给后人一种愉快而惋惜并且充满激情的回忆，从而成为后人创造新的辉煌的动力。如果是闹剧，那除了和正剧一样必须按时谢幕收场外，给后人的只是一种尴尬、苦涩、滑稽和充满欺骗感的回忆，徒然成为后世的笑料。

也许，美国正处于黑格尔所说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必然经过正、反两个阶段而到达“合”的阶段？换而言之，美国是否属于那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在经过了古罗马帝国（正）、神圣罗马帝国（反）后变成了被叫做美国的事物？笔者曾就此询问过来访的一位美国学者，岂料这位老美竟然说：“是的，美国人对这点充满信心。”这位学者的回答无疑会让所有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嫉妒，并且感到美国人的狂妄自大，也使人想起19世纪怪杰之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狂言：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德国人已失去了这种感觉，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却开始有了这种感觉，并且越来越强烈。

不管被称做“第三罗马帝国”的美国这出历史剧以正剧收场还是喜剧或闹剧收场，也不管它是否是古罗马帝国（正）与神圣罗马帝国（反）交配后的杂种（合），我们以古罗马帝国和古代某些强大的文明、国家为参照系，从精神方面考察一下美国的心路历程、国运气数之长短，仍值得一试。

在西方学者巴洛看来，“整部罗马文明史无非是罗马精神的发展史，自我实现史……”。巴洛认为，古罗马帝国的强盛经历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罗马人敏锐地认识到，在人类之外存在着单独或集体的“力量”，对此人类决不可忽略。他必须服从某种东西。如果他拒绝，则将招致灾祸；如果他勉强地服从，则将成为更高力量的牺牲品；如果他乐于服从，则将发现他可跻身合作者之列；通过合作，他可以了解更高力量的某种趋势，甚至目的。心甘情愿的合作带来一种献身观念；当目的变得越加清晰时，他将感到其自身是推进这些目的的代言人或工具；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他将意识到一种天命，意识到一种对其自身，以及其他与其类似、构成国家的人们而言的使命。这就是罗马从台伯河之畔的“七丘之盟”发展到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的精神之旅。

岂止是罗马人，笔者发现古代强盛的文明都经历了同样的精神历程，强大的国家和文明都具有敬畏自身以外的“力量”，并服从这种“力量”的特征。这种力量也许来自宗教、世俗信仰、理想或理念等，不一而足。但其共同点是人和国家对之敬畏、服从，奉之如“绝对命令”，并以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理想、使命感形式出现于历史上。

在古希腊，“人类之外的力量”以“理想国”的理念呈现于希腊文明世界，其现实中的执行者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古希腊神话》，另一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前者使他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后者使他产生建立“实现正义公道而至于至善”的世界理想国的强烈冲动。为此他开始了军事远征，从他对被征服者的宽阔胸襟以及一系列四海一家的政策表明，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军事远征是理想主义谱写的历史绝唱。由于家族和老师的影响，亚历山大很早就感觉到“人类之外的力量”，并一直对之保持敬畏和服从，最终把它作为一种使命；而在实践过程中，自己也就变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所以，不是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的力量表现到极致，而是附身于亚历山大的希腊文明的精神激发出希腊文明的伟大力量。

东方也有一位具备“四海一家”胸襟的亚历山大大帝式的伟大君王，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历来史家多以政治权谋解释他的“贞观之治”，忽视了李世民精神境界与其文治武功的关系。贵族出身和突厥血统以及少年不凡的经历，使他较早地感悟了“王道”和自己的使命，对这一“力量”的敬畏和服从使他对人类的认识超越了历代君王，“华夷一家，爱之如一”！以天下父母自居的“使命感”使他胸襟开阔，气度非凡。东突厥颉利可汗屡屡威胁中原，曾率军直抵渭水北岸，数年后战败被俘，太宗好生养之。贞观七年，一次朝廷欢宴上，高祖命颉利可汗当庭起舞，华夷一家，是为观止，太宗亦被四方尊为“天可汗”。太宗敬畏“王道”，崇尚尧舜文王周公之道，境界高远，把初唐带人文明盛世。太宗皇帝视颉利可汗为一需管教的顽皮孩童，这等气度和胸襟是敬畏、服从“王道”，并视之为使命所致！P3-5

从必然的战争到可能的战争（序）——20世纪到21世纪的国际社会质变

一、核武器——我们这个时代和平的重要基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西线联军总司令、法国的福熙元帅预言，这不是和平，而是为期二十年的休战。果然一言成谶，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结束后，根据这个经验，有人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1964年左右爆发。根据历史的经验，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和世界大战之前一般先出现两大敌对的政治军事同盟集团，如果两大集团不仅在经济利益上矛盾尖锐，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处于尖锐的矛盾，则战争难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北大西洋政治军事集团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华沙条约政治军事集团迅速形成。根据历史经验和当时现实情形，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曾经是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共识，但时至今日，世界大战并没出现。原因何在？

首先是能够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武器的出现。康德认为：“只会造成双方以及一切权利随之同时一起毁灭的一场绝灭性的战争，就只是在整个人类物种的巨大的坟场上才能发现永久和平。因此，这样的一场战争以及使用导致这种战争的手段，就必须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康德这一谶语式的论断被核技术时代所证实，正是核武器把人类带进这种境地。虽然康德扮演了上帝代言人的口吻命令道：这种战争“就必须是绝对不容许的”，但“绝对不容许”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实现呢？

正常情况下，如果明确认识到战争的结果是失败、甚至是国家的毁灭，那么任何国家都会避免战争。不过只要有一方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战争就仍然不可避免，只有双方都明确认识到战争不仅不能获得利益，而且给自身带来毁灭，才能避免战争。冲突双方都不会在乎对手的毁灭，却绝对在乎自己的毁灭。但是在核武器诞生之前，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的爆发与某一方在战前比较有把握取胜的判断有关，尽管这种判断后来被证明是错判。战前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形也许能够避免战争，但历史上即使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也常常无法避免战争爆发，因为总有人算计着如何扬长避短、遏制对方优势，发扬己方优势，从而认为自己有了胜利的把握。春秋战国时孙膑向田忌献策，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下马对上马就是在均势情况下放手一掷的例子。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一种因素能够使冲突双方明确意识到战争将使双方归于毁灭，从而放弃战争。

如果不是核武器的因素，我们很难解释冷战没有发展成热战的现象。按照战争酝酿的过程，1950年朝鲜战争、1958年“炮击金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危机等，都足以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事实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积极进行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都在竭力避免战争冲突，双方都无可奈何地奉行“确保相互摧毁”的战争原则，因为双方都意识到：在全面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常规战争中单方面取胜的结果已不可能出现。

在2002年6月爆发的“克什米尔危机”中，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有核国家处理危机的行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印度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巴基斯坦首先表明使用核武器的决心，印度不敢轻举妄动，连大规模边境冲突都没有引发。这次冲突反而使双方意识到战争已不是解决两国之间问题的有效途径，成了一揽子解决两国问题的契机。而在过去无核状态下，印巴恐怕早就爆发战争了，事实上，无核状态下的印巴之间曾爆发三次全面战争。2002年印巴危机还给人们这样的启示：即使对手拥有核武器、并占有常规军事力量优势，有核国家还是能够遏制对方的战争企图。核武器能够弥补自己常规军事力量的不足，抵消对方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哪怕对方也拥有核武器。这就是核武器的“不对称制衡”效应。

核武器遏制战争的背后是商业理性在起作用。通常情况下，战争是国家的理性行为，发动或避免战争都是国家的理性选择。理性要求国家对战争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评估，当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时，就会放弃战争，所以国家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理性。在商业经济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要考量成本与效益，投入与产出，久而久之，经时间反复锻造，这种外在的生存方式内化为人们的基本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了人的行为和国家行为。于是，商业理性成了战争的天然克星。

一般而言，当战争的边际成本远远大于战争的边际收益时，战争才会被制止。商业理性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制止战争，只有等到毁灭人类的核武器降临时才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核武器把战争的边际成本同边际收益两者巨大的落差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美苏和印巴对抗表明，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还需有具体的条件支撑，需要双方处于“确保相互摧毁”的态势，每一方都具备有效反击报复能力，不给对手以任何取胜的侥幸。正因为核武器使对抗双方排除了一切取胜的侥幸，在战争还没有开始前就已经看清自身毁灭的惟一前景，由此我们可以解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何始终处于冷战状态。同样，我们也可以解释二战以来地区性常规战争不断的现象，因为在那些爆发常规战争的地方，商业理性并没有同核武器联手，那里的人们经常发现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

二、“欢乐女神”兑现为商业理性

商业理性与核武器携手虽然制止了战争的爆发，但并没有消除战争的根源。战争的根源都基本上是经济性的，诚如富勒所言：“在两种文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中，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的和经济性的。……战争都经常是为肚皮打的，不管是人的还是兽的。自从有史以来，在生存的斗争中，“生存空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以往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眼前和未来的各种经济资源，世界资源的分配是无序的，没有规则的，唯一的规则就是力量强大者说了算。二战以后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七十七国集团、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等等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序化配置、解决各种复杂矛盾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目前在公正、合理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世界资源有序化配置的长远历史趋势已经不可扭转。

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复兴给世界的启示极大，这两个国家当初发动侵略性战争都是因袭了古老的战争原则——争夺“生存空间”。争取生存空间最终是为了繁荣富强，但事与愿违，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成了濒于崩溃的战败国。在战后经半个世纪的和平建设，和各国平等贸易后，这两个国家反而变得繁荣富强起来，仿佛是历史在20世纪对这两个国家开的最大玩笑。同样，经历了战争纷争几千年的欧洲，在二战后经济合作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统一的欧盟，消除了欧洲的战争根源。同样可以达到繁荣昌盛，战争和贸易交往两种成本却悬殊巨大。商业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因为：以往战争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不可分割，为了占有今天和将来的生存资源就一定要扩张、占有新的生存空间，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强劲趋势、世界贸易体系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功能，把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分离开来，通过健全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努力，一个国家不用夺取新的生存空间也可获得所需要的生存资源而走向繁荣富强。相比之下，以冒险的国力消耗和巨大的国家道德形象损失为代价的战争方式变得愚不可及。这样，国家放弃战争手段而以和平的贸易手段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就成为现实的选择。

上述情景正如二百年前康德所预言：“正如大自然很聪明地分隔开了各个民族，而每一个国家的意志却是哪怕根据国际权利也会高兴通过阴谋或者暴力而把它们都统一于自己之下的；另一方面则同样的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在抗拒暴力行为和战争方面所无从加以保障的各个民族，大自然也就通过相互的自利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并且它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的。因为在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势力（手段）之中，很可能金钱势力才是最可靠的势力；于是各个国家就看到（确乎并不是正好通过道德的动机）自己被迫不得不去促进荣誉的和平，并且当世界受到战争爆发的威胁时要通过调解来防止战争，就仿佛它们是为此而处于永恒的同盟之中那样……”

军事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生存体系服务的，战争一般都是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经济生存体系之间的冲突。当所有国家的生存依附并融合于同一个经济体系时，当在这样一个体系内它们彼此不分地相互依赖无法挣脱时，当国家脱离这一经济体系就无法生存时，人类军事职能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类有史以来军事服务于无数个分裂的、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的现象就会消失，并统一服务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传统的国家身份和利益在全球互动中将重新确认，这一历史过程与时下正在兴起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呼应，两者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相互验证。果真如此，历史演进将表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政治一体化——全球军事一体化。欧盟的出现似乎是世界这一前景的预演。

永久和平需要一种体制，康德做了这样的描绘：“因而所有的战争就都是要——尽管这并不是人的目标，但却是大自然的目标——建立起国家与国家的新关系的反复尝试，并且是要通过摧毁或者至少是瓦解一切国家来形成新的共同体；然而这些新的共同体，或则是在其自身之内或则是在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变得无法维持，于是就必须再度经受新的类似的革命。直到最后，部分地是由于内部有公民宪法的可能最好的安排，部分地是由于外部有共同的约定和立法，人们才会犹如一架自动机那样地建立起来能够维持其自身的、就像是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来。”在笔者看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乃是孕育康德的“共同的约定和立法”的母体，导致永久和平的“共同的约定和立法”正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茁壮成长着。比如对“知识产权”的强调，其意义不仅仅限于经济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置于“共同的约定和立法”之下，使他们逐渐成为永久和平体制中的成员。

行笔与此，不禁想起令人热血沸腾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终曲合唱词：

欢乐女神，

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哲学家的逻辑思维和艺术家的形象思维在永久和平问题上殊途同归。这位“欢乐女神”是否就是化了妆的商业理性？“圣殿”是否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体制的隐喻？“共同的约定和立法”是否是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团结成兄弟的永久和平的可靠途径？

三、世界在历史惯性和永久和平之间徘徊

似乎在21世纪的晨曦里，我们已隐隐约约看到康德“永久和平”的一线曙光，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感受着历史传统和历史经验强大的而可怕惯性。永久和平的曙光能否迎来满天朝霞、还是被乌云抹去仍然是个谜。世界上几大势力正在重新组合，这种组合方式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为背景，在“霍布斯观念”指导下，按千年的传统战略思维展开的。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的登场，传统战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反恐”名义的掩护下，抢占各战略要点，进行着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略部署，在“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信誓旦旦下，模棱两可的政治军事联盟正在加强、联合军事演习也在频频举行，最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心照不宣的潜在对手，也常常在相互防范的警惕氛围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不怀好意地相互摸底以便来日决战？还是彼此显示诚意促成精诚合作？肯定地说，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最新的高科技仍然最先使用于军事领域，有的直接就是军备竞赛刺激发明的，新一轮军事技术的竞争将在太空展开。凡此种种，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困境”，因此，导致今天战争紧张状态的原因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心理的；与其说是当代矛盾激化使然，不如说是传统历史惯性所致。

21世纪世界大国的行为处于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状态、一种史无前例的国家“人格分裂”状态，各大国一方面遵循传统战略思维积极发展军事高新技术，展开军备竞争，为未来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等一切可以合作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展开合作，并朝着相互紧密依存的目标和永久和平的方向努力着。在这种“人格分裂”导致的矛盾行为中，在人们对世界前景战争与和平的不确定性的满腹狐疑中，我们多少领悟到本世纪与上个世纪的某种重要的区别：上个世纪的萨斯一洛林问题、波兰走廊问题、台湾收复问题、日耳曼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生存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等等，使得那个时代的人们深信将要面临的是必然的战争；在付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后、在核武器的制约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努力下，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仅仅是可能的战争，这或许是本世纪与多灾多难的20世纪最大的差别，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而论，这种差别足以确认为是一种质变。

从必然的战争到可能的战争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毕竟是连接永久和平的重要一环，也许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是：人类在进入康德“永久和平”的天堂之前，还要下几次地狱？

2008年4月26日

于上海寓中

九、结束语

随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海洋文明的转型，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人世界，对外依赖度增大，在国际体系有序和无序交织错综的情形下，如何处理同主权之外却又涉及国家生存利益的地区的矛盾？如何使国防建设同主权之外却涉及国家生存的安全需要相适应？如何区分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同维护国家正当海外权益而使用的正当军事威慑？如何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走向世界的同时，与现存大国保持协调避免冲突？如何坚持和平崛起的长远方针，避免近现代西方国家把崛起演变成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运动？远洋海军达到怎样的规模才能足以威慑对我海上生命线的威胁？“确保海上生命线相互切断”是否可作为防御性的海权战略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给以理论的阐述，也许在探讨和阐述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