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雪漠的所有小说，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真正探索人类灵魂的作家。为了写出直指人心的作品，他投入了全部生命和真诚。他的小说，往往透过‘小人物’的灵魂而窥探整个人类世界。

本书是一部全人类思想革命的大书。

莹儿和兰兰死也想不到，踏人沙漠不久，她们会遇上豺狗子。

豺狗子是牧人谈而色变的动物，它们的绝技是抽牛的肠子。有时，它们也会抽骆驼的肠子。抽骆驼肠子时，比抽牛的肠子费劲些，因为它们先得弹跳得很高，至少得高到能一嘴叼住骆驼大肠的地步。要是它们跳得稍微慢一些，骆驼就会扬起后蹄，像小罗纳尔多罚点球一样将它们踢成空中翻飞的黑点。……

引子

第一章 “黑云彩罩住了牛心山，九眼泉打了个闪电。”

第二章 “哥哥走了我配瓜，手拿着瓜秧儿灰塌塌。”

第三章 “野狐桥的桥塌了，好的好的霜煞了。”

第四章 “老虎下山林败了，庄子大了人害了。” 

第五章 “侧棱棱睡觉仰面听，听不见阿哥的骆驼声。”

第六章 “嘉峪关口子上雷吼了，黄河滩落了个雨了。”

第七章 “九里山前驴推磨，老鼠它拉不到洞里。” 

第八章 “落网的鹿羔羔绳头上缠，双眼里淌的是泪水。”

第九章 “一身的紫肉儿苦干了，腔子里挣下个病了。”

第十章 “南山的黑云绾疙瘩，雷响电闪者白雨发。”

第十一章 “青土坡里的白蚂蚱，蹬嘎蹬嘎地蹦哩。”

第十二章 “黄丝扣结下的撒渔网，网不到清水的浪上。”

第十三章 “狂风打给的磨盘子转，青龙呀白虎呀叫唤。”

第十四章 “乌云遮住了满天星，一阵阵雨来一阵阵风。”

第十五章 “白蜡杆子紫红的幡，风刮时它自己倒哩。”

第十六章 “黄鹰黑鹰打一战，闪断了黄鹰的翅膀。”

第十七章 “阴间的闪电阳间的雷，惊走了催田的布谷。”

第十八章 “狼在豁牙里喊三声，虎打森林里闯了。”

第十九章 “黑云彩头上一条龙，空中里闪出个蟒来。”

第二十章 “大山顶里割荨麻，割断了白蛇的尾巴。”

第二十一章 “日头爷落到九龙口，恶狮子含了个绣球。”

第二十二章 “白疙瘩云彩大点子雨，黑云彩山尖上绕了。”

第二十三章 “阴山的牡丹雪压了，芦子草搭不上架了。”

第二十四章 “鸟儿出笼上天哩，兔儿出网进山哩。”

第二十五章 “失群的咕噜雁盘虚空，没有个心疼的回声。”

第二十六章 “兔儿的门上鹰旋哩，雀窝里蛇抱蛋哩。”

第二十七章 “莲花山上的金凤凰，落到了沙海的岸上。”

第二十八章 “骆驼的脖儿鸭儿的嘴，隔山者吃不上草了。”

第二十九章 “阴山里打枪阳山里响，枪子儿落到了地上。”

第三十章 “老蜘蛛摆下的八卦阵，打灯蛾落在了火炕。”

第三十一章 “车户的鞭子蛇抱蛋，车轱辘碾坏了牡丹。”

第三十二章 “天上的云彩雨露露，乌云天杀梢子哩。”

第三十三章 “相思病肝花上穿孔孔，没有个插针的缝缝。”

第三十四章 “黑老鸹招手烟洞上停，忽喇喇惊醒了梦中人。”

第三十五章 “千年不倒的祁连山，万辈子不塌的青天。”

第三十六章 “宁叫玉皇的江山乱，不叫咱俩的路断。”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代后记)

庄门外凉飕飕的漠风一吹，老顺的头脑清醒了，气也消了。这是几十年常做的功课。动口是老伴的能为，动手是老顺的强项。照例是老伴先占上风，老顺要后发制人结束战争，前者再用哭声打扫战场。此后，老伴要耍几日威风——但不可太过分——老顺嬉皮笑脸赔小心。而后，万事大吉。他们的刚柔对垒向来是和谐的。精明的老伴即使在耍威风时，也忘不了打量笑嘻嘻的老头子是不是突然咬起了牙。

“老啊老了，咋又是刀枪矛子的？”老顺晃晃脑袋。他有些后悔方才的手重。大儿子憨头一死，老婆子真皮包骨头了。小儿子灵官去了外面，又不来个音声儿。老婆子老念叨。念叨归念叨，可人家不通个声气儿，你有啥法子？娘老子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无义种。

真吃枪药了。老顺想，按说，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叫人家说了说两句，动啥手呢？……可没治，许多时候，人由不了自己，手也由不了自己，心更由不了自己。心要使气，手要出气，老顺有啥法子？他想笑，可口一张，却叹了一口气。

想到老伴挨揍的原委，老顺的心一下子暗了，眼前又出现猛子羞恼的脸。这时，他才真正确认了那是“羞恼”。记得，在双福捉奸的那夜，猛子就朝他吼过：“谁叫你不给老子娶？”

要债鬼。

老顺终于明白了老先人为啥叫儿子“要债鬼”。确实，儿子是啥？所谓儿子，就是能理直气壮地从你兜里掏钱，从你碗里抢肉，从你口里夺食，而又心安理得的那个人。莫非，真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债？像大儿子憨头，从老鼠大，抓养到墙头高，娶了媳妇，生了病，债要完了，腿一伸，走了。走了就走了，还落了一屁股的债，叫老子背。不是要债鬼是啥？

现在，又该着猛子要债了。一想到猛子裸着身子在豆垛上晃势，老顺心里又毛呵呵了，就往人多处走。这是他惯用的法儿，烦了，就聆听杂音，去淹那烦。

近来最热闹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金刚亥母洞，一处是白虎关。前者是村里人挖土山时发现的，洞里有好些文书和文物。村里人加固了洞窟，宗教局下了批文，就变成了道场。后来，双福出钱引来了电，又将凉州城拆了的十多间老房子搬到洞外。村里人爱新鲜，闲了，就来这儿。

此刻，洞口正围了一圈人。老顺听出，仍在喧王母娘娘。

这是个新话题。说是某一日，村里来个老婆儿，留下一封信，人说那是王母娘娘——就是玉皇爷的大老婆，她得知人间有包天的灾殃，才私下天庭，拯救世人。信上说，当今世人不善，恶人横行，不信神，不敬佛，上欺天，下欺心。上天震怒了，要降下罪来。到那时，日不出，月不明，洪水浸天，毒虫遍地，瘟疫四起，白骨盈野，猛兽横行，人食同类，有房无人住，有衣无人穿，有地无人种，有粮无人吃……好个可怕！

喧谈者你一句，我一句，都说末日到了。语气倒兴奋得像叫驴，仿佛既怕末日，又希望它快些来到。都说，怪倒是怪，那次的黑风，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一下子就把天吞了。太阳呀，世界呀，全溜进它肚里了，少见。……按神婆的话说，世界到眼皮底下了。

“这就叫劫。”齐神婆说，“在劫难逃呢。过了青阳劫，过了红阳劫，挨上白阳劫了。谁也得过那个道儿。”一个问：“劫是啥？”齐神婆道：“劫就是劫。国家不也承认有劫吗？文革不就是十年浩劫吗？那就是劫。旋风一样，碰上啥，啥就卷进去了，树叶呀，灰尘呀，纸片呀。人也一样。你想躲吗？成哩，得行善积德。”

村里怕末日而修行的人多，老伴的头也信成个蒜锤儿了。可老顺不信，大的理由说不来，但他瞎猫盯个死老鼠，只问两点：一、“老婆子，你不是行善吗？为啥老不干不净地骂我？”二、“老婆子，金刚亥母不是保你吗？我扇你耳光时，她干啥去了？”这样一问，老伴就大眼瞪小眼了，吭哧半天，便涨红了脸，用撒泼来代替说理。老顺呢，就嘿嘿笑了，骂她“狗咬火车，不懂科学”。

P8-9

《白虎关》完稿后，“老顺一家”就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朋友老劝我：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

其实，“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

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我《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呢。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扰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时，该动物也就面临了灭绝。

所以，连“世”都不知寿命几何，在乎那名相做甚？

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当然，还可以再说小些：要是你写活了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穆齐阿的《没有个性的人》等都在为我的理论充当证据。因此，我的确是想用一生的精力写一家农民的。

但我终于要将“老顺一家”告一段落了，原因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更因为另一些生命对我的催促。他们都簇拥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喧闹，老在嚷：“你啥时叫我们出世？”他们是另一种小说的人物，他们早活了，已跟我生活了多年。每到聒噪声太响时，我就喝斥：“吵什么吵！等我写完老顺们，就写你们。”我一次次地安抚他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而且，他们的噪闹也日渐猛烈，弄得我寝食不安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不会写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没办法。真是这样。那所谓的“写”，也仅仅是我“宁静空明”了心，叫那些吵闹不休的人物“出生”而己。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轨迹，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但我从来不曾强暴他们。

去年，我曾跟陈思和、王新军两位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搞过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问我：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答：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也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

我虽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想让书成为我灵魂的营养，而不是想叫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甚至包括宗教，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

《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完稿已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也是越“成长”，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

从二十五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四十五岁长篇《白虎关》定稿，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

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为啥不写城市？我回答：因为世上有许多小说高手，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城市的经典小说、先锋小说和时尚小说等。这文坛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正因为写老顺们的人少，写活他们者更了了无几，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灵的意愿而为。否则，我就不写小说了。我会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

老有人问：“《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总是回答：“不好说。”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会肯定地说：“当然比《大漠祭》好！”因为在这三部长篇中，《白虎关》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积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回答：“不好说。”因为《猎原》的出版，让我聪明了许多。有时，作者喜欢的作品，读者则不一定认可。像《猎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排行榜”，还曾排名第一，可人们一提及，还是认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关》能否赢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说：读书如攻城堡，是需要实力的。欲读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从对我的小说的解读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叫好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发表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燥者很难深入文本。关于它们，雷达、李星、崔道怡、阎晶明、白烨等先生都有过不同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卓见。记得《猎原》完稿时，为避免读者误读，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了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唐吉诃德》读成了骑士小说一样。所以，这次人问我：“《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聪明地回答：“不好说。”

好在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很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

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那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类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类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类也喝彩的东西。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经过了十多年的深入生活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写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我也会想些“写作的理由”之类。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发言，虽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先生的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有一份光明，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

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决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唐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那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博物馆里的灵魂》。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

当然，我想“定格”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炼的灵魂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