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历史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也才能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本书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发动过程，剖析了“大跃进”得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深层动因，生动再现了“大跃进”中的各种荒诞之举。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不难看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全面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发动过程，剖析了“大跃进”得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深层动因，生动再现了“大跃进”中的各种荒诞之举，深刻揭示了违背科学发展的历史教训。

第一章 冒进与反冒进

1.批判“小脚女人”

2.冒进的出现

3.1956年的反冒进

第二章 “大跃进”的序幕

1.“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

2.“大跃进”口号的提出

3.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4.十五年赶超英国

第三章 批评反冒进

1.“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

2.“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3.工作方法六十条

第四章 为“大跃进”升温

1.“争取大跃进的大会”

2.“这个冒进好”

3.“苦战三年改变面貌”

4.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第五章 酝酿总路线

1.“马克思主义的冒进”

2.“敢想敢说敢做”

3.助长“大跃进”的几个文件

4.“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第六章 “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1.多快好省总路线

2.“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3.插红旗、拔白旗

4.“敢于破除迷信”

第七章 农业“大跃进”

1.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2.高产“卫星”满天飞

3.“卫星”为何能上天

4.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八章 全民大炼钢

1.1070万吨钢的由来

2.“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3.“钢铁元帅升帐”

第九章 教科文“大跃进”

1.知识界的跃进计划

2.“国际先进水平”及其他

3.“教育革命”之举

4.“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结束语

参考文献

1.批判“小脚女人” 众所周知，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批评反冒进开始的，而反冒进主要是在1956年进行的。因此，要回顾“大跃进”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及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冒进与反冒进。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1954年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1955年1月统计，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38万多个。在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中，虽然许多农业社在建立时遵循了自愿互利原则，并且在建社后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也有一部分农业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办起来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亦存在不合理现象。加之1954年是在农村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的第一年，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曾购了“过头粮”，造成1955年春农村粮食紧张。这样一来，合作化中的问题与统购统销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引起了一些农民的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了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牲畜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55年3月3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

3月中旬，毛泽东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等汇报农村工作，当谈到当前农村的紧张情况时，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通知指出，在大发展之后，进行整顿巩固工作，社数和户数有合理减少是必要的。有些地方怕数字减少，百分比下降，就不敢贯彻自愿原则，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变。

1955年三、四月起，各地广泛开展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1955年7月26日编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的简情》统计，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贯彻“停、收、发”方针后，原有的67万个社中，有65万个巩固下来了。“缩”的情况是：浙江15000个，河北7000个，山东4000个。其他省份无大变动，有的还有所增加。

1955年春，毛泽东对农村紧张形势的看法与邓子恢等人是一致的，因而也赞成在部分地区停止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到了5月，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农业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发生这种变化呢？

一是毛泽东感到粮食并非以前说的那样紧张。这年春天，正当农村销粮大幅度增加，而缺粮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一份反映山西闻喜县宋店乡粮食统销情况的材料。其中说，这个乡原本要求供应粮食10170斤，经过对统销工作进行整顿后，不仅不要供应，而且还多余6200斤机动粮。有些农户本可以自给自足，看到别人向国家买粮食，自己也跟着喊粮食不够。也有的农户本来有余粮，只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售粮太少或别人前来借粮，故意和别人一起喊缺粮。有的基层干部因为自己多买了粮或包庇亲友多买了粮，明知缺粮是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由于没有经验，统销办法不规范，也助长了供应不公或宽打窄用。不缺粮而喊缺粮的人中，各阶层都有，而以富裕中农为多。类似的材料中共中央还收到了一些，由此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

二是毛泽东此时认为党内有部分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对办农业合作社采取消极态度，这种状况必须改变。4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此时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毛泽东在视察的途中，看了铁路公路两旁庄稼的长势，听了一些地方负责人的汇报，对农村的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说：“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尤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对他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P1-3

本书仅对“大跃进”的发动情况作了简单的勾勒。其实，“大跃进”作为一场运动延续了三年之久，即到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跃进”运动才告结束。

发动“大跃进”的初衷，原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跃进式发展，结果却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反而延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强烈的赶超思想，是“大跃进”得以发动的最初动因。有赶超思想本是正常的，这也曾是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发生过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而是在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客观上存在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与比较，而人们在追求社会主义这种新制度之时，就曾设想它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能够体现出来，就必须尽早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本主义国家同步，显然始终无法实现赶超的目标。因此，追求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中国亦概莫能外。

“大跃进”当然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当年各社会主义国家追求高速度时，中国的“大跃进”迈出的步子最大，追求的速度最高，造成的影响也最大，究其原因，在于当年中国人(包括领袖与民众)赶超思想尤为强烈。

这一方面在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时，经济文化更为落后。更为重要的是，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积贫积弱，使中华民族饱尝贫穷落后的屈辱，而在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落后，中国人的强国富民理想始终无法实现。现在，中国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认为有了这个好制度，就一定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也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证明建立了一个好制度。

另一方面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虽然历经曲折，但最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但打败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也推翻了强大的蒋介石集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显示出了卓越的革命才能，同时也不断地增长了革命的自信，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没有不可克服的难关。既然那么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都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理所当然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更何况中国有六亿人口，而且又有革命战争年代组织动员群众的丰富经验，还有地大物博的自然资源，一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赶超的目标。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局面，是产生强烈的赶超思想的动因；革命年代的成就与经验，又进一步激化与增强了人们的赶超意识和实现赶超目标的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的发动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口号的提出，虽然是“大跃进”发动的一种显著的标志，但是，如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之以六亿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应当说用十五年的时间使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赶超英国，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并不在于设立了这样一个赶超的目标，而在于这个口号提出之后，赶超的时间不断被缩短，以至仅过了半年的时间，就将赶超英国的时间由十五年变成了两年，而将赶超美国缩短到十五年。并且片面地认为只要钢铁产量超过了英美，赶超的目标就实现了，于是确定将当年的钢产量在上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并且为了这1070万吨钢，不惜举全国之力全民之力，大搞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三年的“大跃进”之所以造成严重的局面，全民大炼钢是重要的原因。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为何刚刚提出的目标一改再改，赶超的时间一再缩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中，1958年年初开始的对反冒进的批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将冒进与反冒进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之后，在党内逐渐形成了冒进即跃进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红旗，而反冒进即右倾保守举的则是资产阶级白旗的话语体系。而跃进是什么？就是敢想敢说敢干，就是敢于提出高指标，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变成了敢于吹牛说大话，敢于搞虚报浮夸，于是乎各类“卫星”满天飞，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荒唐口号。可以说，对反冒进的批评，不但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造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一言堂和个人专断，也造成了党内一些人为迎合党的领袖而放弃实事求是原则的不良风气。高速度原本是毛泽东所追求的，而党内一些人又不断地论证高速度的可行性，并且提出了更高的发展速度，这样在上下互动之后，超英赶美的时间乃不断缩短，各种不切实际的指标也就一再拔高。、而为了实现这样的高指标，就不能不打破常规，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开展各项工作，“大跃进”最终也被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运动。

“大跃进”之所以能够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运动，一方面，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确实有着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不少干部群众是自觉自愿地投入到“大跃进”运动中去的，而且在“大跃进”的过程中，他们的确显现出忘我的生产工作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出现了许多的感人场面。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造成了必须“跃进”并且必须“大跃进”的社会氛围和强大的社会压力。由于正常的发展速度被当做右倾保守的表现，而高速度高指标则成为响应“大跃进”号召的标志，又采取所谓的“两本账”、“三本账”的计划方法，造成了各项指标的层层加码。为了批评反冒进和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曾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并且一级级地传达有关精神，在党内外营造了特殊的“大跃进”氛围。此外，《人民日报》等各种宣传媒体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通讯报道，对右倾保守思想展开批判；同时树立起各种敢于跃进、敢于提出高指标的典型，一步步地使“大跃进”升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的发动也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跃进”运动是当年人们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未曾成功的试验。当然，用这样的方式去发展经济加快建设速度，不但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并且在短时间里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事实上是不可能成功的。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们可以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用运动的方式可以一时激起群众热情，但搞建设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尊重科学。思想必须解放，迷信必须破除，但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破除迷信不是盲目蛮干，群众的热情需要保护，但各级干部的头脑不能发热。在“大跃进”的发动过程中，解放思想和破除迷信曾是重要的宣传口号，也是发动“大跃进”时重要的精神动力，但由于没有首先搞清楚要解放的思想是什么，要破除的迷信又是什么，而将按规律办事等同于右倾保守，将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知识及知识分子等同于迷信权威，结果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被接二连三的运动所代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被“以钢为纲”取代了，敢提高指标、敢放“卫星”成为解放思想的标志，经济建设中混乱局面的形成也就无法避免了。“大跃进”运动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历史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协调发展、全面发展，也才能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不难看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