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牺牲时，年仅36岁。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革命领袖。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急的时刻，瞿秋白主持召开党的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功绩彪炳史册。在革命理论上，他是系统地介绍宣传马列主义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最早接触到中国民主革命同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区别问题；提出并一贯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很早论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等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留下了的500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包括他创作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杂文等等，都是中国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不朽的丰碑。

瞿秋白，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到北京谋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分，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一 童年时代

二 世态炎凉

三 五四洗礼

四 饿乡之旅

五 赤潮新曲

六 爱情生活

七 革命怒涛

八 武汉风云

九 二赴苏俄

十 沉浮上海

十一 人生知己

十二 苏区教育

十三 浩气永存

十四 平反前后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 多余的话

后记

聪明的读书郎

私塾就设在星聚堂内，一同读书的还有八九个孩子。

入塾第一天，老师就发现秋白不同于其他孩子，书上的生字一教就会，有的还没有教，他也会了。原来，秋白的母亲早已教过他好多字了。开馆第一天，庄先生教了他八个字，写在纸上。

放馆后，秋白一溜烟跑到母亲面前，拿出老师写的字，很是得意地对妈妈说：“嘿嘿，这几个字我都认识哩。”

“你都认识吗？那念给我听听。”妈妈笑着说。

秋白晃着脑袋，一字一顿地把这八个字念了一遍：“聪明伶俐，青云直上。”

‘先生给我儿这么高的评价啊！”聪明好学的小秋白，给成天为家计操劳费心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

每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温润的声音，便会在安静的九皋楼内轻轻响起：

“阿双——阿双——起来念书了。”

“阿双——快起来，迟到了会挨先生板子的。”

被唤醒后的秋白马上起床。妈妈帮他穿戴完毕，取出书包递给他。穿着长衫马褂，背着小书包的秋白，在母亲关爱的目光中，蹦蹦跳跳地走出了九皋楼。

其他孩子还没有来，院子里静悄悄的，秋白第一个跨进私塾的大门。私塾的庄先生已在门口等候弟子们。

秋白向老师鞠躬行礼，轻轻道声：‘先生好！”然后走近屋内，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从书包里取出书本，用悦耳的童声抑扬顿挫地背诵起课文来：“日、月、水、土，上、下、来、去’，‘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伴着清湿的空气，空荡的屋子里响起了秋白稚嫩的琅琅读书声。

秋白的父亲是个不大过问琐事的人，他成天躲在画室里或者画画，或者钻研医书，沉默寡言，家里很少听得到他的声音，他也很少过问家里的事情。

但父亲对秋白格外疼爱，常摸着他的头说：“阿双将来是有出息的，不会学我哦！”

父亲常常把秋白带到画室看他作画，有时还教他涂上几笔。久而久之，秋白也学会了画画。他后来参加革命后，应朋友之邀，有时还画上几笔。

除了父亲教他画山水画外，六伯父世琨善于篆刻，常常教他金石篆刻。母亲抽空便教他吟诗诵词。可以说，从幼年起，秋白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和培育。这些，为他后来成为具有浓郁儒雅气质的革命者，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秋白的父亲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常常在家里打坐。调皮的秋白，有时也学着父亲，闭上双眼，在木椅上盘起双腿，一动不动。有一次，秋白看见父亲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非常认真的样子，实在忍不住，便在一旁“呵呵”笑了起来，结果遭到父亲的训斥。

常州东门外有条护城河，河对岸有座玄妙观，观内有一高大建筑叫红梅阁。红梅阁是因这里有一大片红梅林，因每年寒冬红梅怒放而得名。红梅阁旁有一古宅名古春轩，那是常州城里文人墨客经常聚集的地方。秋白的父亲经常带着他到这里来玩。文人们在这里吟诗填词，兴之所至，父亲便摊开纸，取出随身携带的画笔，画上一幅水墨画。

红梅阁古春轩的壁上，有一幅秋白父亲画的玄妙观全景图，这幅画颇有意境。画面上，红梅阁高高耸立在绿树丛中，山门外，一头小毛驴正安闲自在地吃着草。秋白和小朋友到玄妙观来玩时，常常带着他们到古春轩观赏这幅画：‘你看，这是我阿爸画的，多美呀！”

玄妙观内有一老道，与秋白的父亲是好朋友。老道看见秋白带着小朋友们来玩，便拿出糖果盛情招待他们，还给他们讲故事。

有—次，老道给瞿秋白和他的小伙伴讲了—个关于红梅阁的故事：

元朝的时候，常州府有一位主管刑事的官员叫龚子彬，就住在玄妙观。一天，这位官员办完公事回到家中，此时正午已过，他又饥又渴，看到桌上没有饭菜，以为婢女还没做，一怒之下举手就打了婢女一巴掌，不料想这一掌出手太重，竞把婢女给打死了。龚子彬到了厨房才发现，其实饭菜早已做好，婢女是怕老爷回来晚，饭菜凉了，放在锅里热着没有拿出来。龚子彬知道自己错怪了婢女，悔恨交加。由此，他又想到，天下这样的冤事一定很多，说不定自己平时判定的命案中，就有这样的冤案。于是，他拿出全部卷宗，统统付之

常州刺史念龚子彬平日为人正直，如今又深自悔过，便从轻发落，将他流放到云南。

第二天，龚子彬启程前往云南。当他走出东门时，遇见一老翁。老翁送给他一支竹鞭，叮嘱他闭上双眼，将竹鞭放在胯下。龚子彬按照老翁所说，骑上竹鞭。这时，他感觉双脚离开大地，耳边风声呼呼。等他双脚落地睁眼一看，自己已到了目的地云南。

龚子彬将常州刺史写给云南官员的信拿出呈上，那官员看了好生奇怪，这写信的日期就是昨日，何以今天他就到了云南？龚子彬便以实相告。那官员见龚子彬有神相助，便也动了恻隐之心，将龚子彬放回了常州。于是，龚子彬又骑上竹鞭，回到了常州。临走时，他在路边折了一枝红梅，到常州后将它插在东门外的玄妙观内。很快，这里长出了一大片红梅树。

后来，人们便根据这段传说，在玄妙观内建了一座阁楼，取名叫红梅阁。

老道人将这个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秋白和小朋友们听得人了迷。再加上老道人的盛情款待，那天，秋白和同伴们直到暮色降I临，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瞿秋白后来写过一首诗，记述儿时旧游红梅阁的情景：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柑柚，烟湿午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瘴鹤竹动回。P9-12

最早对瞿秋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是读了梁衡先生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作者以灵动的笔触和哲学的思索，评述瞿秋白短暂、精彩但又极具悲剧意义的一生，我们由此产生了对瞿秋白再认识的强烈冲动。恰在此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传记《瞿秋白的这一生》书，于是，我们就这样与瞿秋白结缘。不想，书稿因种种原因延迟出版，几度春去秋来，但撰写这本书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心。

书稿写作初期，我们先是到图书馆借阅了大量有关瞿秋白的书籍资料，随后又专程到江苏常州市瞿秋白家乡采访。

记得2003年“非典”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我和先生二人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到达常州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我们找了一家紧挨瞿秋白纪念馆的饭店，放下行李，顾不上旅途的疲惫，便兴冲冲地敲开了瞿秋白故居的大门。守门的是一位退休教师，名叫巢华康。听说我们专程为瞿秋白而来，巢老师热情地将我们迎了进去。他取来钥匙，为我们两个人打开了瞿秋白纪念馆展厅的大门。巢老师对瞿秋白的生平非常熟悉，他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给我们讲解。宽敞的大厅里，回响着巢老师那有着浓重常州口音的普通话，还有就是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第二天下午，不在值班时间的巢老师又专门赶来，赠送我们厚厚的一本他参加编写的常州《天宁区志》，书中有很多关于瞿秋白纪念馆与故居的珍贵资料。

在常州，我们从红梅阁到运河码头，从觅渡桥小学到常州高级中学，一路寻觅、探访瞿秋白当年生活过的地方。

站在常州老城墙墙头的那一刻，看着脚下滚滚不息的运河，船只往返穿梭，汽笛长鸣，远处高楼林立，马路宽阔，一派繁华。我们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叹：所谓‘物是人非”，事实上，‘物”也不再是昨天的“物”了。瞿秋白生活的家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早已成为现实。

离我们从常州启程回武汉的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饭店的房间已退，我们的行李也已放在瞿秋白纪念馆的门房里，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去，那就是瞿秋白的出生地八桂堂。我们开始犹豫起来。去八桂堂吧，人生地不熟，怕时间不够，误了返程的车。不去吧，专程来常州一趟，连瞿秋白的出生地都没去，当然很遗憾。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后，连忙为我们拦下一辆三轮车，甚至还为我们讲好了车价。踩车的三轮车夫是位憨厚的山东人，他拉着我们穿街走巷地飞奔，不想只顾赶路，竟然将我们拉过了地方。我们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告诉他我们只需下车往回走一点儿，会找到八桂堂的。他不肯，坚持要把我们送到地方，直到我们站在八桂堂的粉墙黛瓦之下。

秋白故里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武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沉浸在对纯朴热情的常州人的感怀之中。想这世间的人与事，变与不变，都是相对而言。就像山东人的豪爽一样，热情也应当是常州人的个性吧。不然，今天的常州人与昨天的瞿秋白怎么有着如此相似的性情！人已逝去，但人的精神气质是可以与世长存的。

常州之后，我们的下一个计划就是去福建长汀县，到秋白就义之地实地考察采访。正在我们为出行的时间安排而感到为难时，不想化夷接到去福建武夷山开会的通知。那天他兴奋地告诉我：“开完会，我一定争取去长汀一次。”

武夷山在闽北，长汀在闽西，两地相距还很远。时任福建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张广敏听说化夷要去闽西老区采访，当即安排人员为他找到去闽西的便车。会议结束后，在南平市台办副主任张平、三明市台办副主任徐惠文的帮助下，化夷顺利到达长汀县。在长汀，化夷得到了县台办的热情接待，王水荣主任骑着摩托车，带着他飞驰在街头巷尾，寻访秋白遗踪，了解长汀老区当年革命斗争情况，给他讲述瞿秋白在长汀英勇就义的故事。正是朋友的热心帮助，化夷顺利完成了长汀的采访任务。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我们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灵魂的震动和洗礼。

我与化夷是大学同窗，性格的不同曾使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在对瞿秋白的认识上，我们却有着不同寻常的一致：秋白的生活经历，他的革命生涯，他的悲剧命运，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写下的《多余的话》，常常令我们感慨万端。秋白的才华、人格，他的人生追求，他身处逆境挫折时的坦然达观，面对叛徒出卖时的谈笑风生，刑场上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又令我们敬佩不已。写作书稿的那段日子，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瞿秋白。我们聊起关于瞿秋白的某个细节片段，会动隋地湿润眼睛。甚至，在写作最后几章一尤其是江西苏区红军大转移秋白受排挤、福建长汀瞿秋白遇难的章节时，心中的悲愤难以抑制，我不得不停下敲击电脑键盘的手指，任痛惜的眼泪滚落脸颊。然后，离开电脑，去做一些与写作不相干的事情，平定情绪，再接着写。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全顺利地走完自己的一生的。往往是，顺境下的人生，人们会尽其所能，意气风发，一展才华。但在逆境中，很少有人还能够将自己的才华，不折不挠无怨无悔地贡献给自己所献身并由此屡受挫折、打击的事业之中。

瞿秋白做到了。

从秋自身上，我们看到了为追求信仰的执著，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与人格力量的伟大。

环境造就人。人的一生中最有分量、最有价值的莫过于他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当一个人百年之后还能够为世人所缅怀、纪念、景仰，甚至痛惜，那么，他生命的长短又有什么关系！

与其庸碌平淡一生，不如精彩热烈如秋白。

因为见证了这一份精彩，我们写作书稿的艰辛过程变得愉悦起来。从盛夏到寒冬，资料一本一本地读，问题一个一个地探讨，书一章一章地写，我们仿佛避开了都市的喧嚣与世俗的嘈杂，进入一家别致的咖啡馆，淡定地坐在那里，静心品尝一杯苦咖啡。然后，那苦，化为一缕充溢开来的余香。我们用笔，与秋白对话。这种对话，使我们得到了精神的享受与心灵的润泽。

人生精彩，不过如此！

我们描述精彩的人生，于是，‘精彩”与我们相伴而行。

高卫华

2009年春于武昌水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