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清末名保安街）。保安北距江山县城90里，南面毗连著名的仙霞岭，周围百余里都是高山深谷，“重峦叠峰，略无断处”。岭上的仙霞关为通往福建的咽喉要道，素有“东南锁钥”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方舆纪要》记叙它的险峻：“仙霞隘处，仅容一马，至岭益陡峻。拾级而上，驾阁凌虚，登临奇旷，蹊径回曲，步步皆险，函关、敛阁仿佛可拟，诚天下之雄关也。”戴家先世原居仙霞岭上的龙井关，以开设客栈为生。至戴笠曾祖父戴启明时，始由龙井关迁至保安街。1924年戴笠等为《仙霞戴氏宗谱》所作的序文中说：“启明公爱霞山下保安地方风俗敦庞，山水秀丽，霞峤之山脉蜿蜒磅礴，毓秀钟灵，四围则叠嶂屏环，一水之渫回如带，形胜甲于东南，风景天然图画。我公卜此间为发祥地，遂移家而就居焉。”保安街是通往仙霞关的必经之道，开设有许多店铺。江山县大多是聚族而居，保安街族姓稍杂，约有十多姓，戴家“不数传而苗裔渐蕃”，成为保安的大族。
戴笠的祖父名顺旺，字俊材，生于1814年（清嘉庆癸酉），娶龙井柴氏为妻。他一生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信条，在保安以农为业，除耕种良田数十亩外，还拥有一片山林，生产竹木。经他惨淡经营，使家道日益兴旺。因膝下无子，将邻村广渡乡郑家之子云富以螟蛉入继为嗣，改名戴士富，字萃拔，后易名冠英，也就是戴笠的父亲。冠英生于1861年，长得身躯高大，体格健壮，只是生性放荡，不求上进，读书数年，毫无所获。后弃文习武，由于他有膂力，娴弓箭，1884年学使祁世祥在衢州考选武士时，他以马步箭俱全而被录取，分派在衢州府衙当差。自此以后，他对习武也日益放松，不几年辞掉公差回乡，因不愿从事农业生产，遂成为一不郎不秀的人。
戴冠英原娶江西省广丰县管氏为妻，生一女，名春风。续娶保安太学生蓝炳奎之四女蓝月喜为继室。结缡一年，生子春江早夭。1897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春风，这就是戴笠早年的谱名。1899年生春榜，后易名云林，是为戴笠之弟。
1901年，戴笠年甫4岁，他父亲戴冠英就去世了。年轻居孀的蓝月喜按照中国传统礼教，决志守节，苦心抚育这三个髫龄孤儿。她虽然没有别治生产的能力，但靠祖遗田产，足以维持一家的温饱。只是他们本族中有些无赖，欺侮他们孤儿寡母，时常盗伐他家山林的竹木，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威胁。蓝氏秉性善良，宁肯自己生活苦一些，也从不与人计较，但在戴笠幼小的心灵里，却产生了弱肉强食的感应，逐渐养成逞强好胜的性格。
在清朝末年，保安乡一带只有私塾，俗称童馆，一般儿童大多是先入私塾启蒙后，再到设有新制小学的地方读书。1903年戴笠6岁时，便在戴氏家塾从塾师毛逢乙就读。毛师教学一开始就从《论语》教起，不授《三字经》、《百家姓》，认为这都是杂书，格调低下。教学方法为每日授一段课文，分量多少，视每个学生的资质而定，翌日必须将所授课文背诵，其后则轮流抽段背诵。戴笠跟他的父亲一样，生性贪玩，在课堂如坐针毡，当同学们苦读时，他则借故外出玩耍，或在一旁观望。不过他头脑清晰，反应敏捷，又有很强的记忆力，所授功课，只须略加温习，便可牢记不忘，背诵起来，反比其他同学流畅。两年以后，初学作文，即解“见贤思齐”之义，很为毛逢乙老师所赏识。
在家塾就学的学生，至多读完“四书”、“五经”也就算完成学业，除少数家境较好者转入新制小学外，大多从事农商。戴笠家境不甚宽裕，邻里们多主张让他学一门手艺，或去商店学徒。他母亲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光大门楣，自己苦一些也是值得的，加上毛逢乙老师的极力主张，便于1907年将他送入仙霞国民小学。
这所学校靠近仙霞岭，是一所初级小学校。戴笠因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识字基础，又能写简单的文章，对小学课程也就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时，他比以前更加贪玩了，逞强好胜的性格有了进一步发展，每与同学游戏，总要别人听从他的指挥。他时常邀集一些同学，往仙霞岭一带悬崖险穴处游玩，为显示自己的胆略，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率先涉足，同伴们也就自然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了。这种好出人头地的性格，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总是自以为是，每与别人发生争论，非要使对方服从才善罢甘休，即使遇到乡里的长老，在辞色之间，也是毫不示弱，由于他逞强好胜，又爱管闲事，常常闯下一些乱子，给他母亲平添许多烦恼。他母亲对此不敢稍加溺爱，经常给以笞责。据戴笠后来自己说：“直到十四岁离开家庭，整整受了十年严格的母教，数百次痛苦的笞楚。”
戴笠在仙霞国民小学几年间，尽管他十分贪玩，仍以优良的成绩毕业。1910年升人文溪高等小学，改名戴徵兰。这所学校设在江山县城，其前身是文溪书院，为江山最高学府。江山人受高等教育的多毕业于这所学校。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就曾在该校任教。
文溪高小聚集了全县许多学业优秀的少年，自然大不同于仙霞国民初级小学了。戴笠入校后，凡有关寄宿生在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校方交涉，每当同班同学与高年级学生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本班同学一边，不问青红皂白地与对方争斗，由此很快成为全校引人注目的风头人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上旬浙江宣告独立。待寒假过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了。戴笠对这场政治变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感到很是新奇，春季开学之前，他已把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回到学校后两天，见同班同学周念行在其父亲陪同下返校，周的头上仍旧拖着一条长辫子，便一把将周拉入寝室，不容分说地将周的辫子剪掉。然后把剪下的发辫递给周，以命令的口吻说：“用纸包好，请你令尊带回家去，交给你妈妈保存吧！”周念行虽然对戴的这种霸道作风很不满意，但也莫可奈何。
文溪高等小学濒临信安江。信安江是浙江境内的重要河流之一，发源于石鼓山等处，流经江山的一段，又名文溪，学校即以此命名。在靠近学校的河面中间，建有一座八角亭，取名“仰止亭”，有小桥相通。戴笠在课余时间，常邀集一些同学到这座亭子里玩耍。一天，他和周念行等在仰止亭浏览江景，看见对岸几个年轻妇女在河边洗衣，他便轻佻的念出两句《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几个女子不明其意，没有理会，洗完衣服就上岸走了。戴笠见她们那双被缠着的小脚，走起路来既不健美，又不方便，上下堤岸，相当吃力，便与周念行等议论起妇女缠足问题，决心趁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放足令之机，推动妇女放足。回校后，他带头在学校发起组织了“青年会”，参加者达百余人，戴被推为会长。该会的主张是：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提倡体育运动和清洁运动。他这一举动，一方面是为了追逐时尚，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成为名正言顺的学生领袖。P1-4
拙作《戴笠和军统》一书，于1994年作为“中华民国史丛书”出版后，承蒙读者的错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有人为之写了“书评”，认为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戴笠的一生和军统组织的概况，史事有据，叙事严谨，既具有史著的严肃性、学术性，也有其可读性。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将戴笠和军统这一热门话题纳入科学研究轨道的尝试性著作。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6年给予了“1992—1994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这都是对作者的鼓励。
戴笠和他所创建、领导的军统，的确是人们所关注的一大热门，但由于戴笠这个人的神秘性和军统组织的隐秘性，有些必要的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难以搜寻，写作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再由于撰述此类著作，需要具备有关的特工理论和常识，亦即情报学，这也是笔者所欠缺的。因而说是一本尝试性著作，符合笔者的初衷，意在抛砖引玉。
我在撰写这本书时，本着对社会上的某些传闻，凡找不到事实依据者，一概避而不谈，也不妄加评论。最近接受某一知名媒体的采访，提出戴笠之死的问题．说有人提出戴乘坐的专机坠毁，是军统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安排其心腹刘玉珠，事先在戴乘坐的专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爆炸所致。询问我对此说的看法。我未能见到此说的依据材料，但我认为戴乘坐的专机因气候原因坠毁，事实是确切的。从他的行程来看，是由北平起飞，经天津、济南到青岛，在济南、青岛有所停留后，再从青岛起飞往上海。他以搞暗杀著称，对自己的安全防范甚严，刘玉珠并非他的随行人员，不仅不可能进入他的专机，也不可能对戴笠行程的具体时间和气候的变化因素掌握得那么精确而定时。况且飞机是飞临上海时因气候恶劣与机场联系不上．临时折返南京穿云下降时失事的，这当中也有时间上的差距。当然，历史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的“谜”，有的谜底一时难以弄清，有的或许永远都揭不开。我抱定“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所谓‘秘闻”’(“前言”)。有的人认为这正是本书之所长，不过社会上流传的“秘闻”也不一定都是虚假的，但在没有得到确定依据之前，应当谨慎对待。
本书撰写虽从学术角度着手，但大多是用事实说话，没有过多的分析评述，只是点到为止。也有人认为这是“恰到好处”。媒体采访时还向我提出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问题，具体指的是有人说蒋介石亲自出席戴笠于1942年召开的庆祝军统成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见到当时的场面，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产生了戒心，开始改变了对戴的重用，不久就撤了他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之职，等等。的确，这次大会的规模、场面相当庞大，展示了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可谓“权重震主”。但是，戴所拥有的权势蒋介石一直是心知肚明的，不能说只是通过参加这么一次大会凭感受才知道。撤消戴的缉私署长兼职是一年过后的1943年6月，原因是由于戴和陈立夫、孔祥熙结怨，被陈、孔抓住他挪用财政部经费扩大军统武装的把柄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蒋撤掉他缉私署长职的上个月，即1943年5月，畀予了他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的职权。特别是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派梅乐斯来华进行中关合作，随之建立中关合作所，是蒋介石交由戴笠主持。戴笠有了美国的靠山，得到美方提供的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由美方帮助大规模训练军统武装，使戴笠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此事的进行，正是1942年“四一大会”后的5月开始。
上述两个问题，一是属于传闻，本书没有涉及，仅就外界提问借此谈点看法。二是关于对史实的分析论定，本书只是交代了事实经过，没有对此时的蒋戴关系作评判，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出看法，这时期蒋对戴依旧是重用的，戴对蒋也无贰心。至于蒋介石是否在暗地里对戴笠有什么抑制措施，就蒋介石的为人而言，他对任何人的重用，都有提防的一面，对戴笠自然也不例外。
本书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完稿后，笔者就转做其他的项目了，并于1994年退休。这十多年来虽然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史学方面的工作，但对戴笠和军统这一课题却一直没有再顾及，想就其中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写点专题文章，也未能着手；对近期以来出版的同类著作拜读得也很少。此次承团结出版社的青睐和关照，惠予再版，本应作一全面考虑，使之在水平上提高一步，而由于上述原因，加之年逾古稀，精力不继，也仅就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些补充和修改，缺点和错误依然在所难免，仍是抛砖引玉。在本书再版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室张阳主任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并在编辑、设计、补图等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深表谢意！
著者
2006年10月
戴笠是众所周知的蒋家王朝特务头子，由他创建和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民国时期最大的一个特务组织，它作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对中国政治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对戴笠和军统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本较翔实的专著，不仅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特工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对广大青年进行国情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戴笠及军统组织所进行的特工活动极为隐秘，而有关的档案资料除有些被焚毁外，几乎全部被携往台湾，这自然是研究和撰述中的首要难题。好在近些年来，许多当事人写了不少忆述文章，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情况，台湾方面也陆续出版了几本有关戴笠的专著和资料，尽管在立场和观点上与我们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其中所披露的一些史实，经过去伪存真，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再经笔者从有关的文献史料中广泛搜觅，还是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史料，使得这本书的内容较为充实。当然，某些方面不尽完善，也在所难免。
特工活动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它所表现的形式是千姿百态的。本书对一些典型事例作了较多的情节叙述，其用意在于通过历史地展现特工活动的具体情景，以加深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对有关的史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缜密地加以考证，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所谓“秘闻”，以求其历史的真实性。
戴笠领导军统所进行的特工活动，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反共反人民为职志，这是其政治活动的主导方面，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既有抗战的一面，又随时准备妥协投降，体现在戴笠及军统的特工活动上，也自然有着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进行过锄奸、反问、敌后游击等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又与敌伪进行多方面的勾结。本书对这两方面都作了如实记述，以求全面反映当时纷纭错杂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多角度的剖析。
军统组织规模庞大，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海外，尽管各个组织的规模与活动有不尽相同之处，但其性质和特征都是一样的。本书在写法上没有面面俱到，只是有选择地写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及其活动情况，以见一斑。
本书的撰写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学庄，曾业英、徐辉琪等的鼓励和帮助，并由曾、徐二位先后审阅了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以谢忱。由于笔者的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祈望专家读者惠予批评指正。
著者
本书是关于介绍戴笠生平事迹的专著，书中对戴笠的一些典型事例作了较多的情节叙述，其用意在于通过历史地展现特工活动的具体情景，以加深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对有关的史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缜密地加以考证，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所谓“秘闻”，以求其历史的真实性。
戴笠字雨农，汉族，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本书是关于介绍其生平事迹的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