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一座大矿山当一名小童工开始,耿飚走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历史总是把他和许多伟大的转折连在一起,当世界跨入伟大的21世纪的时候,他却走完了91年的人生历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他的一生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耿飚传》全面、客观、生动地记述了耿飚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传记中许多珍贵资料为首次披露,所依据的文字资料包括耿飚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性著作,以及本人的工作日记、忆述革命历史的录音、录像、影片、图片资料。
耿飚,1909年8月出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八路军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野战军参谋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还参加了收复张家口和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解放宁夏等战役战斗,曾留守陕甘宁边区和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驻外大使、公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兼)、国务委员等职。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耿飚的一生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耿飚传》全面、客观、生动地记述了耿飚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醴陵石门口煤矿附近的祠堂。
耿飚饿着肚子回到家里。耿楚南一看就明白了,这伢子又遇到难处了。母亲不知底细,老是问他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耿飚当然不能把组织的机密告诉她,就用别的话搪塞过去。
由于全家是仓促离开水口山的,事先并没有和老家的乡亲联系,所以父母亲带着弟妹们回到醴陵后,原先居住的“耿氏家祠”已有人住了,没有地方安家。幸亏耿楚南有一个姓郭的徒弟,也是醴陵人,在他的帮助下,全家人就借住在距县城约20里的石门口郭碧公祠里。父亲到石门口煤矿做工,仍是砌匠。
耿楚南悄悄地问耿飚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这时,耿飚展开了思想斗争:要不要把自己参加共青团的事告诉父亲?考虑到父亲是个老工人,在水口山的10年中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和支持革命,还积极参加工人斗争,特别是在东阳渡接枪事件上给了自己很大帮助。因此,如果告诉他,不仅不会泄露秘密,而且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他更多的帮助。所以,耿飚就如实告诉了他。
果然,耿楚南听后,眼睛里露出了赞许的目光。接着,他叮嘱耿飚:第一,行动要小心,要注意安全;第二,要找一个工作。
耿飚明白父亲的意思:找一个工作,不仅可以挣钱解决生活问题,而且可以用公开职业作掩护,避免引起反动密探的注意。
邻居一个叫赖和元的半大小子告诉他,石门口那里有一张海报,说是政府要修筑长沙到茶陵公路,工地上大量招收筑路工人。
耿飚想:当了工人,可以在工友中广交朋友,为开展革命工作找到一个立足点。于是,他请赖和元带他去看了那张告示,两个人当即报名,当了修路工人。修路工很艰苦,但是,对于曾当过“敲砂麻蝈”的耿飚来说,再苦也不在话下。
工地上的工程师发现耿飚不仅识得字,而且知道公尺和市尺怎样换算,会读米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刻度,稍加培训,耿飚干上了“秀才活”:担任工程员——一个扛着标尺和罗盘到处跑的角色。
工地就在南乡。耿飚与赖和元下班后就去泗汾找黄佐他们。泗汾虽然不大,但是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找黄佐呢?经过反复打听,终于在农会中找到了他。
原来,1926年北伐军攻占醴陵县城后,醴陵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县农会、总工会、商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革命团体相继挂牌成立。醴陵各乡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陆续成立了农会。所以,黄佐一到泗汾,就投入了农会工作。
他见耿飚来了,异常高兴,拉着耿飚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耿飚告诉他钟表修理铺已经关张大吉,自己当了修路工人。黄佐说:“好啊,以后你一面工作,一面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农会工作。”
耿飚也急着要了解农会的情况。黄佐指着进进出出的农民说:“他们都是农会会员,你看搞得多红火!”
就这样,耿飚白天在公路工地做工,下工后就到黄佐那里去,和小组的同志们一道做农会工作。
泗汾离渌口30余华里,是醴陵县南重镇,又是通往攸县、茶陵南下广东的湘东要津。1926年7月8日,北伐到达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进攻泗汾,突破了军阀部队的铁河大桥防线,进而挺进渌口,占领县城。
北伐的胜利促进了农民运动,醴陵的各个乡镇虽然都已有了农会,但有些村庄中,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他们除了在南乡泗汾一带的农会中工作外,还经常到公路两侧的村庄中去发动群众、组织农会。
黄佐是党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年龄虽然只有30来岁,在水口山已当了10多年的工人,很有斗争经验,而且他为人机敏、持重,作风民主,常和大家一起商谈工作。
有一次,他主持支部会,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耿飚建议:公路上修路的工人都是穷苦人,如果到修路工人中去做工作,把工人发动起来和农民一道斗争,力量就更大了。同志们纷纷发言,都赞成耿飚的想法。黄佐高兴地说:“我也赞成,来个工农大联合!”最后,支部决议:所有党员(包括耿飚,他是共青团员)在做好农会工作的同时,都抽时间到公路工地劳动,广泛接触工人,和修路工人交朋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和农民一起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他们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禁烟、禁赌、打菩萨、破除迷信等群众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特权,把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组织起来的农民扬眉吐气,经常拉着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戴高帽子游街,并公开烧掉地主的地契。
对于农民的这些革命行动,各种反动派、包括国民党的右派,都暴跳如雷地加以咒骂、反对,他们疯狂指责湖南的农民运动“糟得很”。1927年1月,毛泽东亲自考察了醴陵的农民运动。在南二区,毛泽东指出,“贫农是打击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贫农,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他把考察的结果写进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的谬论,并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不妥的口号和做法,例如,上级中有人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等口号。这些口号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反动阶级中不同情况的人,在地主阶级中,固然有很多土豪劣绅和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但是也有一部分在政治上没有劣迹,还有少数人对农民运动并不反对,个别的甚至同情革命。对这些情况,黄佐和耿飚都予以区别对待。
农民运动冲击着一切陈腐的旧观念。农村中的泥菩萨都被搬走打烂,庙宇和祠堂变成了学校或农会开会的地方,农民还自动撤除了家中的神龛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宗族观念、族规家法、夫权思想都被废弃。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冲刷着农村的每个角落。
耿飚不仅宣传这一新思想,而且自己也卷入了这一新潮流。
早在两年前,母亲就在为这个长子物色对象。回到醴陵后,经媒人介绍,给耿飚定下了湘潭周家的女儿。
她的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共有10个女儿,第11个才是男伢。她是老九,人称“九儿”,比耿飚小3岁。她家孩子多,生活苦,又逢上田荒、米贵的年景,家境更加艰涩,于是就来催促“收亲”。
耿飚反对这门亲事,因为这是包办婚姻;再则受宋乔生影响,他认为自己年龄尚小,要参加革命,现在根本顾不上考虑成家之事。可是,女方破例,用一乘小轿把“九儿”送到石门口的亲戚家,还给耿家送来了庚帖和照片。
宋雪梅高兴得很,立即命在孝到修公路的工地上把耿飚叫回家,一个劲夸奖那姑娘长得如何俊、如何惹人喜欢。耿飚则一个劲摇头,说什么也不同意。母亲一面要父亲去采买张罗,准备办喜事;一面叫耿在孝看住耿飚,不让他外出。这时,耿飚的脑子里有两个念头在打架:一方面想到母亲对他的疼爱,如果坚决不同意,她老人家一定会十分伤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到,自己是共青团员,如果自己不能挣脱礼教的束缚,又怎能带领群众去冲击一切旧俗陋习呢?思想斗争的结果,他决定先想法逃走,以后再向母亲讲明道理。
耿在孝毕竟小耿飚几岁,他没能看住哥哥,耿飚便乘机溜走了。
在此之后,耿飚一直因辜负了母亲的好意而觉得忐忑不安。直到1938年,耿楚南带耿在孝到陇东寻找到耿飚,耿飚才知道,他的逃婚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难堪。加之耿飚参加了农民赤卫队,多次参加扑城行动,许多人被打死打伤,宋雪梅担惊受怕,大病一场。耿飚参加红军后,反动当局多次到家里搜查、打砸、要人,甚至拘禁了这位善良的母亲,第五次反“围剿”后,又宣传红军已被斩尽杀绝,耿飚已经阵亡。老人家哭瞎了双眼。
1941年,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宋雪梅贫病交加,她呼唤着耿飚的名字悲惨去世,时年52岁。P37-40
从在一座大矿山当一名小童工开始,耿飚走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历史总是把他和许多伟大的转折连在一起,当世界跨入伟大的2l世纪的时候,他却走完了91年的人生历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他的一生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耿飚出生于清朝末年,一生中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历史阶段;他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他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在探索中建设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标志性的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耿飚还是一位从革命战场走向共和国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领域、直到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将军。
耿飚生前一直不同意为自己立传。早在整理回忆录的时候,耿飚就曾多次嘱咐工作人员,要多写那些在革命战争中奋勇捐躯的烈士,多写领袖、将帅和为革命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在耿飚逝世一年后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的夫人赵兰香应许多耿飚生前战友的要求,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派出了采写和资料提供人员,开始了对耿飚传奇人生的探索和研究。在此后三年的编写过程中,由外交部派出的张守平、解传广完成了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前四节和第十九章第二节至第四节,第二十章第四节、第二十二章第一、二、四、五节的初稿;由中联部派出的翟文亮完成了第十六章最后一节和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的初稿。孔祥绣完成了其他部分的初稿并对上述章节进行了补充采访和编写;之后对全书进行了谋篇布局,统一语感,精心写作,五易寒暑,六易其稿,九次送审,及时拾遗补缺,最终成书。
完成这样一个命题,没有传主本人参加是非常困难的。流传于世间的两册《耿飚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本书所依据的文字资料包括耿飚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性著作,以及本人的工作日记、忆述革命历史的录音、录像、影片、图片资料。赵兰香在80多岁高龄的情况下,回忆了与耿飚共同走过的风雨征程,亲自圈定取舍一些重要章节。耿飚的亲属子女以在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方式,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素材,耿志远选定了有关图片,并为本书最终定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更重要的同时也是更主要的素材来源于50多名被采访者的回忆,没有这些回忆是不会有这本书的。按照接受采访的大体顺序,他们是:铁英、史进前、赵芬、曾思玉、白连庆、孟进朝、吴庆彤、张凯、田养鸿、胡正平、卢造钧、徐小平、王帅、蔡森贵、林中、裴坚章、王明修、陈肇源、张武堂、宋登华、程瑞声、丁山、蔡华、朱霖、刘锦玲、马毓真、黄群、林丽韫、张学同、刘克明、齐吉树、赵学礼、毛宝忠、朱达成、罗运潮、王贵、杨玉衡、郑祥鹏、史全波、邱巍高、习近平、高春明、蔡华同、常宝利、王连祥、朱国璧、刘更寅、王维汉、黄树英、孟凡玉、孙致厚、华楠、慕丰韵等;齐薇为部分档案材料作了遴选工作;陶国成、陆苗耕参加了初期的准备工作,孙秀勤负责了本书前期的组织协调工作,刘强做了大量保障工作。为了避免重大遗漏和讹误,总撰稿人和编审以各种方式对回忆材料进行了分析讨论,尤其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部分,大都与能够查到的档案、公开出版物进行了核对,未经证实的最终都被放弃。
采写过程中,湖南省水口山有色金属总公司、外交部档案馆、中联部档案处、解放军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全国人大档案处、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处、中国民航局档案处、国家旅游局档案处、甘泉县档案局、宜昌市党史办、云南省外事办、醴陵县档案馆、中共庆阳地委、中共庆城县委、庆城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为本书的采写和资料采集提供了支持。在本书成书前,耿飚工作过的单位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交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中国民航局、国家旅游局主管领导组织专业人员,对送审稿进行了详尽的审核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军事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委员会组织专家实施了终审。在此,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完成《耿飚传》创作的朋友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选用的图片来自耿飚珍藏的照相簿,其中一部分我们作了署名,但尚有一些未能验明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作为对耿飚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本书实际采写的时间比较短,大量档案资料尚未解密,许多采写线索还在汇集中,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挂一漏万,书稿中难免出现不足和遗漏。我们将接受社会各界指导,继续努力,用各种方式深入介绍耿飚的生平和业绩。但无论如何,写作本书使我们对耿飚以及和他同时代的革命先辈的奋斗经历及其意义,有了比以往更加真切和具体的了解。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历史新时期,把耿飚的经历记录下来并告诉给更多的人,我们倍感荣幸。
编者
二○○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