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京景物略》可谓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此书首先应当作历史地理类著作来读。它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资料；其次应当作文化类著作来读，它对当时北京的园林文化、民俗、外国宗教在中国京城的传播等，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再次应当作文学著作来读，它是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在地理游记著作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可把它作为晚清小品文的典范来阅读、欣赏。

在明清小品名著之中，《帝京景物略》以其内容广泛而著称。作者以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外、西山上下、畿辅各地为先后顺序，采用客观描述的笔法，将明代北京以及周边各州、县的重要名胜古迹和富有情趣的风俗民情，尽数作了介绍。

北京名胜景观的记录，是本书的重点。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各地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甚至河流桥梁，许多今天脍炙人口的历史古迹和山川名胜，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们都能从本书探寻到它们的渊源所自、本来状貌、风格特征和历史变迁。而且因为本书作者的写作态度比较严谨，所以作为明代北京的地方史料，一直受到重视，明代以后凡是记述北京历史风土景物的书籍，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或参考过本书，就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出版说明

前言

叙

叙

略例

卷一 城北内外

 太学石鼓

 文丞相祠

 水关

 定国公园

 金刚寺

 英国公新园

 三圣庵

 崇国寺

 古墨斋

 龙华寺

 十刹海

 千佛寺

 火神庙

 英国公家园

 大隆福寺

 (以上城内)

 满井

 (以上城外)

卷二 城东内外

 于少保祠

 吏部古藤

 泡子河

 观象台(无文)

 成国公园

 宜园

 灯市

 曲水园

 (以上城内)

 东岳庙

 春场

 三忠祠

 蒯文通坟

 将台

 黄金台

 (以上城外)

卷三 城南内外

 关帝庙

 药王庙

 金鱼池

 明因寺

 李皇亲新园

 法藏寺

 隆安寺

 报国寺

 长椿寺

 悯忠寺

 (以上城内)

 草桥

 胡家村

 韦公寺

 弘仁桥

 南海子

 聚燕台

 白云观

 观音寺

 天宁寺

 卢沟桥

 (以上城外)

卷四 西城内

 首善书院

 天主堂

 石镫庵

 李文正公祠

 双塔寺

 城隍庙市

 鹫峰寺

 灵济宫

 显灵宫

 万松老人塔

 嵇山会馆唐大士像

 帝王庙

 白塔寺

 朝天宫

卷五 西城外

 高梁桥

 极乐寺

 白石庄

 惠安伯园

 真觉寺

 万寿寺

 西域双林寺

 大佛寺(无文)

 利玛窦坟

 慈慧寺

 摩诃庵

 钓鱼台

 皇姑寺

 慈寿寺

 海淀

 黑龙潭

 温泉

 法云寺

卷六 西山上

 香山寺

 碧云寺

 洪光寺

 卧佛寺

 水尽头

 中峰庵

 晏公祠

 卢师山

 平坡寺

 嘉禧寺

 罕山

 石景山

卷七 西山下

 西堤

 功德寺

 玉泉山

 瓮山

 戒坛

 潭柘寺

 雀儿庵

 仰山

 滴水岩

 百花陀

卷八 畿辅名迹

 狄梁公祠

 刘司户祠

 九龙池

 岣岣崖

 银山

 驻跸山

 (以上昌平州)

 上方山

 云水洞

 石经山

 红螺峻

 贾岛墓

 (以上房山县)

 楼桑村

 督亢陂

 郦亭

 (以上涿州)

 张华宅

 彭小仙墓

 (以上固安县)

 燃灯佛塔

 李卓吾墓

 (以上通州)

 盘山

 千像寺

 (以上蓟州)

 汤泉

 (以上遵化县)

 延祥观柏

 (以上平谷县)

 沙岩寺塔

 (以上丰润县)

 种玉田

 (以上玉田县)

 红螺山

 (以上怀柔县)

都城东北艮隅，瞻其坊曰崇教，步其街曰成贤，国子监在焉。国初本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国子监，左庙右学，规制大备。彝伦堂之松，元许衡手植也；庙门之石鼓，周宣王猎碣。维我太祖高皇帝，先教学，致重儒均，为万世化本。稽古虞商在郊、夏周在国之制，建太学南都之鸡呜山，去朝市十里。我成祖文皇帝，建北太学，虽沿元址，其去朝市如之。不越都闺，而朝集市纷远矣，而峨峨辟雍之士，敬业逊志矣。庙初设像，嘉靖九年，撤像以主焉，启圣有专祠焉，庑从祀，有陟有黜焉。——从大学士张孚敬等议也。凡我列圣践祚，必躬行释菜礼，皮弁执圭，再拜而献帛爵，毕，仍再拜，临彝伦堂，赐祭酒、司业等坐讲，赐敕戒谕焉。夫我朝之初，兴教国子，升坐、背诵、课试、点闸、假限之严，古莫比也。燕赐之恩，衣廪之给，服、器、庖、汛之需役，其重其详，古莫比也。住号，坐班，积分及格，历岁月，教成授官，内台谏，外藩臬，古莫比也。勋戚重臣，教习必繇太学，四拜而谒师儒，跪而听问，古莫比也。其所得士，德、功、节、学，不之胜书，每礼闱启试，国子生居十有七，古莫比也。其声教讫四海之外，琉球、交趾、哕哕、乌撒等，遣子入学，有举制科，归其国者，古莫比也。盖是时，儒雍之秩，博、助、正、录钞，无不参不座之晨。官、民、军功、恩生，退省号房，无不灯不诵之夜。率性堂、积分簿，无不岁不纪之资。薰濡器识，论乐鼓钟，文士备武，武士备文。故载道所、典籍库之板本无尘，明道堂之席恒燠，射圃之鼓，日有闻焉。计便例开，人监有纳粟、纳马，出监有减历、增历，差拨不敷，坐班数少，议增则铨壅，议减则雍虚。我皇上首幸辟雍，寻颁《孝经》小学，罢纳粟例，修举积分法，禁逃班越历者，将太学六堂之士，会讲、复讲、背书、课业，月有期日，坐堂七百，积试八分，撒淬铲谈，忠良辈出。祖宗得人之烈，今斯盛哉。庙门内之石鼓也，其质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广径一尺有奇，其数十，其文籀，其辞诵天子之田。初潜陈仓野中，唐郑馀庆取置风翔之夫子庙啦，而亡其一。皇祜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十数乃合。宋大蜕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后保和殿。嵌金其字阴，错错然。靖康二年，金人辇至燕，剔取其金，置鼓王宣抚家，复移大兴府学。元大德十一年，虞集为大部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左右列矣。石鼓，自秦汉无传者。《郡邑志》云：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纪其事日固：“虞、褚、欧阳，共称古妙。”盖显闻于唐初。自是，表章代有已。唐自虞、褚、欧阳外，则有苏勖、李嗣真、张怀堆、窦枭、徐浩、扎甫、韦应物、韩愈；宋则有薛尚功、杨文呙、欧阳修、梅询、苏轼、黄庭坚、张师正、王顺伯、王应麟、赵明诚、郑樵；元则有杨桓、熊朋来、吾衍、潘迪、虞集、周伯温。而我朝杨修撰慎，以为鼓发闻已先，晋王羲之、唐章怀太子尝言之。言鼓者表厥攸始也，言人人殊。谓周宣王之鼓，韩愈、张怀罐、寞泉电：谓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焉，韦应物也。谓秦氏之文，宋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赵明诚也。谓成王之鼓，程琳、董迪也够。谓宇文周作者，马子卿也。鼓文今剥漫，而可计数其方，要当六百五十七言。先所存无考。在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杨慎乃曰：“正德中，存字仅三十余。”据今拓本，则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无存者。嘉兴李尚宝日华又曰：“东坡有手钩石鼓文，篆籀全，音释备，远胜潘迪等所录，世有传者。”或曰：勒石而鼓之，何?曰：前此矣，今衡阳县合江亭石鼓书院，有石鼓一焉，其大覆钟，其字禹篆，其文禹禋祀文也。盖三代之铭制：文德于彝鼎，武功于钲鼓，征伐之勋，表于兵钺。田狩以阅武也。武王初集大统，因伐兽陈天命，策命诸侯。故武成之记事电，以策；岐阳之记猎也，以鼓。

唐韩愈《石鼓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能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蓖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成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烧，鬼物守护烦捞呵。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翱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苞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案佗。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他。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妗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征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P1-4

在明清小品名著之中，《帝京景物略》以其内容广泛而著称。作者以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外、西山上下、畿辅各地为先后顺序，采用客观描述的笔法，将明代北京以及周边各州、县的重要名胜古迹和富有情趣的风俗民情，尽数作了介绍。

北京名胜景观的记录，是本书的重点。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各地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甚至河流桥梁，许多今天脍炙人口的历史古迹和山川名胜，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们都能从本书探寻到它们的渊源所自、本来状貌、风格特征和历史变迁。而且因为本书作者的写作态度比较严谨，所以作为明代北京的地方史料，一直受到重视，明代以后凡是记述北京历史风土景物的书籍，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或参考过本书，就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例如本书对于明代北京园林的记录，就是难得的史料。尽管明代中期以后，建园已成为各地城镇富裕居民追求的时尚，但是在北方，有心为自己的园林留下文字记录的人毕竟不多，至于留心叙述描绘当地众多园林的人士则更少。因此，本书为我们留下的明代北京园林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明代北京人士的建园思想、园林风格，可以用来和江南园林相比较，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比如说，北京园林自有北方园林的特点，与江南园林相比，它们较为粗放浑朴，不够精致，其极端者，即“荒荒如山斋”的“定国公园”；它们不尚小巧，追求宏大，如将园内园外打成一片，以一亭、一轩、一台而周览四方的“英国公新园”；它们不求景观建筑和景点景色的繁复多样，而于单调中求变化，在布局上出新意，如纯粹以柳取韵的“白石庄”。北京园林多为皇亲贵族所建，常常追求建筑的数量和奢华的气势，如“李皇亲新园”以“梅”争胜，似乎企图创立雅洁的风范，然而却将亭、池、门、窗甚至墙壁，都塑造成梅花形状，未免雕琢太过；此外，亭如鸥，台如凫，楼如船，桥如鱼龙，还有数百间的长廊，均显示了贵族园林灼人的气焰。凡此种种，都与崇尚清雅风范的江南园林有很大差异。

园林之外，有关寺庙祠堂的篇章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因为明代历朝的太监和外戚，大多热衷于修建佛寺，尤其神宗之母孝定李太后，虔心事佛到了相当痴迷的程度，因此北京寺庙的数量十分可观。北京寺庙的种类也相当多样化，表现出京城文化不拘一格、广收博取的特点。其中既有保持纯粹宗教色彩的佛寺道观，也有一些主要是反映民间信仰的，如祭祀火德真君的火神庙、祭祀历代名医的药王庙、祭拜所谓真人的灵济宫、供奉萨真人和王灵官的显灵宫，以及崇奉关羽的关帝庙等等。至于帝王庙、朝天宫、悯忠寺和皇姑寺，则明显反映出京城寺观独有的帝王色彩。即使是同一宗教的寺庙，也常常因为教派或主创者的差异，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同是佛教寺庙，双林寺由于创建者左吉古鲁来自西竺，就有浓厚的域外色彩；真觉寺因为专供西番板的达居住，就按印度式样建造；洪光寺建自朝鲜人郑同，遂有金刚山千佛绕毗卢之翻版；摩诃庵住持为诗僧琴僧，因而具有“高轩待吟，幽室隐读”的风格；崇国寺相传为元代脱脱丞相故宅改建，因此其中的塑像居然就是脱脱夫妇的化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除了园林寺庙、山川景观之外，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许多：《灯市》记录元宵夜五花八门的彩灯烟火，《高梁桥》介绍民间艺人的各种杂耍技巧，《春场》叙述当时北京一年四季的民俗节日以及活动，《太学石鼓》综述历代人士对于石鼓文的考辨，《天主堂》涉及基督教的常识以及耶稣会士带来的稀奇古怪的玩艺，《城隍庙市》几乎将明代五花八门的工艺名品以及知名工匠网罗殆尽，《汤泉》从遵化县的温汤引申至形形色色、遍及国境内外的著名温泉，至于《胡家村》，简直就是一篇专门的“蟋蟀经”。

尽管本书是以记录北京景观风物为主，但也不时穿插有对明末社会、政局的思考，表现出作者对于明代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例如卷八《督亢陂》中，作者从眼前北方上谷之地“水流时断，林烟时见，禾黍时有”的荒凉，回想战国时督亢陂的富饶肥沃，感慨万千。他从当时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思考起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然而枣栗之民，粒食东南，东南之粒，能饱九边士，亦能荒三辅土。”南粮北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北方人士的依赖心理，削弱了他们生产自强的动力，当时很少有人会这样想到。

再如卷八《李卓吾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于伟大思想家李贽的仰慕与惋惜。篇末附有作者于奕正的挽诗，诗曰：“此翁千古在，疑佛又疑魔。……书焚焚不尽，老苦苦无多。潞水年年啸，长留君浩歌。”李贽那种似佛又似魔的人格魅力，给予作者深刻影响。因为关心政治、关注时事，刘侗、于奕正后来都参加了复社；因为崇尚李贽超凡脱俗的行为方式，于奕正也曾以那种骇世惊俗的言谈举止出现于友朋中间。

又如卷七《瓮山》篇，摘录当时民谣以反映明代社会的某些变化：“传者谓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庆)、万(历)时游侠富。然流寓盛，土著贫矣。”晚明的流民问题以及作者的困惑，于此可见一斑。此外，《火神庙》关于火灾，《三忠祠》、《卢沟桥》关于治水，《首善书院》关于讲学和天启年间的党争，《李文正公祠》关于宦官乱政等等，都与社会时事紧密相关。

本书的文采也值得称道，竟陵派幽雅隽洁的文风，于本书表现得十分充分。尽管明末以后，褒奖竟陵派的人士很少，但是竟陵派抒情求真、描写求雅的文9主张及其实践，还是不容轻易否定的。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纪昀，在贬斥公安、竟陵为“伪体”、为“诡俊纤巧之词”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本书“序致冷隽，亦时复可观”，同时认为公安、竟陵之文，适合于小品点缀，“寸有所长，不容没也”(纪昀《帝京景物略》删节本序)。可见竟陵小品的魅力，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本书那些写景的部分，文笔洁净隽永，耐人寻味，不少篇章可以作为晚明小品文的典范来欣赏。

如《香山寺》写香山来青轩观景所见：“至乎轩，山意尽收，如臂右舒，曲抱过左。轩又尽望：望林抟抟，望塔芊芊，望刹脊脊。青望麦朝，黄望稻晚，晶望潦夏，绿望柳春。望九门双阙，如日月晕，如日月光。”对于山势形状的拟人化描摹，叠音词、颜色词的灵活运用，能够启发读者许多充满诗意的联想。

再如《定国公园》写园之“质朴”：“园在德胜桥右，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扁，柱无联，壁无诗片。西转而北，垂柳高槐，树不数枚，以岁久繁柯，阴遂满院。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涧边，不记在人家圃。”此段文字雅洁，与后来张岱《陶庵梦忆》中反映无锡王稚登园林风貌的《愚公谷》篇十分相似。(按：天启年间，张岱二叔张尔葆在北京与谭元春、于奕正、袁彭年等时常聚游酬唱，张岱受其影响，因而偏爱竟陵派诗文。)

又如《白石庄》写“柳”：“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闲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柳韵、柳色、柳形、柳声，以及观柳人因为柳的变化而引起的内心悸动，描摹得如此细腻到位而又如此简练，实属罕见。

本书其实是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切磋、分工合作的成果。

主笔刘侗(1593—1636)，字同人，号格庵，麻城(今属湖北)人。早在为诸生时，其才学即受督学葛公赞赏。谁知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应了一句老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文采出众，反倒招惹了麻烦，礼部以此奏参，罪名就是“文奇”，万历四十六年(1618)省试，刘侗与景陵(即竞陵，明代作“景陵”)谭元春、黄冈何闳中同时被降低等次，而且因此遭人妒忌，一时“祸患缠身”(谭元春《与孟诞先》)，无法在当地立足。崇祯初年，为了获得一个合适的应举考试环境，他毅然北上京师，相伴同行的，就是后来为《帝京景物略》查访搜集有关诗歌的周损。到京城后，刘侗捐资成为太学生，并在北京整整逗留了五年。在此期间，通过谭元春的介绍，又结识了本书男一作者于奕正，并成为好友。他们共同游玩名胜，踏勘古迹，访贤问老，搜集资料，为本书的撰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崇祯六年(1633)，刘侗考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为进士，授职吴县知县。这年秋天，由于奕正相伴南归，取道金陵，二人又在金陵滞留了整整一年，这一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撰写《帝京景物略》。崇祯八年冬天，《帝京景物略》终于结稿，并在金陵顺利出版。当时根据于奕正的计划，还想与刘侗合著《南京景物略》，如此既有“北京”，又有“南京”，方为完整。不料于奕正突然谢世，刘侗也没能到吴县走马上任，随后病逝于维扬客船之上，于是他们的计划就永远地成了梦想。除了《帝京景物略》之外，刘侗的著作还有《龙井崖诗》、《雉草》和《韬光三十二义》，谢世之后，由他的朋友孟登、谭元礼先后刊行于世。

刘侗为人正直，志向远大，所谓“上尊性命不易之理，次究著述千秋之业”(《谭元春集·答刘同人书》)，既是他择友的标准，也是他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倾心于文学创作，诗文力求格调的新颖，所谓“幽古奇奥，无一字拾人残渖”(《光绪麻城县志·文苑传》)的风格，在《帝京景物略》里也有突出的表现。与其说这是因为受到了当时风行的竟陵派的影响，其实不如说刘侗本人就是典型的竟陵派，因为竟陵派领袖与刘侗并不是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而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朋友，是共同支撑竟陵大旗的中坚人物。刘侗与竟陵派领袖谭元春是莫逆之交，他们一起因为文风奇特受到处分，他们经常有诗文唱和、书信往来。谭元春在北京时，和刘侗一起经常借住在于奕正的家园里，并且不止一次直接或间接地称赞刘侗。刘侗北上京师时，他有《送刘同人北学四十二句》诗，表述了对刘侗当时处境的同情，并寄予厚望，诗中说：“去负一卷文，徒步作燕客。失意走跋跋，气平不可枙。楚场鬼遮烛，贫贱生戈戟。……太学数百人，睁眼看珠璧。雄文写磊磊，宗庙护手迹。”(《岳归堂新诗》卷一)他曾在回复刘侗的书信里表达仰慕之情，自称“仆甚心仪”，并赞赏刘侗“才大而品坚”(《答刘同人书》)；他还在给友人孟登的书信里，说“同人祸患缠身，才格益高古”(《与孟诞先》)。处境的相似，文风的相近，一致的追求，促使他们成为多年的知交。

刘侗的合作者于奕正(1597—1636)，原名继鲁，字司直，宛平(今北京)人。明崇祯初年宛平县学生员。早年丧父，让财与兄弟，独居荒园之中。怍为北京破落的世家子弟，于奕正有着迥异于常人的嗜好和性格。他无心理财营家，喜欢交友，好游名山，交游皆当时名人。谭元春、刘侗二人来京师，必客其园。当时四方来京师者，闻其名上门拜访，多留宿其家，高谈阔论，吟诗诵文，还乡后则向他人称道，于奕正亦乐此不疲，于是“天下益向往之”(顾与治《朴草序》)。于奕正状貌奇特，不修边幅，初次见面者，往往惊诧回避，但不久必然为其出众的言谈所倾倒。顾与治在为于奕正的诗集《朴草》撰序时，曾生动描述于奕正初次到他家作客时的场景：“予坐客未识司直者，见其蓬鬓电目，面作松鳞，瘿处颔左，衣冠率略，顾瞻倨蹇，愕睨欲避之。已而道风披扬，绪论置出，莫不倾倒叹服，徘徊不能去。”

于奕正是性情中人，常常不循常理行事。崇祯七年(1634)重阳日，刘侗中进士后离京南归，于奕正依依不舍，送至郊外河边。见秋色迷人，忽然游兴大发，于是同舟相伴而去，也没顾及向家人辞别。在金陵，曾遍游名胜，遂有《南京景物略》之构想。后来刘侗与他分道而行，于奕正只身独游，因此心情不能舒畅。崇祯九年(1636)四月闷闷不乐地返回金陵，随即病逝于刘侗所居客店，年仅四十。除了《景物略》，于奕正还有《天下金石志》、《朴草》等著作行于世。

刘侗于序文中称，他本人“北学而燕游者五年”，而于奕正是燕人，有“二十年燕山水间”摸爬滚打的经历，于是他们分工十分明确：“奕正职搜讨，侗职搞辞。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可见《帝京景物略》虽是刘侗执笔，但资料的搜集、体例的确定，以及成文以后的修改，于奕正实在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于奕正对此也颇有感触，其《略例》中所谓“(是编)布体陈辞，不更蹑向人一步”，所谓“成斯编也良苦”等等，并非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辞，确实是多年辛苦终成正果之后的感慨。

本书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周损。周损，字远害，号迂收。博学，工诗文，与刘侗是同乡兼同学，曾共砚席十余年。刘侗赴京入太学，周损相伴而游。又共著《帝京景物略》，采选诗歌，皆出其手。当初周损搜集有关诗歌多达五千余首，最后从中挑选录用的，仅为五分之一，周损之勤勉与严谨，于此可见一斑。崇祯十二年(1639)，周损考中举人，又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中了会试副榜(《光绪麻城县志·仕绩》谓周损中“癸酉会试副榜”，误。当为“癸未”)，授饶州府推官。任职饶州期间，曾因马士英军队骚扰百姓并欲屠城一事，与上司交涉，并设缓兵之计，成功制止了杀戮之举。临终，勉励其子力学敦行，无一语涉及家事。因此颇受乡人好评。

《帝京景物略》的撰写前后经历了六年，“盖周咨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经年，而成书”(方逢年叙)。崇祯八年(1635)冬天初版刊行之后，明末清初翻刻过数次。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夏天，纪昀又将原书删订出版，把大量附诗全部删除，“独留正文一百三十余篇”，并添了少许注释，作了部分改动，成为后来流行的版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古典文学出版社曾根据纪昀删节本整理出版了排印本。

本书经过今人整理的、质量较好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校点本，根据张次溪先生所藏明崇祯八年初刊本整理。此本校对严谨，“没有删节，个别刻印上的错失，则据清刻本校改”(见书前《出版说明》)，较好地保存了原貌。但是，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校点本并非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首先，该校点本所依据的底本(即张次溪先生藏本)，固然是初刊本，但印行并非是在明代，因此没能完整地保存原貌。原书某些在清代易于招惹麻烦的段落句子，不同程度地被删削篡改，证明张次溪先生藏本必定是清人对原版作过挖改以后的印本。例如，卷一《太学石鼓》强调明代礼教科举对于邻国、少数族的影响，说：“其声教迄四海之外，琉球、交趾、哕哕、乌撒等，遣子入学，有举制科。归其国者，古莫比也。”这一段文字，该校点本中全不见踪影。又如，卷四《帝王庙》篇，就嘉靖年间撤去元世祖忽必烈与其大臣庙祀一事，援引礼科给事中陈斐与皇帝的对话：“‘胜国元以夷乱华，不宜庙祀，宜撤忽必烈及其臣木华黎等五人神主。’上曰：‘元本胡夷，甚于五季。”’这一段文字在该校点本中亦付诸阙如。此外，类似的删改还有多处。可见底本的选择还需推敲。其次，该校点本虽曾利用清刻本作了校勘，但所有的校改均不作说明，读者也就无从知晓原书的本来面貌。最后，本书涉及历史人物很多，知识范围极广，但该校点本未作任何注释，不利于今人间读。凡此种种，均需改进。

为了弥补上述种种的不足，此次整理以湖北图书馆藏明崇祯八年金陵弘道堂初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为底本，遇有问题，参校他本，凡不属明显错字误字的改动，均于注释中给予说明。书中的地名、人名、术语、典故，尽可能地给予简明注释；某些意思隐晦的、难懂的句子，还作了必要的疏通。需要说明的是，湖北图书馆的藏本亦非明代印本，其中某些遭清人忌讳的字句也作了删削，但相比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校点本所据底本，则完善得多。

如果说《帝京景物略》是一部明代北京社会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决非危言耸听。且不说书中形形色色的民间传闻、乡俗地名、园林建筑、器物名称、俗语掌故，要弄明白个究竟，往往颇费周折，仅仅是书中涉及到的人物，就在一千二百人以上，其中不少还是作者于明末结识的、名不见经传的布衣文人。也正因此，注释颇具难度。限于丛书的体例，引诗一律不注，因此有些考证成果未能体现出来，这是颇为遗憾的。本人能力有限，疏误实难避免，敬请读者指正，以利今后进一步完善。

孙小力 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