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波兰的犹太人祖父和来自捷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裔天主教徒的祖母，血统和宗教的差异，并没有阻碍他们定居维也纳，享受中产阶级生活；纳粹上台后，他们被迫将大伯、父亲和姑姑三个孩子送到异国他乡。生长于战后和平年代的哥哥妹妹堂兄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在经济重建、冷战、越战、学生运动、反思纳粹罪行、欧洲一体化、全球化等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变迁中成长，在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生活浪潮里，各自追逐着自己的目标……而从第二代开始，共存的犹太血统和日耳曼血统，就让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面临对自我身份的诘问，他们每个人的反应也迥然不同。

这部小说用家庭成员不断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本家庭相册，一个个讲述像一幅幅老照片，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讲述着家庭里的每个值得一说的人物和往事。作者凭借从容掌控繁杂人物和事件线索的能力，将不同的讲述，如精巧的马赛克拼图一样，构成为一个整体形象，把一家人放在了背景深远、时空跨度恢弘的全景图上，呈现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以及对置身其中的人们在思想和心理上的深刻影响。

这部小说讲述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四代人的生活经历。从第二代人开始，共存的犹太和日耳曼血统，让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面临对自我身份的诘问。书中呈现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几十年来经历的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们思想和心理上所受的深刻影响。小说以独到的方式，体现了二战后奥地利文学孜孜以求的一个主题：对纳粹占领时期奥地利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父辈当时身份和角色的不断追问。

《维也纳一家人》二○○五年出版不久，即成为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畅销书。

开始

厚颜无耻

幸运与不幸

闪黑转场

新的开端

晚年的爱情

战争结束

看法问题

祥和宁静的生活

受害者还是元凶

访客

扮演角色

后果

继承人

回首往事

结局

讣告

译后记

很多年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突然有一天，古斯特尔姑奶奶突然打来电话，用抱怨的口气说，她快死了。“我什么也不需要，”她盛气凌人地说，“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想再见见你。”

“我的天哪，”我父亲大吃一惊，“我马上来。要我给你带点儿什么吗？你想吃什么吗？”

“我说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早就不想吃任何东西了。你就赶紧来吧。”古斯特尔姑奶奶命令道。

“带点儿小吃，”我父亲恳求道，他原则上从来不空着手去看人，但他又总害怕带错礼物，“或者甜食？”

“你想害死我吗？”古斯特尔姑奶奶愤怒地问，“我只剩下皮包骨了！”

“就是呀，”我父亲大声说，“你必须吃东西！”

“我反正要死了，还吃什么！”古斯特尔姑奶奶挑衅地问，然后又像赏我父亲脸似地退了一步说，“你要是非买不可的话，那就苹果馅饼吧。”

其实，她想见我父亲的原因是，我父亲的表弟，也就是古斯特尔姑奶奶不成器的儿子费迪南，小名南德尔，又进监狱了。这一次是因为，当地报纸取笑地报道，他偷了商店二十米松紧带和两块奶油蛋糕装在裤兜里，被抓住了。“小偷用松紧带干什么？”信使报的报道中狡黠地问道，接着，又详细描写了奶油蛋糕在南德尔裤子左右大腿部留下油迹。有人说，就是因为这两块油迹，南德尔在超市的收款处被发现了，这当然是恶意的谣言，我们家里讲这个传言，只是为了说明南德尔简直是蠢到家了。不，南德尔之所以被抓住，是因为人家认识他。

因为他有数不清的前科，所以，这次的松紧带和奶油蛋糕事件，又使他受到了六个月的监禁。我父亲认为，南德尔是全国最笨的罪犯。他本来专门进行支票诈骗，但他做得太愚蠢了，常常几天之内就被抓获。我父亲说，每当有伪造支票出现或支票被盗报警后，警方首先就调查，费迪南.K当时是在监狱里还是在“外面”。也就是说，奥地利的每桩支票诈骗案，无一例外都是从确定费迪南是否有可能是罪犯开始的。

我们家里常说的一句话是：“南德尔的命运是天生的。”因为南德尔无疑是遗传失败的牺牲品：虽然他像他父亲多里一样高大英俊，也能像他的母亲一样魅力迷人，如果她想追逐什么的话(她经常是这样的)，但是，他继承了多里有限的智慧，并将之与古斯特尔的犯罪能量结合在一起。“外表上，他像是个骗婚的人，”我奶奶在南德尔还是个少年、还没有犯过罪的时候就说，“但是，甚至就连骗婚，他都太笨了。”“甚至”这个词说明，我奶奶一般认为，女的不如男的。

“犯罪能量？”我妹妹一边涂着指甲油一边问，“古斯特尔姑奶奶犯过罪吗？”就在这个时刻，谈论的话题变了。我哥哥，从一上大学开始，他就激烈地反对家里的所有传统和仪式，特别是他们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讲轶事的原则，于是，他开始为多里·柯尼希斯贝辩护。他说，多里不笨，相反，他非常特别。“他并不是脑子不够使，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我哥哥教导我们说，“他的脑子只用在唯一一方面，那就是语言。”他用手支住头，手里的烟差点儿点着耳朵上面的卷发。

“坐直了，”我父亲请求他，“别抽那么多烟。”我大伯只是摇摇头。他认为我哥哥只是“暂时性的牢骚满腹”，但他从来没公开说过。“连成语都说不好的人，怎么能说是特别呢？”我爷爷每次都会不解地反问。然后，我哥哥就会缓和一些说：“爷爷，你不会觉得，他那些错误都是偶然的吧？”

多里成为我们家轶事笑话的主角之一，是因为没有一个成语或外来词，他能不说错的。最不幸的是，他那种记性，还偏偏喜欢用外来词，他喜欢他的《最常用成语词典》、《精彩语言手册》和《古希腊名言集锦》。跟他的妻子相反，他一点儿也不自负，不过，他认为，作为银行经理，在跟员工们说话的时候，就应该时不常地冒出一些名言警句。他认为这是有修养的象征，他还认为，他作出这样的榜样，就能激励员工们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他习惯带着慈父般的微笑对他们用拉丁语说：“学无止境啊。”

所以，我们家里人都喜欢多里·柯尼希斯贝。家里流传着他的几十个荒诞语误，我们还不断编出一些新的算在他头上；如果某个政治家或足球运动员说话时闹了笑话，被登在报纸的“精选笑话”或“精彩引语”栏目里，我们家人就会狂叫：“这像是柯尼希斯贝的话！”给大家提供了无数笑料的柯尼希斯贝，跟那个叫阿道尔夫·“多里”·柯尼希斯贝格的人已经毫无关系了。当我们谈论和善、但对南德尔毫无办法的父亲时，他就是“多里”，如果我们谈论古斯特尔姑奶奶那饱受折磨的丈夫时，他就是“可怜的多里”，但是，此外，还有一个名字叫柯尼希斯贝的、被大家崇拜的艺术形象。

老一辈人都认识这位英年早逝的银行经理，每当他们要用柯尼希斯贝格的语气说什么话时，总是先说：“要是柯尼希斯贝在的话就会说”，同时，他们还会试着像柯尼希斯贝那样满足地撇一下嘴角；而我们小一辈人则力图让他们不要再加上这么一句，因为大家都知道版权是谁的了。所以，我妹妹童年时常常会说出“讨价换价”、“开门见沟”的话，或者骂她的同学们是“伪菌子”，因为我们家里经常这样说。我哥哥甚至后来还得到了柯尼希斯贝的好处：他写了一篇关于体育官员菲利克斯·普佩尼克的著名文章，揭露这个家伙是集中营的看守，他给这篇文章起的标题是“菲利克斯是怎样从死灰中再生的？”这确实是典型的柯尼希斯贝语言风格。

只要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柯尼希斯贝语录，或者有个不知情的外人在场，需要从头解释柯尼希斯贝现象，我们家就会自动开始进行一场最佳表达方式评选。“我都阉了三个星期了，可是连十克都没减下来。”我父亲嗤嗤地笑着。“这汤你得自已往里吐吐沫。”我母亲不假思索的回应。“这可是他妖魔的一面，”我大伯继续说。“是的，是的，但总是以小市民的面目出现。”我大伯的妻子，卡伯母补充道。“你们一毫道理都没有。”我哥哥夸张地批评道。“披着羊皮的蛇。”皱着眉头的妹妹补充说，但是我母亲在桌子下面悄悄踹了她一脚。

“柯尼希斯贝是个天才，”我哥哥满足地结束了我们家里已经演练过上百遍的节目，“这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其他的都是最重要的。”

古斯特尔姑奶奶正襟危坐，四周许多靠垫支撑着她，已经画好了妆，正在床上梳头发，眼睛贪婪地看着苹果馅饼。养老院里那些仁慈的护士们做的饭从来就不好吃。尽管如此，她在咬了第一口后，还是夸张地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她觉得很恶心地问。

“苹果馅饼啊。”我父亲惊讶地回答。

“哪家店的？！”

“‘艾达’店里的。”我父亲说。

“你怎么能从那儿买苹果馅饼，”她鄙视地说，同时摇着头，继续吃。古斯特尔姑奶奶后来还有许多事情折磨过我父亲，但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最大，至于原因是什么，至今还是个谜。“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不要求什么，”在古斯特尔姑奶奶去世多年后，我父亲还惟妙惟肖地学着她的样子说，“但是，就算我已经快要死了，苹果馅饼也得是‘德莫尔’店里的。”

古斯特尔姑奶奶打算，“最后最后”再为她儿子做点事情。她让我父亲帮助她，因为自己连站也站不起来。她需要连裤袜(“当然要帕尔默的，你以为什么，嘉策勒的袜子走起路来不舒服”)，她还需要一件新衬衫，她还需要有人帮她把她的黑裙子拿到洗衣店去洗，然后再取回来；她还需要有人把她的珍珠项链送到珠宝店去修，因为内搭扣坏了。最重要的是，她需要和施瑙宇策博士约个时间。施瑙宇策博士是司法部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古斯特尔姑奶奶说，可怜的多里曾经在多年前与他的父亲打过网球，哦，天哪，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吧，那时，施瑙宇策博士的父亲是枢密顾问，多里特别给了他一笔贷款，用于修建普拉特公园的网球俱乐部……你知道的……施瑙宇策博士应该能帮我忙的，可能吧，谁知道呢，但至少得试试。

P16-20

本书译稿“大功告成”时，二○○八年欧洲杯足球赛正在奥地利激情上演。几场深夜转播的比赛看下来，恍然想起了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我父亲”：如果他在场上，奥地利队的成绩是不是能更好一些？

这种真实错觉的原因，来源于《维也纳一家人》所赋予的独特阅读体验。尽管知道这是一本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但是出身记者的作者埃娃·梅纳瑟，仍然常常让读者感觉她写的是纪实报道：她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冷静、平和地叙述着一切，自己却很少出现在叙事中，这种叙述方式，让《维也纳一家人》中的每个人、每个场面似乎都纤毫必现，呼之欲出，而清晰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加深了小说的真实感。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作者就像在维也纳某个街头咖啡馆里闲聊一样，流畅、轻松、诙谐，带着几分与机灵同在的刻薄，伶牙俐齿地讲述她家里的那些凡人琐事，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很容易就把读者带入到她所描述的客厅或俱乐部里。这种轻灵幽默的风格，与小说其实非常沉重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像常见的一些文学作品那样，对犹太人在纳粹时期的苦难经历做过多渲染，而是只在几个细节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同时，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反思，对历史的诘问，贯穿于整部作品，贯穿于一家人所有人的生活，营造的是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其实作为小说，《维也纳一家人》故事线索并不复杂，只是维也纳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四代人的生活经历：祖籍波兰的犹太人祖父和来自捷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裔天主教徒的祖母，血统和宗教的差异，并没有阻碍他们定居维也纳，享受中产阶级生活；纳粹上台后，他们被迫将大伯、父亲和姑姑三个孩子送到异国他乡。年幼的大伯和父亲流亡到英国，大伯一度成为英军士兵，在缅甸的热带丛林里九死一生；父亲在英国乡间苦中作乐，通过偶然的机遇，成了足球明星，却忘记了自己的母语；美丽的姑姑则长眠于加拿大；战后，全家人在维也纳重新团圆，大伯和父亲虽然性格志趣各异，但生活无非就是成家立业，结婚离婚，养儿育女……生长于战后和平年代的哥哥妹妹堂兄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在经济重建、冷战、越战、学生运动、反思纳粹罪行、欧洲一体化、全球化等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变迁中成长，在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生活浪潮里，各自追逐着自己的目标……而从第二代开始，共存的犹太血统和日耳曼血统，就让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面临对自我身份的诘问，他们每个人的反应也迥然不同。

这部小说用家庭成员不断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本家庭相册，一个个讲述像一幅幅老照片，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讲述着家庭里的每个值得一说的人物和往事。同一屋檐下，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命运和生活轨迹，因为血缘和共同面临的时代洪流，他们的讲述构成了家族不能忘怀的历史，虽然在细节上这些往事光影斑驳，支离破碎，但正是由于对细节的争议以及不断的讲述，对历史的记忆——尽管其中很多记忆并不令人愉快——能够鲜活地保留在这个家庭里，既成为维系他们之间亲情的纽带，也成为他们之间反目成仇的隐患。作者凭借从容掌控繁杂人物和事件线索的能力，将不同的讲述，如精巧的马赛克拼图一样，构成为一个整体形象，把一家人放在了背景深远、时空跨度恢弘的全景图上，呈现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以及对置身其中的人们在思想和心理上的深刻影响。

《维也纳一家人》在二○○五年出版不久，就在德国、奥地利等德语国家成为备受推崇的畅销书。个中原因，除了作者通过描述家庭往事和维也纳生活场景体现出的文学才华之外，还在于这本小说以独到的方式，体现了二战之后奥地利文学始终孜孜以求的一个主题：对纳粹时期奥地利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父辈们在奥地利被纳粹占领时期身份和角色的不断追问。

同样以德意志民族为主要人口的奥地利，文化上与德国同文同种，在历史上向来以保守著称。尽管奥地利一九三八年被纳粹德国强行合并，从而蒙上受害者的色彩，但是大量事实表明，与纳粹德国的合并，受到了当时大多数奥地利人的拥护。而且在战争期间，相当数量的奥地利人加入了纳粹和党卫军。因此，奥地利到底是纳粹的受害者还是帮凶，这个问题始终是奥地利人在动听的圆舞曲、如诗如画的风光、富裕安宁的生活之外，挥之不去的梦魇。奥地利主流社会在战后采取“鸵鸟”姿态，用歌舞升平、永久中立掩盖历史遗留的创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的奥地利总统、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也被揭露出曾经是纳粹分子，对奥地利二战历史的反思才算终于有所进步，但仍然仅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之中，并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这恐怕也是右翼政党近年来能在奥地利大行其道的原因。

艾娃·梅纳瑟生长于维也纳，家庭背景几乎和小说中相差无俩。她长期担任记者，曾经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采访过对漏网纳粹分子的审判。和《维也纳一家人》所述一样的还有她的哥哥罗伯特·梅纳瑟，在真实生活中也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所以，《维也纳一家人》尽管是她的第一部小说，却来自她多年的心血和刻骨铭心的感受，因此堪称出手不凡，一鸣惊人。

两年前，当我第一次接触《维也纳一家人》时，立刻就被深深吸引，在相当一段时问里它是我的枕边书，这份兴趣是我下决心翻译此书的最初动力。在翻译过程中，则感受到在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反思历史、寻求精神归宿，不仅是奥地利犹太人面临的问题，恐怕也是中国人，以及各民族共同面临的问题，而问题的答案还在寻找中，就如同维也纳那一家人的故事实际没有结束一样。

在繁忙的教学与家务之间，能够最终完成本书的翻译殊非易事。尤其是小说中大量的维也纳犹太人方言、诙谐俏皮的语言游戏，是翻译中的一大困难。译者虽然尽力再现原作的风貌，但因自身知识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敬请各位读者、同仁指正赐教。

译者

二○○八年六月于观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