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

“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带来了袁世凯和日后的混战的军阀。确确实实，“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但这种苦涩的结果，绝非起义英雄们的初衷。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序言 早产的革命

暗夜沉沉血作灯——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赤血横流沈乾坤——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大好头颅何轻掷——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暗杀多

 百粤山河照眼雄——史坚如刺德寿

 百烈刚肠如火热——吴樾刺五大臣

 誓灭胡奴出玉关——徐锡麟刺恩铭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韶华时光汪精卫

 当时年少春衫薄——革命的喉舌

 惟有实践出真知——南洋的鼓动

 拼却头颅刺虏酋——暗杀摄政王载沣

 血泪已枯心尚赤——多余的感怀

夕阳回射照龙旗——“君主立宪”：清朝政府最后的稻草

 端方的迫切——清朝权贵心目中的“立宪”

 满汉畛域——不能回避的问题

 又一批人的利益受损——各省咨议局、督抚们在“立宪”中的角色

 没有“回光返照”经历的死亡——清廷“立宪”的最终失败

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保路运动及其后果

 尽是人民血汗钱——四川路权纷争的由来

 让洋人来“抄底”——川汉铁路矛盾的加剧

 热釜泼油激民愤——从“文明争路”到武装抗暴

 仇恨怒火势燎原——保路同志会大起义

 两个“能臣”的悲剧——赵尔丰与端方

可惜白首悬朱门——赵尔丰

万古同悲蜀道难——端方

一夫鸣枪三军皆反——辛亥首义之精彩华章

 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新军？

 作为革命的催化剂的政治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

 “八月十五杀鞑子”

 忙中添乱的烟灰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被谣言激促的革命

 摧枯拉朽树大旗

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辛亥革命长镜头

 纸人傀儡高高挂——作为“幌子”的黎元洪

 班子虽草亦搭台——湖北军政府的新气象

 辛亥革命长镜头——风起云涌独立潮

八日都督说焦、陈——湖南起义

五千旗卒尽被戕——西安起义

兵不血刃定九江——江西(九江)起义及清朝海军起义

千年之醉梦惊回——山西起义

彩云之南响震雷——云南重九起义

天降大任于斯人——袁世凯出山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北洋系的兴起以及袁世凯的“开缺回籍”

 静观天下“抱膝吟”——袁世凯洹水“钓鱼”

 坐看中原鹿正肥——袁世凯出山

 革命抛与鄂江潮——革命军在阳夏战争中的重挫

 养敌自重观形势——袁世凯按兵不动

过把瘾就走——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

 水陆并发下雄城——南京的光复

 锣鼓声声催人忙——和战皆是戏

 别人洒血我摘“桃”——孙中山归来

 倾心真悦惟东瀛——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

 任他白云来去飞——南北和谈第一阶段“搁浅”

百劫山河乱愁叠——清朝的覆亡及辛亥诸人惨淡的结局

 世运因人常转旋——袁世凯的利用与反利用

 孤儿寡母履冰薄——清廷那些惊悚的日子

 “大清”未救身先死——良弼被刺

 天道好还终归汉——清帝逊位后的时局

 风云满地起龙蛇——大总统职位变数交接

 国殇为鬼无新旧——从张振武看辛亥首义元勋们的下场

辛亥革命大事记(1894年11月-1913年9月)

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戴着脚铐手镣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清朝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作派。卓尔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他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人骚客。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清朝政府，通过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却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最后，只剩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两句绝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朝政府负屈妒忍辱，统治每况愈下。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

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

被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发昏当死，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

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的巨船百孔千疮，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

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悲愤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政体改革，在19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

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

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

动机是阴暗的，行动是仓促的，结果是骇人的——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皇逃离紫禁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朝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对此期间民心、士心的变化，孙中山曾幸灾乐祸回忆到：“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义和团排洋失败、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是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用腔颅鲜血所进行的伟大实验！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黻拨(后改“佛尘”)，自号“■澼子”。这位爷，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概。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师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人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最大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拔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至2.3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4.5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181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拔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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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武昌首义引发的辛亥革命，我们被教科书简单化的当代人脑子里面，对此立刻涌出太多的疑问：

在1911的晚秋发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标签式教科书上所讲的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旧民主主义革命”吗？

领导和参加起义的那些革命者们，清朝的新军军官、士兵、高级官吏、会党、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装集团的头子们，都属于资产阶级吗？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杀式的暗杀，为什么不能同现在中亚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青年汪精卫，为什么那时候有足够的勇气，从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勇气，去刺杀虏王载沣？

一生戎马倥偬、反藏独的民族英雄赵尔丰，是在何种情况下，变成了成都“赵屠户”？

所谓的袁世凯、黎元洪“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知与不知，在让后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齿之余，我们扪心自问：这种结果，是历史的荒唐，是大势所趋，还是孙中山等党人的无奈？

清朝残酷压迫汉人二百六十多年，亡于寡妇孤儿之手，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袁世凯的“逼宫”深恶痛绝？我们的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有仇必报的“冉闵人格”呢？

在爱国和“卖国”之间，孙中山到底跨越了哪条底线？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为什么一直讳莫如深？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所得，真的不过是“枉然”失去了一条脑后的辫子而已吗？

为什么在湖北？为什么是清朝新军？为什么一场谣言所引发的士兵革命，是一个包含着极大偶然性的必然事件？

太多太多的问题！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葬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是一首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史诗，也是一首民族主义的雄浑交响曲！

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

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

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百死不挠。

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激励下和民族主义的感召下，那么多坚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朝王朝的丧钟。在中国的腹心地区，革命军打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对清王朝的突破性一击，进而在全国点燃了革命和独立的燎原烈火，最终迫使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武昌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军事、政治试验，它催生了中国人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无量金钱无量血，最终换取这个结果，都是值得的。

这场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以其超乎预料的辐射作用，颠覆了清朝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

从革命性质来看，它确实是一场以民族革命为现实基础的伟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义的仁人勇士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使得他们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中！

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场早产的革命，注定要夭折。

随之而起的，是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革命“胜利”后，经由无数层妥协、按照美国模版建立的国家，那么突兀，那么忽然，有悖于我们国家人民的天性、历史的传统、儒教的信仰以及我们所能顺利适应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所描绘的共和蓝图，最终我们发现，不过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画。

在近现代史中，我们中国，一直是个缺乏运气的国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没能阻止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的武装舰队进入江户湾。在切实感受到自身虚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奋，仅仅过了15年，明治维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运动，而且实现了一种在现代西方世俗精神影响下的科学西化；而中国，自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就下跪、不下跪问题，西人与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纠缠久之，我们的“天朝”大皇帝依旧浸沉于中央王国的自恋中。过了118年，我们这个国家才最终能造成一种破坏性、颠覆性的政治建设的实现。而最终取代清朝帝国的，也不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统治政府，而是中国王朝更迭后常见的那种秩序混乱的状态。

118年和15年，这种距离，发人深省！

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19世纪末期的孙中山以及Z0世纪前五十年的蒋介石，其实都在朝着“西化”的方向迈进。饶有意味的是，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

可以想见，在中国，从1840年一直以来的西化，不是科学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机械“翻译”基督教语意(孙、蒋)构造中国的西化。以这种基督教的模替手段来抵拒和适应强大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历史证明，最终都不可能成功。

从历史的经验看，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还是什么诱人的俄式“理论”，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国，这种“西方”模式不合适的外套，不可能适宜罩在中国固有的传统组织结构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们，最终都会精疲力竭，不是依旧重复那些落后而无效率的老路。就是加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来“改造”和“适应”。

西化，恰似穿一件崭新的华丽西服，孑然独行在崎岖的窄径。

西方主义在中国，通过笔者的观察，只能造成破坏或者起到某种激发活力的作用，并不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大一统。

然而，在混浊、汹涌的历史潜流中，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东方”视角，去观察、探析能让昔日的中央帝国实现真正富强的方向。

当然，纠缠这些“主义”、“理论”，最终依旧会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历史规律和历史个案)的泥沼。

在21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长达2061年天命中华帝国的烙印，其实，在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依旧怀有浓厚、统一的帝国意识——一种稳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识。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无论如何，辛亥革命，这一场看似鲁莽、猝然、由一个清军新军班长(正目)联合几十个士兵以150发子弹所发起的起义，轰然弹发了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抽去了清朝这个摇摇欲坠泥足巨人的脚下一块支板，让帝国跌入了永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也应验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理论：

“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带来了袁世凯和日后的混战的军阀。

确确实实，“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但这种苦涩的结果，绝非起义英雄们的初衷。

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在对历史的凝视中，我们可能从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败中，寻找到给与我们启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坏性的另一条新的道路。

或许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坚忍决心的中国人民，面对日后姗姗来迟的社会试验的风险，就会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我真挚希望，从此以后，国民能永远告别革命！

录《红叶》诗一阙，以代叹息：

无定河边日已昏，西风刀翦更销魂。

丹枫不是寻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200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