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丛书”第二辑,多角度反映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该系列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长卷。
本书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种种生活场景,生动地诠释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上海豪门望族的形成和盛衰过程以及这些家族对上海现代经济和海派文化的深远影响。
本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本书通过对李鸿章、聂缉椝、荣宗敬、周湘云、席正甫、张石铭、刘晦之、朱志尧八个故家旧族在上海的百年写真,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种种生活场景,生动地诠释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上海豪门望族的形成和盛衰过程以及这些家族对上海现代经济和海派文化的深远影响。
储能中学:蔡锷老师李经羲的旧居
威海路重庆北路路口的储能中学,过去曾是一处大花园豪宅。这片豪宅占地数十亩,由左中右三幢主楼及众多的裙房连缀而成。园内有高大的玉兰、清清的池水,环以四时花卉,曲径通幽之处还有藏书楼、课子班、健身房等。大门口有巡捕把门,前后院呼佣着一百多名男女佣人,路边常候着成排的马车、汽车……
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第三个儿子、清末云贵总督李经羲最后的15年,就是在这片豪宅里度过的。
辛亥革命中,当云南起义新军杀死布政使世僧、占领了昆明城、推举蔡锷为都督的时候,李经羲正在云贵总督任上。革命军抓到他,劝其“反正”。他不从,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上犯上?”嘴上虽这么说,其实他对大清王朝的末路早已看得很清楚了。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一年,他率幕僚登上昆明名胜大观楼吟诗赋词,劈头第一句就是:“西山惨淡滇池碧,万象埋忧入酒杯。”革命党人蔡锷、李根源等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还资助过他500块银元,收过蔡的门生帖子,并将人家揭发蔡反朝廷的密信拿给蔡看,劝其小心谨慎。
然而一旦革命浪潮真的要他选择何去何从时,他却念及朝廷对李家的世代恩典,宁死决不犯上。蔡锷亦无奈。其时云南蒙自总兵与革命军对垒,负隅顽抗,革命党人命李经羲写一封亲笔信对其劝降,李不得已只得照办。蔡锷便以此说服部下,说李氏对革命尚有功劳,于是由参议会作出决定,礼送李氏全家出境,乘滇越线火车离开云南,从越南转道香港到上海。当时革命正如火如荼,李经羲到达火车站时,被新军强行剪去了辫子。
李经羲督云贵时,曾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举办,却培养了一批推翻清廷的军事将领。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动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遂当即决定,破例录取。朱老总后来多次跟人提起此事。
李经羲到上海当寓公,起初还十分关注北方的局势,曾与于右任、章土钊等人组成国事维持会。袁世凯死后,他还出任过不到一个月的黎元洪、段祺瑞内阁的国务总理和财政部长,可是很快就被张勋的辫子军赶下了台,危急之中,不得不从东交民巷附近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真正尝到了“五日京兆”的滋味。
再次来沪的李经羲已心灰意懒,从此再无出山之意,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孙子。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翘,让孙子乘他的“跷跷板”,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那时他何曾想到,当年乘“跷跷板”的李家烘如今也到了给小孙子“做牛做马”的年纪,更不会料想到在他的后代里,还出了一个大共产党——中国前任驻美国大使李道豫。
武康路:李国松居沪大不易
李经羲有两个儿子:李国松与李国筠。大儿子国松似乎是继承了老太爷的“忠君”传统,一生不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古物,把家产全交由管家去料理。对其父赴京任职民国亦大不以为然。结果,书是读成功了,与叶蒲荪、陈祖壬都成了桐城学派的传人马通伯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不仅著述极丰,子孙亦好学有为;可惜家业未能管好,当铺、银行和房地产均被管家们“管理”得七零八落。当李家宣布经济破产、不得不卖掉花园豪宅之时,正是管家的新房子落成之日。 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即李道豫的祖父),似乎继承了老太爷的做官的细胞,曾南下广州,出任广东巡按使(相当于省长)和广西巡按使以及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大总统府秘书等职。李国筠的太太赵氏是赵朴初的亲姑妈,赵朴初小时候亦得以在李家私塾里念书。
李国松在抗战时曾去天津租界避居,1948平津战役快要打响时再次率家小来到上海。此时老房子已经卖掉,家道中落。那时从北方南下上海的豪门富户如过江之鲫,寻找住房成了大问题。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家在沪尚有朋友相助,就“顶”下了现在武康路的一处花园洋房的二层。谁知刚安顿下没几天,突然闯进了一队士兵,指着住户们大声喝令,限三天内全都搬走,说这是上将陈继承的房子!
李氏一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兵的要赶他们出门却是听明白了。李国松的二儿子李家炜突然想起他的老同学吴国桢现正当市长,遂拉着小弟李家烘闯进市政府。吴国桢办公桌上摆着一溜电话,他抓起一只红色电话要常熟路分局,说:“武康路某院有军人扰民,赶快派人去维护治安!”10分钟后警察就把那幢房子围了起来。吴国桢放下电话,对李家炜说:“派兵是权宜之计。既然是陈继承的房子,何不去登门造访一下,把事情弄清楚?”于是李氏兄弟又来到陈府,呈上名片,说明原委。陈继承身穿长衫从楼上步下,知是部下骚扰了李国松,对此深表歉意。但他同时又提醒李家,该房确属陈氏,抗战前由一白俄租住,战后官司已打了三年半,房子就是拿不到手。原来陈已看出国民党的颓势,准备赶快把房子卖了好逃命。李家无奈,只好再次搬家,迁入吴江路上的安乐坊。
李国松是南北知名的大学问家和大收藏家。他的书房的钥匙,就串在随身携带的钥匙串上。朋友来借书,样样都要登记。若是借去一套10册的,归还时只剩8册,那么他连那8册也不要,干脆送你了,他再去找旧书店老板另觅全套的。他的收藏遍及青铜、甲骨、瓷器、古钱、字画各类。可惜在抗战中南北播迁,要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最后只得将藏品出以易米。
上海新村:李家、段家、袁家
淮海中路上的上海新村,是上海著名的高档联体别墅住宅区,很有名气,在抗战爆发之前,这里原是一处占地数十亩的英国式大花园洋房(抗战期间被拆掉,在上面建起了上海新村)。段祺瑞生命的最后四年(1933—1936),就是在那栋大花园洋房里度过的。当时因为华北局势的特殊化,日本人极力拉段祺瑞出山当傀儡,蒋介石派密使把老段接到上海颐养天年。
李家、段家、袁家,都是姻亲。
在段祺瑞(1865—1936)24岁的时候,李鸿章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决定在军校毕业生中选派优秀者出洋留学,到德国学习军事。段祺瑞抓住了这一千载良机,考了个第一名,遂被派到德国柏林,进入德国军校攻读炮科,见习时在著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实习炮工。从德国回来后受到重用,任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几年后被袁世凯看中,在小站练兵的时候,被袁奏调到身边,协助训练新建陆军,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李鸿章去世后,他又随袁来到河北保定,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后来大红大紫。可知老段的发迹,与老李选派他留洋德国有着直接的关系。
段祺瑞一直念记着段家与李家的友谊,所以他的大女儿段式萱要出嫁的时候,就选择了李家的孙子李国源作女婿。
李国源(1896—1974,字仰尼)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孙子,他父亲李经叙与过继给李鸿章当长子的李经方是亲兄弟。段氏当时正处在政海的峰巅时期,代理国务总理,择婿的标准自然很高,既要有好的家族背景,还要有洋派的经历和眼光。老段之所以选中李家的孙子李国源,而且在还没有见过李国源的情况下就断然作出决定,与两家之间的渊源不无关系,尽管那时李家已经开始衰落,段家开始兴起。
段祺瑞很喜欢这个女婿,因李国源学问好,又有英国绅士派头,回国后就安排他进外交部工作,简任参事,还曾出任驻仰光代理总领事。20年代中期段祺瑞从政坛上下来之后,李国源率家小回到安徽芜湖,抗战时期到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又转到上海。他与段家小姐段式萱婚后得一儿一女,儿子即他们的长子李家曜,女儿名李家明。数年后段式萱因病去世,他的继室是陈篆的妹妹陈琪玉。
翻开《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表》(俗称李鸿章家族“老六房”),可以看到老六房中有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即李国源的五儿子李家晖,同时又叫袁缉辉。这里面有一场夺子大战,故事源头来自段家。
大约在1935年,段祺瑞的弟媳妇在合肥过生日,大家族的亲戚们都前去为之祝寿,李国源夫妇也带着3岁的儿子李家晖前去了。
段家三小姐段式巽嫁的是袁世凯的侄孙袁家鼐,婚后只有一个女儿袁迪新,没有儿子,段三很喜欢李家晖,就说想带家晖回南京家里玩几天。李家晖的父母李国源和陈琪玉不加思索就同意了。
谁知段家将李家晖带入袁家,关上门就告诉他,他是袁家的孩子,从此改名袁缉辉。等到李国源夫妇上门领孩子的时候,段三小姐却怎么也不肯交还了,声言:“你要把他带回去,先拿手枪把我打死好了!”陈琪玉没有思想准备,哪里舍得把亲生儿子送给别人?僵持中,还是李国源头脑活络,就对妻子讲,他们没有男孩子,喜欢家晖是很自然的,家晖在袁家不会吃亏的,何况,三妹身体这么弱,待她以后去世了再要回来也不迟……于是李家晖就真的成了袁缉辉了。但是陈琪玉仍是放心不下,在李家晖过10岁生日时,给了他最衷心的祝福,并且设法让他知道,他的确是李家的孩子……也不知李家晖小时候长得到底有多灵气,弄得两个妈妈为他的“名份”抢来抢去,真是操碎了心。所以说起家庭出身,有人是双重豪门,而李家晖则是李家、袁家、段家,三重豪门。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李国源、陈琪玉夫妇先后于1965年和1974年病逝于香港,而段家小姐段式巽病秧秧地却活到了1993年,享有92岁高寿,病逝前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擅长绘画,已经画得很不错了。那套著名的“洪宪瓷器”,最后就是在她手上,经她手转让给国家有关部门的。
现在的李氏家谱里,又把李家晖“接”回来了。他后来就读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研究社会学、老年学,还当了上海社会学学会的副会长。复旦中学(李公祠遗址)离上海交大很近,四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也波及中学,袁辑辉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如此,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由于出身问题,他还是没能逃过被“运动”的命运。他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好在有坚定的信念,终于熬过了冬天,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现在全家生活在美国洛杉矶,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P15-21
人们谈到海派文化,似乎很难跟上海的豪门望族扯在一起。
其实不然,只要看看近代上海豪门望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他们与十里洋场的依存关系,就不难发现,他们的花园、客厅或写字楼,往往是海派文化最早的载体和“中介”。
“西风东渐”关键是一个“渐”字。西方的东西如何“渐”到中国、“渐”到上海?如何被上海人所接受、所喜爱、所推广、所融会贯通,所翻制新花样?这中间有很多有趣的细节、丰富的内容值得玩味。除了租界的存在及“五口通商”以后的文化渗透,还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大背景是无法忽视的,就是海派文化是随着近代洋务运动的大潮自然而起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相反,它是一场由上而下的民族自救运动,是由晚清一帮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洋务大员积极推动的。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左宗棠、邵有濂、聂缉槊等一批晚清高级官员以及与官场拉得很近乎的席正甫、唐廷枢、徐润、吴懋鼎等一大帮子买办,他们都是涉猎洋务最早和最深的人。也就是说,“西风东渐”之风通过种种渠道,首先是“渐”到了他们这些人身上,“渐”到了上流社会,通过他们又“辐射”到了全国各个领域。他们为传统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内容,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培养翻译人才,推行“新政”、“新学”、举办“新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后代,大多被绑上了洋务运动的战车;他们的家族,一个个就都成了海派大宅门。
讲到海派文学,人们常常会谈起诗人邵洵美。邵洵美的海派细胞首先源于他的家族——他出身于上海一个顶级的海派大宅门——他的祖父邵有濂是上海道、台湾巡抚,曾任外交官出使俄国;他外公是李鸿章手下最得力的洋务干将盛宣怀;他的嗣母是李鸿章的侄女;生父和生母都曾陪盛宣怀去过日本。生活在这样一个“西风东渐”的大家族环境中,邵洵关不留洋才是怪事,不“海派”也是不可能的。他的英语出奇地好,对于英国俗语的运用连英国人都连连称奇。他那淮海中路1726弄寓所的底楼客厅,不知吸引了多少海上文化人,成了著名的海派文学沙龙,大家一起谈新诗,谈美术,谈出版,海阔天空,从傍晚每至深夜,每天晚上总要准备两大桌饭。
谈到海上画坛,人们总要提起吴湖帆,尊他为海上画坛的盟主。他那嵩山路88号的花园住宅,当年几乎成了海上画界同人的沙龙,每天前来问学、学画、买画、求字、鉴赏、聊天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殊不知昊湖帆也是豪门望族的子弟——他的祖父是晚清著名洋务官员、湖南巡抚吴大激,还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他的外祖父沈韵初官至内阁中书,家中也是收藏宏富,是江南最富盛名的收藏家之一。同时,吴湖帆的夫人潘静淑女士出自一个更有名望的豪门望族——苏州潘家。她的祖父潘祖荫是光绪朝的军机大臣,曾祖父潘世恩是道光朝的首辅,相当于宰相。潘家一门世代簪缨,官政可考者达数十人。潘家历代嗜古物,富收藏,所以潘静淑的嫁奁中就出现了宋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这样的家族背景所带来的山海之藏,起码使得吴湖帆的艺术眼界就不同一般。
至于出国留学或考察,培养新式人才,除了早期官派和南方华侨子弟,大宅门里的人物也是很早就作出积极反映的。他们往往是成群结伙地涌到海外,然后又成群结伙地回到故土,用他们的新知,创办他们心中的理想王国。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孙家鼐的后代,在19世纪末居然就有12个人留学欧美,最小的才12岁。他们回国后有的造铁路,有的办煤矿,有的搞金融。1898年,他们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阜丰面粉厂。到了民国年间,该厂生产的面粉占了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
自然,还有不少海派大宅门最初并非源自官宦家族,他们的先人是在上海开埠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在“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大潮中,闯进上海滩的。如民国元老、中法民间贸易大户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华人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父亲周莲塘,中国民营造船业的先驱朱志尧的父亲朱朴斋,著名实业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父亲荣熙泰,当了英商汇丰银行30年买办的席正甫……他们当年都是闯荡上海滩的冒险家,上海这块特殊的土壤造就了他们的传奇,也造就了与中国传统大宅门截然不同的海派大宅门。他们本身和他们家族的故事,客观上参与了海派文化的孕育,是海派文化中一道非常人性化的风景。
海派大宅门对于海派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于引领社会时尚方面尤为为市民所乐道,如上海第一个在自家房子(三层楼)里安装电梯的是华人房地产大王周湘云;上海第一号汽车的车主是周湘云的弟弟周纯卿;上海第一辆意大利产蓝旗亚轿车的车手是张静江的侄子张叔驯;上海第一块劳力士手表的购买者是孙家鼐的侄孙孙曜东;上海第一栋设有室内游泳池的高级公寓是枕流公寓,房主是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即李季皋);上海最早的电影院是徐园,又称“双清另q墅”,是海宁巨商徐棣山的花园……
海派大宅门是个有待深度开发的天地,只要不带偏见地细细发掘和品味,自会感到趣味无穷,风光无限。
近来十分流行“创意”二字,如美术创意、建筑创意、文学创意等等,因其名目繁多而目不暇接,又因大多陌生而超然处之。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同志提出编辑《海派文化丛书》的创意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正是思之无绪的良策,事之无措的善举。
此创意特色有三:
一是纵横驰骋,自成体系。该系列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6本书将在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面世。此后每年出版7至8本,争取在2010年出齐,向世博会献礼。
二是叙述简洁,形式新颖。上海,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在近两百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海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值得研究的、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课题。论述上海、反映上海的书籍纷繁浩瀚,它们各有见解,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读者。有的是学术性的,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曲高和寡;有的是文学性的,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但内中难免搀杂作者个人的情感,而有失公允;有的是纪实性的,历史掌故和人间悲欢离合尽收其中,但珠玑散落,难于荟萃。丛书力图博采众长,“合三为一”,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使之成为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
三是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丛书对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戏剧、书画、建筑、文学、风俗等,既有宏观的研究与阐述,又有具体的描绘与剖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长卷,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海派文化造就了被誉为“东方巴黎”和“东方明珠”的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精明求实”、“宽容趋新”等上海人的社会人格。丛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为己任。协会成立20年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协会乘势而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拓展外联渠道,构筑中外交流的平台,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社会科学、金融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成为上海的一个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在获悉丛书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计划时,就感到双方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决定对丛书出版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此举是对建设上海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支持。
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外国朋友赠送一些介绍他们的国家或城市的书籍。这些书籍装帧精美,内容言简意赅,形式图文并茂。由此联想,在丛书中选择若干本或若干章节翻译,汇编成书,那也是一种十分可取的介绍上海和宣传上海的内容和形式,特别对于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来说尤为如此。
本丛书的出版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关注。文汇出版社已将本丛书列为2007年出版计划中的重点书,并配备了业务能力强的文字和美术编辑;外宣部门认为这套丛书是很好的外宣资料,是世博会的一个很好的配套工程;有的图书馆反映查阅上海资料的读者日渐趋盛,这套丛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还必须强调的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去年年底,编委会召开部分作者参加的笔会,其中不乏畅销书的作家,编委会对他们提出了创作要求和交稿时限。尽管要求高、时间紧,但是作者均积极配合,投入创作,为第一批丛书在2007年8月的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为此,有的延误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有的推迟了其他的创作计划,有的不厌其烦数易其稿。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护佑着丛书的面世。丛书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郑家尧
2007年7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