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之一。朱自清曾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把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个角色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本书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因此能够多所创见。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在唐诗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在今天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同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对我们今天的学者仍然富有启迪。

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全、刘叉的“插科打浑”和韩愈的洪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蠹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

出版说明

朱自清序

类书与诗

宫体诗的自赎

四杰

孟浩然

贾岛

杜甫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英译李太白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地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地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止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征、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创，也是很对的。沈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沈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经实际化丁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免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唐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的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抄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和类书家的态度根本不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地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年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郑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匣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副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精致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P11-16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历史环境的激荡，中西文化之碰撞，使传统的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为我们留下许多足以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大师们的开拓性成果，依然是多门学科研究的起点。年青一代研读到大师们的著作，受益是多方面的。

闻一多(1899-1946)先生正是这一时期一位重要的大师。在今天的青年人眼中，闻一多首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斗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早年，闻一多留学美国，学习美术和文学，先后在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曾加入新月社，致力于诗歌创作，著有诗集《红烛》、《死水》。他的诗风在形式上求格律化，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及唐诗、神话、古文字等诸多研究领域中，作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闻先生的研究工作：“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就闻先生的学术成就而言，这种评价绝非溢美之辞，是对闻先生治学最为准确的概括。

《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后来汇编成册。书中内容涉及类书与诗的优劣、宫体诗的堕落与自赎、文章体裁、著名诗人、诗人年谱以及诗歌的翻译等多方面的内容，故名之曰杂论。这本小书是闻一多先生站在一个崭新的角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诗的结晶。对唐朝一些著名的诗人“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分析。文章论述精辟，引用的诗歌皆具有代表性；语言生动形象，兼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读来颇为惬意。与传统的学术研究相比，本书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因此能够多所创见。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在唐诗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在今天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同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对我们今天的学者仍然富有启迪。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一经典作品以新的形式提供给年轻的读者已成为必要。为此，我们将本书纳入“万卷名家讲谈辑粹”丛书中予以重新整理出版，以飨读者。相信对于青年读者了解唐诗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促进唐诗研究都会大有裨益。

本书所选内容，参校了已经出版过的多种版本，凡作者行文有见疑之处，一仍其旧，除个别明显错讹之处作了修改外，一些符号习惯原则不作改动，以存原貌。同时，近代学者著作，在引用书证时，有或略或减，或略去出处之习惯，闻先生著作中亦有此种现象，限于本书体例和宗旨，未做专门校补，望读者明察。为了便于专业之外的普通青少年读者阅读，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工作：随原著的文字附上了相应的评论文字及唐人诗句，以帮助读者扩展相关的知识；删去了《岑嘉州系年考证》一篇纯考证且与其他篇目联系不大的文章；为原著配上大量的图片，使得读者能够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愿这辑小书能使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果流布到普通读者手中，增进更多的朋友对唐诗的兴趣与了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