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名人传记》包括“浙江名商传记丛书”和“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两大部分。“浙江名商传记丛书”主要选取浙江籍著名商人，包括浙籍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营者，兼及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人；“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主要研究浙商的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建设、浙商的经营文化、浙商商业伦理和商事习俗、浙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浙商家族文化、浙商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旨在通过研究，加深对浙商的理性认识，丰富浙商文化内涵。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研究及评价浙江近代著名的丝绸富商家族、被誉为南浔“八牛”的致富传奇和社会贡献的专著。

这是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研究及评价浙江近代著名的丝绸富商家族、被誉为南浔“八牛”的致富传奇和社会贡献的专著，它融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炉，既具有史学著作的严谨周密，又具有文学作品的生动雅致。

绪论 近代南浔“四象八牛”的兴起与衰落

一、蜚声时代的周家

首创名品的周昌炽

博学儒雅的周庆云

干国匡时的周柏年

廉洁淡泊的周佩箴

为人师表的周延年

南浔周氏的家族共性

二、勇于创新的梅家

勤勉创业的梅鸿吉

拓展海外的梅履中

经营“北梅”的梅福培

梅家衰败的原因分析

三、拥有“小金山”的金家

堆砌“小金山”的金桐父子

艺坛教主金绍城

各有建树的金氏兄妹

科技救国的金开英

四、传承文化的蒋家

开创基业的蒋氏兄弟

亦贾亦文的蒋锡绅

集大成者蒋汝藻

五、八代业丝的邢家

慧眼识人邢赓星

洋行买办邢鼎丞

六、享誉沪上的陈家

以商行善的陈煦元

精致雅静的颖园

积善余爱的陈家子孙

七、诗人辈出的李家

出身寒微的李氏先人

商文兼兴的李惟奎

交相辉映的李氏诗人

八、鱼龙混杂的邱家

囤丝致富的邱仙槎

一生放荡的邱炳华

混迹帮会的邱竹筠

步入仕途的邱炳圻

南浔“八牛”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博学儒雅的周庆云

同治三年（1864）农历十一月十九日申时（下午3—5时），一个肤色白净的男婴在上海城隍庙西旧教场的一家旅舍中呱呱坠地。他的父亲就是南浔周氏家族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周昌大，母亲董氏夫人则是一位出自南浔乡绅望族之一董氏家族的大家闺秀。除了亲生父亲周昌大外，这个男婴还有一个嗣父，就是南浔周氏家族事业的另一个创始人、著名的丝业革新家周昌炽。因周昌炽无子，周昌大遂将这个男婴出嗣给他为子。这个男婴还有两个哥哥。年长者叫周庆贤（号琴轩），是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的举人，曾取得江苏省候补知县衔。年幼者叫周庆森（号蓉史），秀才出身，曾取得国子监典簿头衔，还担任过浙江省平阳、泰顺两县的县学教谕。那么，这个男婴是谁呢？他就是长大后在父辈的基础上，将南浔周氏家族的事业发扬光大，并在清末民初的商界、学界和艺术界皆负盛名的江南儒商周庆云。

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又字逢吉，号湘龄。中年后他又自取别号日“梦坡”，其含义大概是指他对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神往已久，因而处处要以苏东坡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处世楷模。事实上，从周庆云的生平业绩和气度风范来看，他简直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江南“小东坡”。苏东坡一生风流倜傥，诗词歌赋文章、琴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堪称学富五车的一代大儒。其品格则清奇高远，内怀忧国忧民之心，外有隐逸放浪之志，既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又是遍游山川、喜饮喜咏的名士。而周庆云呢，一方面和苏东坡有着两点不同：一是在科举人仕上不像苏东坡那样春风得意，他18岁才考取秀才，此后六次参加省试皆不中，虽然曾取得永康县学教谕和直隶知州的官衔，但还是靠向清政府捐纳换来的；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他是经商办实业的富豪，而苏东坡则不是。另一方面，他又和苏东坡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勤著述，工诗文词，能书画，善雅琴，精鉴别，（能）考订金石文字”；他“平生喜游，北抵燕、蓟、兖、济，南带淮海，近则普陀、天童、武林，息庐于莫干山……亦以游为寄”；他“少好饮（酒），非病不止，积日计之40年，饮15000斤”；他“晚岁尝命啸俦侣结吟社，登高临流，景慕前躅”；他长期经商办实业，同时又热心公益，其中既带有为个人谋利谋名的私心，又含有救国救民的考量。

综上所述，源自南浔、生于上海的周庆云，不仅是一位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江南富商，而且是一位博学多才、儒雅风流的江南名士。从其实业活动、学问才情、身后哀荣等方面看，周庆云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从实业活动看，周庆云先后经营过丝业、盐业、铁路、银行、采矿、旅游等多个行业，其中又以丝、盐两业为主。

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仅20岁的周庆云因为继承嗣父周昌炽的事业而开始涉足丝业。当时他一边读书求学，一边往来于上海、南浔、苏州、杭州从事湖丝贸易。他看到嗣父周昌炽首创的辑里干经畅销于国际市场，但其品种过于单一，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就倡议增设了方经、大经、花车经等一系列新品种，以使湖州丝经能够更好地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些新品种问世后，也像辑里干经一样风行海外。周庆云也因此获利不菲。但好景不长，七年之后（1890），由于欧美机器缫丝业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国土丝却“墨守成法，销滞耗重”，难生厚利。所以周庆云不得不关闭自家的周申昌丝行，暂辍丝业，而转向别途发展。第二年春天（1891），他凭借姻亲关系，赴杭州帮助太姻丈也就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襄理盐务，从此开始经营盐业四十余年。

需要指出的是，周庆云在光绪十七年（1891）之所以转向盐业而不转向其他行业发展，和他在10年前的一次特殊经历有关。是年秋他考取秀才，为体验民生疾苦曾赴杭州岱山盐场担任出纳一职，月薪10元。他工作时“不敢稍懈”，闲暇时则“默察其地民风与（盐）廒中收捆秤放情形，下及制盐之时灌场、爬泥、做溜、挑卤、摊板、推盐、掘溜诸法”，并和武进人刘绍晏、宣城人查禧“借诗酒之会，纵论鹾（即盐）务得失”，因而对盐之“收运大端，了然心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经历不仅为周庆云在1891年转向盐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知识素养，而且为他后来在长期“筅领鹾纲兴革”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盐法思想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

光绪十八年（1892），周庆云负责办理杭州余姚、岱山两个盐场的收盐事宜。他接办以后，以“收销并重”为原则，通盘筹划，整饬纲纪，使得这两个盐场的产盐量逐年增加。到1928年，这两个盐场的产盐量增加到253万担，竟然占到两浙和松江产盐总量的一半以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周庆云被浙江盐运司任命为嘉兴所甲商，负责管理嘉兴府的嘉、秀、善、桐四县的纲地和海盐、平湖两县的肩地，以及江苏省的常州一府和苏州府下长、元、吴、江、震五县的引地，从此成为两浙盐业界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之一。次年（1906），周庆云又会同杭州、松江两所盐务甲商，在杭州城内珠宝巷创办了一所专门的盐务学校——浙西鹾务学校，聘请钟寅宾先生任校长。该校的日常办学经费为每年6000元，由浙西盐商共同捐献。学级则分高、初两等。高等分为四班，学制四年；初等分为甲乙两班，分开授课。是年，该校共招收学生130名，其中以盐业子弟为主，也有少数非盐业子弟。该校的课程设置中西并重，教学质量优异，因而为杭州人所称道。近代浙江盐业界的不少有名人士，大多出自该校。

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身在杭州的周庆云闻讯后怅然若失地说：“天下事由静而趋动易，由动而复静难，今果动矣！”这句话含蓄地道明了他当时所持有的政治倾向。11月5日，革命党人胜利光复了杭州，并推举周所熟识的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浙江军政府旋即废除了旧有的盐运司衙门，另设盐政局管理本省盐务。周庆云于是辞去嘉兴所甲商之职，并于同月19日携家眷迁居上海爱文义路道达里（今北京西路318弄）寓所“晨风庐”。但他迁居上海后没过几天，便接到了浙江都督汤寿潜亲自发来的一道指令：速赴苏州协商浙盐苏销事宜。原来，此时的江苏省也因为光复，废除了旧有的盐运司衙门，另设盐政厅自行收取盐税，致使向来销往江苏的浙盐的权益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于是汤寿潜便指令深谙盐务的周庆云赶赴江苏省会苏州，与江苏盐商协商解决此事。经过周庆云的努力，最终苏、浙两省就浙盐销苏的盐税事宜达成协议：将销苏浙盐的盐税分为产地税、销场税两部分，浙江方面得产地税占六成，江苏方面得销售税占四成。这样，浙江省的盐税收益和盐民利益就有了较大的保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苏浙两省行盐区域重新划分。浙江都督汤寿潜有意邀请周庆云总管全省盐务，并接连聘他为都督府顾问、省长署咨议，但他无意从政，坚辞不就。同年，两浙盐业协会成立，周庆云被众盐商推举为会长，他欣然赴任。1914年，他又在上海发起成立苏五属（即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盐商公会，并担任会长。1915年，周庆云在多年收集资料、遍览史籍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盐法通志》一书，交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该书共100卷，分为疆域、法令、场产、引目、征榷、转运、缉私、艺文、杂记等十类，每类下又分设条目。内容上溯周秦，下迄清代，凡历朝盐法之沿革、近代盐法之制度，包括与盐业生产有关的设备工艺，都予以详尽的编述。《盐法通志》体系完备，不仅囊括了旧有盐志已有的一切内容，而且记载了许多旧有盐志所没有的资料。所以，该书一出版就在盐业界引起轰动，得到了专家学者“借公之著，宽而能严，国课既裕，商润亦滋，人无淡食”的高度推崇。

P34-39

万斌 陈永昊

研究浙商，先得弄清楚何为商人。民国三年（1914）3月2日颁布的《商人通例》称：从事买卖业、制造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者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钱庄业、信托业、保险业、运输业、旅馆业、服务业、牙行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行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均称商人。该“通例”罗列的种种行业，仅仅是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当然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形，但它采用的广义商人的概念我们仍可沿用。在今天，可以说，凡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可称为商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浙商，应该是浙江籍也包括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工商人士。

浙江这块土地特具“商”的意识和灵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被称为“陶朱公”的越国大夫范蠡在民间一直被尊为商人的始祖。秦汉以降，被视为“蛮夷”、“方外”之地的浙江一带，生产力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也日益频繁，浙江商贾外出经商之风日盛。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贾的足迹已北抵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期，浙江经济空前发展，商贾云集，成为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而商贾的足迹开始向海外扩展，到达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至明中叶，浙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手工业、纺织业、商业十分发达。晚明以后，浙江商人开始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公所，形成商帮。浙东商帮的代表宁波帮、浙西商帮的代表龙游帮已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列。当然，在清中叶前，领袖中国商界的还是徽商和晋商。只是到了近代，得风气之先的浙江商人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缘优势，采用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创办实业，介入新式商业、近代矿业，以及银行、保险等新式金融业，迅速取代徽商和晋商的地位，逐步发展壮大，成为领袖中国商界的新一代商人群体。今天有人往往把浙商与徽商、晋商并称，此举容易混淆浙商的特质。浙商与徽商、晋商尽管时空有所交错，但总体上毕竟是彼落此起，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近代性的表征。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徽商和晋商仍然沿袭封建商业社会中的行为，逐渐被社会淘汰，而浙商却是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共生共荣，代表着先进的发展方向。

1978年后，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处于涌潮最前沿的浙江人又一次领风气之先，乘改革开放东风，弄民营经济大潮。20世纪80年代初，10万温州人跑供销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至2006年，浙江已有600万经营户在外省和世界五大洲经商创业；浙商在省外设立的市场多达80多万家，注册资本达2000多亿元；浙商在省外、境外的投资总额达6400多亿元，成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商业促进组织已有150余家。“无浙不成市”已为举国认同，新一代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浙江也成为国内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浙商群体，成为浙江发展中十分活跃的生力军，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当然，还有一支奇兵不容我们忽视，那就是辗转于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欧美等国的浙商。他们在当地继续从事工商业经营，为当地经济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和香港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这批浙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左传》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如果说古代浙江有两大传统，即精英文化传统与商业传统，那么，“言”和“功”正好与这两大传统紧紧对应。文化名人以执着和才华构筑出文化的大厦，这样的大厦在时常轮回的政治宫殿的坍塌中更显宏伟。而商界精英以智慧和手段打造财富的帝国，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进步。立言，立功，两者不可或缺，皆为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两者都是浙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浙商，更是浙江各项自然及人文因素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浙江的地理、经济及人文特征为浙商打上了明显的印记，反过来，浙商也在重塑浙江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浙商的经营思路和经营行为构建了浙商文化，而浙商文化又规范和约束着浙商的思想和活动。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渊源中，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的精神之根。而新时代的浙商文化又以独特的面貌，发扬了浙江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浙江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奇葩。

新世纪以来，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一系列关于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在浙江进一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背景下，浙江省社科界统盘规划、整合资源，系统推进，积极实施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大力繁荣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浙江的“软实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率先启动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百部丛书的工程。继而，又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携手合作，共同启动“浙商系列研究”。该系列研究包括“浙江名商传记丛书”和“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两大部分。“浙江名商传记丛书”主要选取浙江籍著名商人，包括浙籍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营者，兼及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人；人选商人的主要经营活动，内地一般限于1949年前，不包括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浙商，台、港、澳地区和海外浙商则不受此限；人选名商资料丰富者，单人成册；资料不足者，按行业或地域，数人合为一册。计划先出版30部。“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主要研究浙商的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建设、浙商的经营文化、浙商商业伦理和商事习俗、浙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浙商家族文化、浙商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旨在通过研究，加深对浙商的理性认识，丰富浙商文化内涵。浙商创造并不断创新浙商文化，浙商文化反过头又塑造浙商品格，镕铸浙商精神。两套丛书也正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今天来研究浙商和浙商文化，恰逢其时：浙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不仅为浙商和浙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精神指导下，主管部门积极关怀，社会各界热情襄助，给“浙商系列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经过多年的积累，浙江文化研究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势，涌现出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此研究项目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丛书编委会也充分估计到浙商研究的困难：其一，传统文化和“左”倾思想对商界的轻蔑和压抑。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重农抑末”曾是长期“国策”，“首士末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观念虽经近代欧风美雨冲击逐渐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甚至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新中国成立后，虽一度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但后来“左”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以致人们谈“资”色变，商人成了研究的禁区，只允口诛笔伐，不许求是探究。其二，商人的成绩部分地靠商业秘密生成，条件不允许他们即时公布成功经商的真实状况，而时过境迁，无数真相永远无法打捞留存。又因为商人永远用业绩而不是用文字说话，所以在记录上自然远逊于文化界名士。其三，商业档案比起政治、文化的记载来，因其属于私家，更易沦失。但为了展示和继承浙江优秀传统，加深对浙江商业文化之认识，激励当代商界树立远大志向，成就更大事业，编委会知难而进，愿团结省内及国内有识之士，一起将这项大有意义的’工作做好！

本丛书研究之目的，非在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以古鉴今，为当世之用。对浙商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的追索，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浙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代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形成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把浙商研究透了，不仅能够更加凸显出浙江特有的精神，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走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是为序。

2007年9月26日

上海自开埠以后，一百六十余年来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城市。就在它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从与它相毗邻的浙北小镇——南浔镇上，走出一批商人，人们称之为“浔商”。浔商以敏锐的目光紧紧抓住上海开埠这一重要商机，利用当地丰富的湖丝资源与水路运输的便捷，将湖丝运往上海售于洋商，转而输往欧美，从中赚取极丰厚的利润，从而也使他们迅速致富。人们习惯用其家产的多少将这些南浔富商称之为“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这些“四象”、“八牛”及其继承人，或将雄厚的资产用于拓展经营范围，从丝业发展到棉纺织业、房地产业、盐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农牧业乃至娱乐业等，创办起一批民族资本企业。或将精力转向文化艺术，倾其家产收藏古籍名画，修建花园与藏书楼，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他们的足迹。更有一部分人利用其财富投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不管他们采取了何种形式，由于主要活动舞台——上海之重要位置，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重大作用与影响，无疑都对那一段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浔商也因此引起当代学者研究的兴趣。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浔商的研究长期一直未被学术界所注重。和同时期的国内其他区域商人集团，如晋商、徽商、宁波商等等的研究工作相比，对浔商的研究便显得那样薄弱与不足。尤其缺少对浔商深层次的剖析，以及对浔商代表人物的全面介绍。我自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课余一直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2000年以后，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湖商及其主体浔商上，先后有几篇论文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2006年，我以“浙江丝绸名商巨子——南浔‘四象…与“浙江丝绸名商雄贾——南浔‘八牛’”为题，申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之“浙商文化与商界名人”系列，承蒙被批准立项，即带领几名年轻的博士、硕士开展工作。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于是有了这两本可视为姐妹篇的小书。

关于这两本小书，有几点情况想做些说明：

一是南浔的“四象”、“八牛”只是当地人对几家著名富商的习惯性称呼，究竟指哪些家族？并无权威的认证与记载。事实上在清末民初这几十年中，某一家族的资产迅速扩张，某一家族却很快衰败，亦是不足为奇的。况且对其家产总值的估算，不同人或许会有不同的数值。因此，我们在考虑哪些家族列入“四象”、哪些家族列入“八牛”时，只能选择当地人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或者对其家族进行一定考证，以决定列入与否。

二是一些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许多是靠口头相授保存下来。即使有文字记载，也常常出现彼此不一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力求尽量找到原始材料，互相参照考证，以使史实可靠。若确实无法考订者，只能取其一说，并用注释标明。但即使我们尽了力量，仍有一些情况无法查明，只能留待继续努力。尤其是“八牛”中的某些家族，材料相当缺乏，只能尽力而为。

三是这两本小书在撰写方式上，由我制订大纲与体例，分配任务，再由各人负责撰写不同家族。初稿完成后我逐一审阅，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交给各人进行修改。最后由我汇集统一进行修改、润色、定稿，力求全书风格体例尽可能一致。

四是在此一年的工作中，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湖州师范学院及人文学院、南浔区委宣传部的领导，给予我们积极支持。浙江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州市档案馆、湖州市图书馆、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在资料收集上给予我们极大的方便。浔商的后人为我们热情地提供相关材料，一些长期研究南浔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工作做出无私援助。我们在此项工作中，还参阅了许多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专题文章，除用一些注释外无法一一说明，只能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尽管我们做了一定努力，但由于自己学术造诣上的不足，几位博士、硕士虽有较扎实的学术功底，但毕竟接触此项研究的时间不长。有关浔商的资料残缺零散，其中又以故事传说为主。加之我们平时又承担了较重的教学任务与其他工作，时间上又受到一定牵制。所以我们的研究尚很肤浅单薄，或许其中还有不少谬误不当之处，希望看到此书的方家朋友不吝指教，以使此项研究工作能不断深入下去。

董惠民

2007年6月于湖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