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马鲁是一位小学教师，在一次学校安排的演讲中，他重遇了自己的老师南加。南加现在已经是文化部长，前呼后拥，地位显赫。南加把萨马鲁邀请到位于首都的官邸里；在这座有七个卧室，七个浴室的豪宅，他接触到了政治家奢侈、多彩、新鲜而刺激的生活，也见证了权力中心的骄奢跋扈、崇洋媚外、口是心非的各种肮脏手段。

《瓦解》作者阿契贝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在他的伟大面前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四位诺尔奖获得者都深感不安与惭愧。尼日利亚四部曲终结篇，完美收官之作，惊人地预示了紧随其后的血腥政变，文学家还是预言家？……

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M.A.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下午，南加先生要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塔语言学校的师生们发表演说。但是，在那政治生活沸腾的时代，村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这个演讲会。学校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许多村民坐在地板上，甚至坐在讲台下面。我朝会场上望了一眼，便决定待在外面——至少暂时待在外面更好一些。

院子里，五六群人在不同的地点围成圈子跳舞。“妇女同盟”的姑娘们身穿贵重的阿克拉布制成的节日服装。尽管气氛嘈杂，还是可以听出一位歌手清脆嘹亮的歌声；人们都崇敬她，管她叫“留声机”。对姑娘们的跳舞，我可以不去理睬，而“留声机”的歌声却不得不听。她正在赞扬迈卡，说迈卡的俊美举世无双，像石雕的山鹰般英俊无比，她称颂他的名望，说即使走遍天下、扬名海外、与世无争的游侠骑士对他也不能不生嫉妒之心。自然，这位迈卡就是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

狩猎协会的猎人们一式华丽的衣着，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甚至“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顿了片刻。这些猎人是难得露面的，除非他们中间哪个死了，要举行葬礼，或者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他们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不记得上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了。他们像摆弄玩具一样，挥舞着装填了弹药的猎枪。不时会有两个人脸对着脸行军人礼，并一同拍击枪身，拍拍左面，又拍拍右面，拍完右面，又拍左面。母亲们紧紧抓住孩子，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拉走了。偶尔会有一位猎手瞄准远处的棕榈树，一枪打断粗实的筋叶。于是，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喝彩。当然，射击声是零零星星的。大多数猎人都保存着珍贵的弹药，以便迎接部长的到来——自从本届政府掌权以来，弹药的价格也同其他物品一样，四年里翻了好几番。

我远离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等候部长的光临，此刻，嘴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强烈的苦味。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正在扭腰顿脚地蹦蹦跳跳，等候鸣放欢迎的礼炮，以向那位使全国掉进通货膨胀深渊的、了不起的人物致敬。我渴望一个奇迹，渴望一声如醍醐灌顶般的雷鸣，能驱散这一荒谬可笑的庆典，好向这些卑微不幸的人讲述一两件真事。当然，这样做会是徒劳的。他们不仅愚昧无知，而且玩世不恭。我告诉他们说，这个人曾利用他的地位大发横财，他们却会反问你(我父亲也这样问过)： “你是不是以为这样一个聪明人会把他走运时吞进肚里的美味佳肴再吐出来？”

我并非从不喜欢南加。大约十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好像还挺受他青睐呢。我还记得，当时他是一位受人爱戴、年轻英俊的教师，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当童子军教练时穿的那身制服。校舍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上面也是一位穿着极为合身的制服、俊美无比的童子军教练。我不知创作那幅油画的美术老师是不是以南加先生为模特儿的。虽然脸形稍有不同，可我们还是称它为南加先生的画像，因为他们二者同样漂亮，同样是让人过目不忘的童子军教练。画上的人物双臂交叠在胸前，右脚抬起，轻松而自然地踏在一墩子整的树桩上。画框的四个角落里点缀着鲜嫩、红艳的木槿花；框下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题词：不求索取，但求奉献，这是我的信念。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南加一定是在那不久之后进入政界的，后来又在议会里谋得了一席之位(在那些日子里，搞到一个议席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席位的价值)。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还颇以此为豪哩！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到了一九六零年，党内出了那些丢人的事，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那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南加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后座议员。普选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此不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在我们看来，差不多就这么短暂)，政府便面临着险恶的金融危机。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曾获公共金融博士学位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为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

内阁总理对该方案一口否定。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不想下调咖啡价格，损害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冒输掉选举的风险，他打算要国家银行印刷面值一千五百万镑的钞票。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起而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当晚便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称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与国外颠覆分子相勾结，以图摧毁新生的政府。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广播。自然，当时无人知道真相。报纸和广播都在宣扬内阁总理的一面之词。我们当时也同仇敌忾。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对领导人的信任投票，要求颁布一项拘留法，以便对付那些恶棍。整个国家都支持内阁总理。示威游行和抗议的浪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

就在这时，就在这遍及各地的抗议声中，我首先注意到了一个危险而不吉利的新征兆。

人民组织党的官方报纸——《时事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那群“匪徒”，即受到这种谴责的、解了职的部长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大学学历的专门人才(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篇社论的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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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尔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

——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

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路。

——《纽约时报》

阿契贝的《人民公仆》出版后不久，尼日利亚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作家被怀疑是知情人，被迫流亡，颠沛之中的妻子不幸流产，阿契贝的《人民公仆》让他失去了未出生的孩子。

——维基百科

《人民公仆》是一部伟大的非洲政治寓言，比成千上万的新闻纪录更有价值，比一切政治家和记者更具智慧。

——《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