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前十五年一月（公元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先设印刷所于宝山路。
时在甲午对日首次战争挫败后三年，戊戌维新前一年，中国在创深病巨之际，蕴酿革新运动。此一运动以办理新学堂，从事新教育为中心。新学堂之最早开办者为设于北京之同文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壬戌），次则为没于上海之广方言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癸亥），皆以教授外国文为主。随后各省先后开办各种学堂，如福建之船政学堂（公元一八六九），上海之正蒙书院（公元一八七八年张焕纶所创办），天津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七九年），天津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八○年李鸿章奏办），上海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八二年），天津之武备学堂（公元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奏办），广东之水陆师学堂（公元一八八七年张之洞奏办），南京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九。年南洋大臣奏办），武昌之自强学堂（公元一八九三年张之洞奏办），天津之中西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办），南京之陆军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张之洞奏办）。凡此或为专业，或为普通，皆按需要而设，初无整个系统。及公元一八九六，即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前一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菜疏请于京师设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等，始为整个新式学堂系统之滥觞，然犹待六年后之公元一九。二年张百熙奏进学堂章程，新学堂系统方具体化。商务印书馆则于此六年间之第二年应运而起，期以新式印刷业赞助此革新运动。然此新式印刷业之兴起，实亦有赖于初步出版事业予以支持。
商务印书馆之发起人四名，皆为服务于教会所设之上海美华书馆之职工。其中夏瑞方、高凤池二人从事业务，鲍咸亨、鲍咸昌昆弟二人则从事工务；因鉴于上海读英文者众多，其所用课本大多数系英人为印度学生编辑之英文教科书一套，共五六册，其流行名称为Indian Readers（印度读本）。是书并无中文注释，读者与教者多感不便。发起诸人灵机一动，认为如能附人中文注释，即便教学，营业定佳。于是商请一位牧师名谢洪赉者代为译注，并将该书订定中文名称为华英进阶，其首册则称华英初阶。译注将竞，先以华英初阶一册试探市场，初版先印二千册，由夏瑞方君亲向各学校推销，甫二旬，即全部售罄。得此鼓励，于是集资本四千元，由发起四人，各投资一千元，最先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赁所谓三楼三底房屋一幢，购印刷机数架，创办一家印刷所，兼营小规模之出版事业，先由夏瑞方及鲍成亨咸昌昆弟共同主持，二鲍主持印刷，夏氏则出外推销自印之华英初阶进阶全书，并接受外间委托印件。三君既独立经营，即辞去美华书馆原职，及营业渐发达，高凤池君亦辞职加入。最初一二年获利颇厚，因上述之英文读本，附有汉文注释，为当时创举，极受英文教师与学生之欢迎，销数甚广，同时接受之外间印件，因鲍氏昆弟，有多年技术经验，亲自主持，亦甚发达。故开办未及两年，已觉原租之印刷所房屋不敷应用，乃于次年，即光绪二十四年迁居于北京路顺庆里，共占房屋十二楹，等于原有三楼三底房屋之四倍，并添购印刷机若干，一面扩充排版设备，此外又没一个小规模的营业所。自是外来印件虽与日并增，出版则仅限于一部英文读本，尚嫌不足，却以无适当人才棋以主持编译，于是零星星不免接受若干外来书稿，大都由日文翻译而成，庞杂不精，且多由于直译，难免措词生硬，印刷发行以后，多不能持久，初期之出版物，仅有一部流传至民国时期之日文译本，即所说日本法规大全，余尚及亲见，为书百册，合装一木箱。此为彼时最大规模之出版物，而亦成本最巨，耗去资本不少。于是商务印书馆由获利丰厚之成立初期一二年，渐因开支日巨，其他出版物，亏多于盈，财务周转，亦渐感困难，乃增招外股，以资应付。
初夏瑞方君因承接印件，辄奔走于当时之文化机关之间。在南洋公学中认识其汉文总教习张菊生（元济）。张君早年入翰院，有声于时，且不时提倡新学，然与康梁之维新实无关系。戊戌新政挫败，六君子成仁，康梁亡命，张君以原无关系，坦然置之，却被波及，受革职永不叙用之处分。于是南下回籍，道经上海，为与商务印书馆同年成立之南洋公学聘任汉文总教习。张君与该校西文总教习之美国福开森博士相处甚善，互相交换语文之教学，于是原通中国语言之福开森君进而通达中国文字，原未习英文之张君，因是亦能通英文。夏君因南洋公学不时有中文印件委托外间办理，借此时与张君接洽，至是乃以投资，并主持编译相商，经张君详加考虑，卒应许参加，并为专力主持商务书馆编译之任，遂辞南洋公学，以就商务之职。自时厥后，商务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至高夏二鲍诸君之创业，殆可称为其前期耳。或谓商务印书馆之名称，自今13观之，似不若其他出版业命名之堂皇，尤以就其七十余年之实绩衡量，商务印书馆无疑是实过于名。加以其英文译名Commercial Press，辄被外人误会为一种报纸，或为一家商业印件的印制所，幸而英文译名之下，尚殿以Ltr.“股份有限公司”一词，Publishing Co.（出版公司），而将“商务”一辞略为推广，或较名正言顺。顾吾人若一回念七十余年前之环境，我国门户开放，实以通商为主要目的，西方国家之强我开放门户者，亦无不侧重通商一事，彼此鲜有提及文化或其他关系者；于是对外人开放之口岸，称为通商口岸，南北两要区设置南北洋大臣，实则为南北洋通商大臣之简称。彼时我国朝野对通商所以重视者如此。商务印书馆发源于通商口岸之上海，其最初发起人亦皆服务于随西人通商而来之传教士附设机构，加以原发起人之最初目的，实亦认定以印刷事业为经营商业之目的。老老实实，不夸大其词，径称为商务印书馆，在彼时，亦最适宜。后来由于一位名学人之参加，并值清廷兴办新教育，利用印刷机构，以推行教育所必需之出版物，实质虽改，而名称既已习用，与其名过其实，不若实胜于名也。抑我国古来重农轻商，然商业极重信用，一言为定，彼此从不爽约。对外通商之初期，西人与我国商人往来者，往往不订书面契约，仅凭一时口语。网此商务二字，在我国本来寓有诚实可靠之意。今商务印书馆，自创始至今，七十余年，主持人一贯极守信用，为同业共知，是则顾名思义，亦未尝不发生恒久作用也。
同年二月盛宣怀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
该校分师范院、上院、中院、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三年毕业升人中院；中院即中学，毕业后升人上院，上院等于专门学堂。三院教师，皆以师范院学生充任。师范院为中国师范学校之滥觞；然其程度远胜于新学制之师范学堂，殆近于优级师范。据曾任该校汉文总教习之张菊生君告余，后来成为党圉元老之吴稚晖先生即彼时师范生之一。又以外院学生，即小学生而言，后来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之胡敦复君即其学生之一。该校人民国后，渐发展而为交通大学。
同年，浙江巡抚廖寿丰设立求是中西书院，委杭州知府林启为总办，延美人王令赓授英文、格致、化学。是浙江省最早之新式学堂。同年，美国监理公会设中西书院于苏州。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