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李泽厚、张悦然、芦苇、江弱水、倪乐雄、曾园等谈巴别尔，不熟悉巴别尔的读者会由此接近一个伟大的作家，而热爱巴别尔的读者会重新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

本书是中文领域内第一种介绍俄苏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的言论集，其学术价值已经超出单纯的外国作家评论，是一部精彩纷呈的谈艺录。

《和巴别尔发生爱情》收入近年来有关俄苏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的评论及访谈中的精华。谈话者有曾经影响过几代人的王蒙、李泽厚，还有芦苇、江弱水、倪乐雄、孙郁等最具实力的中年作家和学者，也有80后青年作家张悦然，全方位地向中国读者展示在中国出版巴别尔作品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

这是中文领域内第一种介绍巴别尔文学、艺术的言论集，是巴别尔著作的绝好补充，成书共历时四年。本书的学术价值已经超出单纯的外国作家评论，而是一部精彩纷呈的谈艺录。

兽与畜（代序）／1

第一章 关于《骑兵军》与《巴别尔马背日记》

 引子／7

 我的第一篇巴别尔／10

 革命与爱情

——与王蒙笔谈《骑兵军》／14

附：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25

 巴别尔与纳博科夫的“缘分”或“无缘”

——与曾园谈巴别尔 ／40

 世界革命与民族主义

——与李泽厚谈《骑兵军》和《巴别尔马背日记》／51

 打开骑兵军之谜的钥匙

——与倪乐雄谈《骑兵军》和《巴别尔马背日记》／60

 改编《骑兵军》

——与芦苇谈《骑兵军》和《巴别尔马背日记》／70

 生于1982

——与张悦然谈巴别尔与《骑兵军》 ／80

 一个护士的故事／96

第二章 关于《敖德萨故事》

 巴别尔文风及黑帮电影

 与《敖德萨故事》及《红楼梦》之关系／101

 王天兵、芦苇谈巴别尔、敖德萨

 与电影之关系及其他／107

 到敖德萨去找巴别尔／135

 说不尽的巴别尔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一场讨论会／152

 穿越时空的心灵拥抱

——王天兵与巴别尔 ／ 174

第三章 关于《哥萨克的末日》

 “哥萨克来啦！”

——《哥萨克的末日》成书记／181

 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始末／184

 俄罗斯边塞文学

——2006年沪上读书琐记／194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哥萨克的末日》北京发布会发言／198

 巴别尔的新生／216

 怎样读巴别尔

——《哥萨克的末日》深圳发布会发言纪要／221

 “我甚至变成了巴别尔”／247

巴别尔的中国之旅（代跋）／255

我的第一篇巴别尔

王天兵

我所读到的第一篇巴别尔小说叫《我的第一只鹅》。那时，我已经在美国留学数年，在异国他乡，我悟到重要的东西，而我若讲出来，担心别人是既不懂，也不愿懂的。青春的高傲让我不屑做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酸状。但嬉笑如常的我却被郁闷蚕食着，渐觉心事茫茫，仿佛生了慢性病。

《我的第一只鹅》讲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在1920年的苏波前线加入哥萨克骑兵军第一天下排的事。开门见山是萨维斯基——第六师师长，他身材高大，身上洒满香水，“像旗杆一样把小屋分割成两半儿”，一边龙飞凤舞地签署一条只许进不许退的严酷军令，一边笑着和叙述者交谈，而叙述者，他嫉妒这个哥萨克“青春的铁和花”——这个比喻突如其来，短促而灿烂，师长的笑颜如在眼前，主人公的心在字里行问一跳，对处于青春而自觉苍老的我有隐隐地震撼。然后，萨维斯基笑话大学生的眼镜儿，质疑他怎能和战士们合得来。负责安排这个眼镜儿住宿的宿营官，和他肩并肩走在去哥萨克驻地的路上。大概因为前途未卜，在主人公眼中，橙色的环形道路看上去莫名其妙地像木然的南瓜。宿营官突然忠告他：“去搞个娘儿们，最好是个很棒的妞儿，那样战士们就拍你肩膀了。”

这是赤裸裸的男人之间的真理。此语为什么却让我觉得回到了童年？

眼镜儿来到一处营地。这是第一次明确地用到哥萨克这个词，他们在镜头中由远及近地出现了——五个哥萨克们一边互相刮脸，一边在火上架着肉汤，准备晚餐。接着，一个哥萨克抢上前扔掉主人公的行李，赶他走。这时，一弯新月升起来了，但在饥肠辘辘、形只影单的主人公眼里，。像一只廉价的耳环，让人想起烂妞儿和妓女。这里没有很棒的妞儿，只有一个戴着眼镜有白内障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鹅。于是，主人公声色俱厉地冲老太婆要吃的。然后，他走上前，用靴子一脚踩碎了鹅头——叙述者写道：“鹅头在靴底儿碎了、流空了”——残忍处如此不动声色。眼镜儿用军刀刺入鹅身，高叫着让老太婆去把鹅煮熟。情势急转直下，我初读根本无暇顾及老太婆和主人公一样戴着眼镜这个重要细节，也忘了去关注凶杀时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它仅在开篇一闪而过。哥萨克们对此突发行为却视而不见，谁也没看鹅一眼。然后，一个哥萨克说：“这小伙子还行。”

虽是平常一语，已经天翻地覆。

随之，哥萨克们像相互尊重的庄户人那样优雅节制地吃饭，同时招呼眼镜儿和他们共进晚餐。这个庄严的仪式般的饭局呼之欲出，令我心动亦心静——我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一群人安详地吃饭了，异乡的饭为什么总是在吵闹中吃的？主人公开始“像一个得意的聋子一样”高声给不识字的哥萨克们念登有列宁文章的报纸。爽润的夜降临了，气氛轻松了。他已经被接纳。我迫切地想知道眼镜儿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是怎么想的。可是，叙事却转而益加从容，甚至有些不慌不忙。眼光一扫，故事已经仅余数行，戏就要终场了。我有些纳闷，并替作者担心，究竟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还有时间交待清楚吗？只听主人公慢条斯理地回叙了刚才赞美列宁的哥萨克姓甚名谁。随后，战士们一起睡下，“在透进星星的木天棚下，腿压着腿相互取暖”。笔触忽然又言及画外，再次伸向宇宙空间——木然的太阳、廉价月亮退场了，仿佛在浩渺的太空，只剩清幽的星星和叙述者做伴，意境清冽彻骨。不过此时，哥萨克已经从五个变成了六个，眼镜儿已经融进了新集体。

“我做梦了，在梦中还见到了女人”，我心还暂悬天地之间，叙述却已不知不觉地迂回到主人公久未露面的内心，毫无矫揉造作地提起女人，和前文宿营官对他的忠告遥遥呼应，并遥指内心第一次骚动，那是嫉妒青春魅力十足的萨维斯基——叙述得有始有终、一丝不乱。我屏心静气，等着最后一句话，它已经扑面而来：“只有我的心，被杀生之血玷污，郁郁难安。”

这就是巴别尔的名篇《我的第一只鹅》，我在此不厌其烦地夹叙夹议地复述，仍感到稍一走神，玄机就会烟消云散。

我当时的感受让我自己也吃惊。我马上就要说出我所感到的。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次凶杀和它换取的一张带血的门票，主人公因之在夜深时、梦浓处，良心在战栗。但我为什么有如此这般的感受？从哪一句话开始，小说艺术的药力开始在我心上发力、见效？一句、一句，只能回溯到每一句、第一句。

我是个要融入美国的外来人——被瞧不起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不把中国男人当男人的地方。故作不知和针锋相对似乎都行不通。内心在两可之间徘徊。聪明的中国男人们好像都对此心中有数，从不谈论这些，所以中国人的饭局总是吵嚷着不知谈些什么——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国男人敢于承认看得上他们的美国妞儿都算不上棒吗？美国人不是野性未驯的哥萨克，我也不是一脸书生相的主人公，但我和他同样要为赚取入场券洒血杀生。在阅读中悄悄发生的是以毒攻毒——我内心的一个病灶突地冒头、破裂、脓血溢出。查验病菌，竟是某种犯罪感、负疚感。也许，是因为在瞬间破译了生存的密码。当自己的疑虑被更彻底、更明确的旁证印证时，自相矛盾的重重心事因被命名而顿感豁然开朗。两心相通时，文字消毒滋滋带响。我感到童心的复萌、本能的苏醒。

我的感觉是：我变得健康了。

2004年12月5日于美国

P10-13

兽与畜（代序）

王天兵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美国大学读书时，我在寂寥无人的图书馆找到一本旧书——《骑兵军》，读着那一篇篇艰涩奇特的小说，几乎承受不了万千思绪的风暴……

短篇小说集《骑兵军》讲的是1920年的苏维埃红军中的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事，它是片断的集合，但又俨然是一个全景，在丛立的群像中间，总有一个时隐时现的犹太书生，他和哥萨克骑兵并肩作战。如果把它当成一部长篇小说，这不就是那个贯穿始终的身影的变形记吗？

开篇是侵略大军泅渡兹勃鲁契河——壮烈、雄美，仿佛大地向一边倾斜，一股洪流向波兰直泻而下，随之山崩地裂，太阳也滚落地下，在银蛇般的月影下，骑兵军大戏的帷幕拉开了。我们听到的第一句声震屋宇的台词是一个大肚子的犹太女人对战争暴行的质问。文明与暴力、革命与传统搅拌着异邦的大地。那位犹太战士口头上已经是个吃火药、喝鲜血的革命者，但自己的根却在一个犹太人的杂货店里复活了，他的心在童年之舟里“剧烈地摇晃”。还是他吗？就凭踩死一只鹅，换取了加入哥萨克的门票。他仿佛已对自己的过去再没有留恋——在犹太教堂，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那些生活在大话、空话中，既是狂人又是骗子的犹太教士——拉比们，还有那个衰败的王子。还是他吗，这骄傲的机枪车拥有者？他放开喉咙歌唱机枪车的神出鬼没，但从战车的来历不知不觉转入历史，却以苦难的犹太人的现状结束，而自己，也是犹太人。又是他吗？因下不了手杀死身负重伤的哥萨克战友而险些被另一个哥萨克打死。接着是一个哥萨克豪情万丈、钟吼雷鸣地讲述自己从一个猪倌到将军的历程，并向人类宣告他所悟到的人生秘诀——用枪子儿崩了一个敌人，打不垮他，要尝尝活的味儿，就要活活将敌人踩死……

截断这股激流的是一块铭记了四代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墓碑——墓志铭仿佛给沉浸在革命烈酒中的叙述者一记冷拳——让他永远忘记不了自己的祖先是谁。

最后，那个王子又出现了，他抛弃家庭参加革命，但在溃逃的列车上，下身赤裸着，死在几行犹太古诗、一缕青丝和几发子弹中间，死在那个主人公的脚下，被埋葬在无名的火车站旁。大革命让那以拉比的空话填充的犹太王朝，连同其中的遗老遗少们彻底覆灭了。但是，他，看着那个王子呼出最后一口气，却已经把死者看成自己的兄弟……

一部《骑兵军》，写尽了征服者的狂放和被奴役者的高贵，但细思其味，尝到的却是家畜梦想恢复兽性的痛楚和尴尬。

在20世纪的末尾，在洋人的图书馆里，在高高的书架夹出的狭长空间里，我找到这本旧书，啃着这些硬骨头，怎能不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怎能不想到鲁迅所说的西方人是人+兽性，而中国人是人+家畜性？自19世纪末期以至现在，一言以蔽之，中国人不就是想变成外国人吗？

我怎能不想到近代中国所遭受的一次次灭顶之灾——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我们一次次被强悍的蛮邦打败。而以此追溯三千年有文字的中国历史，又有多长时间是被马上的外来者统治的？尽管我们的血管里面流淌的也是多次杂交过的血，但是，汉人就是汉人，胡人就是胡人。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强悍的马上部落征服柔弱的文明社会的历史吗？

而犹太书生，则更令我想起我们自己。汉人和犹太人一样，也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文化群落——其根源自遵奉祖先的农业文明，以为在书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吗？我们多么在意用文字写出的句子？我们像拉比们一样，不厌其烦地注解新经旧典，并且不惜以整个民族的代价去实验外来的书中的理论。我们注重读书、考试。巴别尔的童年故事记载的那种文明过度以至肉体饱受压抑的文化教育不得不让人想起中国人。

哥萨克马上让我想起北方的匈奴、鞑靼、蒙古人。在《二旅旅长》中，巴别尔就曾直接把毕其功于一役的旅长比喻成威风凛凛的鞑靼可汗。

曾记否？我们也是马上的雄狮！在汉人之所以为汉人的朝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寻找天马——他梦想中完美的战马——不惜发动倾国之兵远涉数千里灭了西域的强国，直达和罗马帝国交界的中亚。当年率骑兵军六击匈奴，曾直达今天的乌兰巴托，封狼居胥山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死时年仅24岁。

开疆拓土、万里之外建功立业，这一定是西汉人一生下来就听到的召唤。

而20世纪，又有多少中国人惶惶如丧家之犬？

看着那些在美国长大，到中年还没摆脱自卑感的ABC，看着那些染黄发，戴蓝色隐形眼镜的少男少女——这些做着白人梦的人们，还是不要叫醒他们吧。

他们醒来之后，会有多少痛楚和尴尬。

2004年10月4日于美国

巴别尔的中国之旅（代跋）

王天兵

俄国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生于1894年，1926年出版《骑兵军》，后重印8次，并迅即被译成法文、英文及西班牙文；至20世纪20年代末，巴别尔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可直到21世纪，他才在中国渐为人知。

第一个在文章中提到巴别尔的中国人，不是别人，而是鲁迅。他在1933年编译“同路人”短篇集《竖琴》的后记中曾说：“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爱伦堡，巴别尔……”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还提及读过巴别尔的自传，但他是否读过《骑兵军》或巴别尔其他小说，尚待考证。迄今可查最早的日文版本是1929年由横亨膀人（Yoshito Yokozawa）翻译的《骑兵军》（收入东京平凡社出版的《新兴文学全集》第23卷）。鲁迅如果看过日文版，大约就是这个版本。

20世纪30年代，可能接触过巴别尔作品的中国人是萧三，他比巴别尔小两岁，1927年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师，曾邀请巴别尔及其情人佩罗什科娃到家品茶。萧三应该读过巴别尔，但是否留下什么评价，尚需查考。

而巴别尔见识过的中国人当不止萧三一人。他在革命前的彼得格勒就遭遇过“中国商人”。据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记载，1919年的巴别尔写得少，但不停地写，讲的却都是“两个中国佬在一所妓院没引发的闹剧”。不知为什么，这个题材令他着迷。

1920年，巴别尔随哥萨克骑兵军入侵波兰，沿途所见是波兰人和哥萨克战友对当地犹太人无休止的欺凌和屠戮。巴别尔在军中隐姓埋名，扮演着多重矛盾的角色。1920年7月24日是犹太人的斋戒日，但与他同行的一名哥萨克小伙子却强迫犹太房东炸土豆煮咖啡，惹得女主人放声大哭。巴别尔没有暴露自己的犹太身份，不知道是为了安慰这些受苦受难的同胞，还是因为爱说大话的风气，他对他们讲起莫斯科的快速列车，吃饭免费等苏维埃神话，而让那些可怜的房东听得入迷的压轴戏竟然又是那个中国佬嫖妓的“黄段子”……

1923年，巴别尔果真发表了微型小说《中国佬》。当时的俄国人歧视犹太人，对中国人含有成见甚至乐于丑化也不足为怪。巴别尔这个深受排犹之害的犹太人看来也未能免俗。这篇游戏之作只能算他的下品。而类似的情节又出现在193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路》中，此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犹太青年在1918年初冬，只身一人不远千里参加苏维埃的传奇，主人公历尽艰险抵达天寒地冻的彼得格勒后，却又遇见了这两个中国佬：

俩戴圆顶礼帽的中国人，腋窝下夹着一个硕大的黑面包，站在花园街的拐角上。他们用冻僵的手指在面包上划出界限，比画给走近的妓女看。

妓女们一个个默不作声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而现今可以考证的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巴别尔小说正是《路》，由周扬翻译，收入以之命名的苏联小说集《路》中，并由重庆文学出版社于1936年8月出版。译者之所以选择此篇，也许因为当时大批青年像《路》中的主人公一样步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他是否看过此版本，不得而知。

而巴别尔本人已于1939年5月15日被捕，从此在苏联消失。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有关他的下落还有各种传说，有人说他死于瘟疫，也有人说他死于集中营，也有糊涂的苏联官员在出访西方时曾宣称巴别尔还在写作……1954年底，在斯大林去世后，巴别尔被平反昭雪。1955年，由美国文学评论家垂灵作序的新版《巴别尔故事集》英文本在美国出版。这个版本影响了几代英美作家。1957年，在巴别尔生前挚友爱伦堡等人的反复呼吁下，巴别尔的作品经过删节后又在苏联结集出版，并又迅即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60年代初，《骑兵军》波兰语版问世，在波兰一天竟然售出2万册。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度过蜜月期。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巴别尔重新风靡世界的热潮未能抵达中国……

多数中国读者第一次听说巴别尔正是在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此书出版于60年代末，是赫鲁晓夫解冻时代的产物，曾轰动欧美，70年代初曾被译成中文并所谓“内部发行”。这部书让当时孤陋寡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但书中所列人物往往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作品，使人徒增好奇与无奈。爱伦堡平生阅人无数，交游皆为一代名流，但他却只对两个作家情有独钟，一个是海明威，另一个就是巴别尔。

巴别尔的作品再次被译成中文已是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后期了。在1988年前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小说鉴赏》曾收入《骑兵军》开篇《进入波兰》（今译《泅渡兹勃鲁契河》）。1990年，《世界文学》杂志第6期刊载了巴别尔《敖德萨故事》中的两篇——《国王》和《在敖德萨这是怎样发生》（今译《此人在敖德萨是怎样起家的》）。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孙越译《骑兵军》，这是《骑兵军》的第一个中译本，开本为小32开，印数仅为1500册。孙越勇气可嘉，但译笔难尽人意。这个版本未能引起多大反响。1999年笔者在北京见到王朔先生，提及《骑兵军》，他当即说曾看过此版本，其中对话体序言让他对正文充满期待，但读完后却没觉巴别尔有何非常之处。

1991年，苏联解体，大批当年秘密警察的档案被解禁，巴别尔的审判记录及确切死因也大白于天下。巴别尔被捕后遭受酷刑，被迫招供，但最终翻供，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他于1940年1月27日凌晨被枪决，遗体已不可寻。1995年，蓝英年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苏联作家巴别尔最后的日子》，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披露了巴别尔死亡的真相。

20世纪90年代，一批曾活跃在20年代的俄国作家作为所谓白银时代的代表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但其中的代表作——别雷的《彼得堡》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这些充满超现实色彩的现代主义开山杰作似与巴别尔的精短纪实风格有天壤之别——巴别尔再次与中国广大的读者失之交臂。

大约在1995年，笔者在美国读到1955年垂灵作序的《骑兵军》英文本，顿感在美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难以言喻的种种隐秘心绪竟然都被巴别尔逐一道破。19世纪的大师们的作品与巴别尔的相较，如电视剧之与电影。笔者深感终于发现了一个20世纪的作家，其作品具有卡夫卡的残酷和深邃，但却给人带来健康、宁静和快乐。从那时起，笔者的梦想就是将《骑兵军》改编成电影，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堪称用蒙太奇的电影语言写就的小说却从来没有被改编拍摄过……

1997年，笔者回国结识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提及《骑兵军》，他随即想起曾编发过的蓝英年之文。1999年，笔者在作家出版社自费出版了与友人林炜臻合著的中英对照电影剧本《红色骑兵军》，首印500册，由中央美院版画系王维新教授插图。在沈昌文先生的推荐下，辽宁教育出版社又于2003年出版了傅仲选译《红色骑兵军》，包括《敖德萨故事》及童年故事系列等巴别尔主要作品。傅译本堪称辞达意到，但略输文采。此译本面世后仍然知者寥寥。

2003年，笔者独立改编《骑兵军》。剧本终于被西安电影制片厂购买。当年底，笔者经上海返美参加即将举办的第一届巴别尔国际研讨会，在途中听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红色骑兵军》，收入其经典印象译丛。笔者随后在沪结识了译者戴骢先生。此版本的字里行问终于能透射出哥萨克的狂放、残忍与顽皮。笔者发现了用中文传达巴别尔诗意的可能性。

2004年初，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巴别尔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有幸见到了巴别尔的情人，他的第三任妻子——佩罗什科娃。她竟然还健在，并已94岁高龄，现居美国马里兰州。当被问起巴别尔和中国时，她兴致勃勃、头脑清晰地回顾了和萧三的交往。笔者还结识了美国藏书家托比·霍兹曼先生，他花了20年的时间收藏了巴别尔著作的各种版本及与巴别尔相关的印刷品、信封、纪念物、唱片、画册及各类实物，并全部将其捐献给了美国胡佛档案馆。在该馆中，笔者发现了一座宝藏——从1926年第一版俄文本《骑兵军》及后来的8个版本，到随后的英文本、西班牙文本，到以后近80年间出版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见所未见的哥萨克将士们的英姿在封尘的影集画册中赫然挺立，令人战栗……

2004年10月，在经多次挫折、磋商和筹划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由戴骢翻译，由笔者根据三种英译本校对编定的新版《骑兵军》，其中收人了胡佛档案馆特许使用的百种图片。笔者返京和人文社合办了巴别尔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新书发布会。此书随即名列各大报刊书店畅销书榜，在一月内重印四次，当年底，此版本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十大文学书第二名，迄今已售出近2.8万册。

2005年5月，台湾远流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红色骑兵军》，书后收人了王蒙等人的相关谈话。2005年底，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校对、注释及配图工作，人文社又出版了由我编校、由徐振亚先生翻译的巴别尔1920年日记的插图本《巴别尔马背日记》。巴别尔研究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格里高利·弗里丁认为此版本超过了俄语本、德语本和英语本，是一本重大的学术专著。这两本书中收录了珍贵的历史图片，从军长、师长、旅长直到普通士兵应有尽有，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图文并茂地还原哥萨克骑兵军在苏波战争中的原貌的书。《巴别尔马背日记》迄今已售出万册。

2007年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戴骢翻译，由笔者编校配图的《敖德萨故事》插图本，收入了巴别尔在《骑兵军》之外的全部力作。随即，笔者主办了一次盛大巴别尔国际研讨会，会议在北京、上海、苏州三地举行，特邀来自北京、南京、上海、西安、苏州、重庆等地的国内学者、作家参加，尤为特殊的是国际著名巴别尔研究专家，美国罗格斯大学埃文斯教授（Carol J.Avins）及以色列本·固利安大学西哈尔教授（Efraim Sicher）也不远万里赶来赴会。京沪苏数十家媒体报道了这次盛会。2007年3月27日的《北京青年报》发表关于《敖德萨故事》的最新书评，其中，作者写道：“巴别尔是俄苏那代作家最后一个在汉语里大红大紫的……”

同年5月，《布老虎散文》杂志长篇散文特辑全文发表了笔者的新书《哥萨克的末日》，这是中文领域内第一部研究巴别尔及《骑兵军》的专著。2007年，北京外语学院的一位俄语本科生以巴别尔在中国的传播为题目完成了自己的学士论文。2008年3月，附250多幅珍贵的插图的《哥萨克的末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布活动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2008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王树福完成了他有关巴别尔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

巴别尔学在中国方兴未艾……

2007年3月30日初稿于北京

2007年9月29日定稿于西安

2008年8月15日修订于西安

王蒙：生与死、残忍与善良、月亮与人头就这样平静地共处着，没有夸张，没有煽情，连一点惊异都没有。还有第二个人能这样写吗？

李泽厚：非亲历过战争的人不能如此写。

芦苇：他的灵魂如同圣童，却又形似鬼才。

江弱水：莎士比亚，加拉伯雷，加莫泊桑，加早期的高尔基，再加点海明威，就成就了这个巴别尔。

孙郁：《骑兵军》与《放德萨故事》是神异的存在，谜一样的词语连着人性的极限和认知的极限。只有上帝之手才能创造这样的文本。

张悦然：文句宛若在浑浊而湍急的河流中艰难前行的双脚，溅起一串串不洁的浪花。自然美因为糅杂了杀气，不再是一张平面的画，有了深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