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最佳入门读物。超强译者阵容,杨伯峻(著名文献语言学家,《论语》最权威译注者),程俊英(著名《诗经》研究专家,五四“四公子”之一),周秉钧(著名《尚书》研究专家),宋祚胤(著名易学家)等大师的封笔之作。
本书包括《四书》和《五经》两部分。《四书》含《论语》、《孟子》二书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五经》包括《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书。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五经》中的《礼》,汉代指《仪礼》,后代指《礼记》。《春秋》后来又与《左传》合并,称《春秋左传》。因《四书》和《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所以后人将其合刻为《四书五经》。
本书包括《四书》和《五经》两部分。《四书》含《论语》、《孟子》二书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宋代淳熙年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熹将这四种著作用作小学教科书,为它们作了注解,名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一名得以流传。
《五经》包括《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著作。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五经》中的《礼》,汉代指《仪礼》,后代指《礼记》。《春秋》后来又与《左传》合并,称《春秋左传》。因《四书》和《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所以后人将其合刻为《四书五经》。明代已有学人将“四书五经”用于书名。
《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宗传统,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汉文化圈产生过深远影响。要想了解中国社会、探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奥秘,要想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四书五经》是一部最基本的入门书。
本书译者皆为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译文流畅考究。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适当地选配了一些相关插图。
天生下来的叫做“性”,顺着性发展叫做“道”,依照道去修养,叫做“教”。道是不可以一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人所不见之处,特别警惕小心;对人所不闻之事,惶恐畏惧。没有什么比隐蔽的东西更能说明问题,没有什么比细微的小事更能显露本相。所以君子对自己独处时的行为和思想特别谨慎,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时,叫做“中”,表现出来如果符合规矩,恰到好处,就叫做“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努力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所,万物就发育生长了。
孔子说:“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而小人却违反中庸。君子符合中庸,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时时处在适中的位置上。小人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的言论没有什么顾忌和害怕。”孔子说:“中庸的道德大概是至高无上的了,民众很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到了。”孔子说:“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人做得太过分,愚蠢的人却又达不到。道不能被世人所明了的原因,我也知道了:贤人的理解过了头,不肖的人又理解不了。人没有不吃不喝的,但却很少有人品尝出真味。”孔子说:“道大概是难以推行了。”
孔子说:“舜大概真是大智的人啊!舜乐于向人求教,善于审察浅近的言论,把别人言论中的错误遮掩起来,而把其中好的言论宣扬出来,掌握不同的对立的观点,把其中正确的适宜的意见运用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缘故吧!”孔子说:“人们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人赶到网罗陷阱中去,他们还不知道怎样逃避。人们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的道德,却不能坚持实行一个月。”
孔子说:“颜回的为人,认定了中庸的道德,得到一点正确的思想,就小心坚持着,放在心上,不让它丢失。”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和别人平分共洽,爵位俸禄可以辞让掉,闪光的刀刃也敢于踏上去,而要做到中庸却不那么容易。”
子路问什么叫刚强。孔子说:“是南方人的刚强呢,还是北方人的刚强呢,或者还是你自己所谓的刚强呢?宽容温柔地教诲别人,不对无道的人进行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刚强,君子守着这样一种刚强。日夜与刀枪铠甲相伴,战死也不怨限,这是北方人的刚强,尚武好斗的入守着这种刚强。君子与人和睦相处,但不迁就流俗,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啊!坚守中庸的道德永不偏侈,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啊!国家太平,走在正确道路上时,他不改变自己穷困时的操守,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啊!国家混乱,离开正道时,他宁愿死去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啊!”
孔子说:“故意追求隐僻的生活,行动诡异,这种人后代可能会被人称述,但我不这样做。君子沿着正道前进,半途而废的事,我是不干的。君子依照中庸之道。遁世隐居而不被人知道,也永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君子所说的道,用途广泛却又微妙难察。平常男女虽然愚蠢,但也能略知一二;但到了极其精微之处,即使圣人也有所不知。平常的男女虽然不肖,也能实行道,但到了极其高妙之处,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天地那么大,人们对它也还感到有所缺憾。所以君子的道说到大处,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容纳它;说到小处,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剖析它。《诗》上说:“老鹰飞上九天,鱼儿潜入深渊。”就是说的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君子的道,从平常男女那里开始,到了极点,也可以上至于天,下至于地,无所不至。
孔子说:“道本来不是远离于人的。有人想要实行道,却远离了人,那样就不可以实行道了。《诗》上说:‘砍斧柄呀砍斧柄,样式就在你眼前。’手执斧头来砍削一个斧柄,眼睛一斜就可以看到样子,还能算是远吗?所以君子是用人身上本来就有的道理来治理人,直到他改正为止。忠恕的品德与中庸之道是相差不远的。施加到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的东西,就不要施加到别人身上去。君子的道有四个方面,我孔丘尚未做到其中之一:要求儿子对我做到的,我先要能对父亲做到,这我还不能;要求属下对我做到的,我先要能对君上做到,这我还不能;要求弟弟对我做到的,我先要能对哥哥做到,这我还不能;要求朋友对我做到的,我先要能对朋友做到,这我还不能。在平常品德的实行,日常言论的谨慎方面,如果有不足之处,不敢不努力上进;如果做的比说的更好,也不敢把话说尽。说话要顾及自己的行为,行为要顾及自己平时的言论。君子能做到这一点,岂不是诚恳笃厚吗?”
君子根据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而行动,不羡慕自己本分以外的东西。现在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者该做的事;现在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者该做的事;现在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该做的事;现在处在患难中,就做患难中该做的事。君子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其乐。身居高位,不会欺凌下面的人;身居下位,也不必巴结上级。端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有求于别人,这样就无所怨恨。对上不怨恨天命,对下不归咎于人。君子守着平安的境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小人却冒险以寻求幸运。
孔子说:“射箭的方法跟君子的修养很相似。没有射中靶子,就回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君子的修养方法,又好比长途跋涉,必须从近处开始;好比攀登高峰,必须从低处开始。《诗》上说:‘夫妻和好,如琴瑟和谐;兄弟融洽,和气又欢乐;家庭处处好,儿女乐陶陶。’”孔子说:“像这样,父母也就顺心如意了。”
孔子说:“鬼神的功德,真是盛大无比啊!虽然看是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但却体现在一切事物上没有遗漏。使天下的人都斋戒沐浴,穿戴整齐来恭敬地祭祀,好像到处都充满流动着鬼神的灵气,仿佛就在人们的头上,就在人们的左右。《诗》上说:‘神的来到,不可预料,又岂能怠慢不敬!’神是既隐蔽微妙,又显赫明著,真实而不可遮掩,它就是像这样啊!”
孔子说:“舜真是大孝啊!他的品德堪称圣人,他的地位尊为天子,他的财富包括四海之内的一切。宗庙里供奉他,子子孙孙永远祭祀他。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得到地位,得到厚禄,得到名誉,得到长寿,可见天生育万物,也一定是根据万物不同的材质而分别加以培养的。可以栽培的就培植它,颓败倾倒的就埋没它。《诗》上说‘善良快乐的君子,美好品德多么辉煌,庶民百官都适宜,接受天赐的福禄,老天保佑他成功,加重他的福禄。’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能受到天命。”
孔子说:“无忧无患的大概只有文王了。他有王季做父亲,有武王做儿子。父亲创业,儿子继承。武王继承了大王、王季、文王的功业,消灭了殷纣取得了天下,自己得到了显赫于天下的名声。地位尊为天子,财富拥有四海之内的一切。宗庙供奉他,子孙祭祀他。武王晚年接受天命,周公最后完成文王、武王的功业,追封太王、王季为王,以天子之礼祭祀列祖列宗。这种礼仪,一直推广到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凡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父亲死了,就用大夫之礼来安葬,用士之礼来祭祀。凡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父亲死了,就用士之礼来安葬,用大夫之礼来祭祀。一年的丧期,实行到大夫为止;三年的丧期,实行到天子,对父母的丧服,则无论贵贱,都是一样。”
孔子说:“武王、周公可以说是达到孝的极点了吧!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的事业。春秋季节修缮祖庙,陈列先人的祭器,摆设先人的衣裳,供奉时令食品。宗庙的礼节,就是要用来排列昭穆的次序。按照爵位排列次序,是用以区分贵贱等级;安排各项职事,用来辨别才能的高下。旅酬时,尊者酬卑者,是为了使地位卑贱的人也能参加宴饮。宴饮时按年龄排座次,是为了区分长幼的次序。踏上各自的位置,施行一定的礼节,演奏一定的音乐,对尊者表示敬意,对亲人表示爱戴;事奉死者如同事奉活人一样,祭祀亡灵仿佛它就在眼前一样,真是孝到极点了啊!郊社的礼仪,是用来事奉上帝的;宗庙的礼仪,是用来祭祀先祖的。明白了郊社的礼仪和禘尝的意义,那么,治理国家如同放在自己手掌之上,就容易做到了。”
P165-167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高校调入出版社,做了编辑,当时古籍出版正在升温,所有的出版社都想分割这块蛋糕,一时泥沙俱下,以致没读过几篇古文的人都敢率尔操觚,做起古籍的翻译来。我曾经从一本白话本的《郑板桥家书》中读到一个真实的笑话,译者将“大箸数札”,译成了“几把大筷子”,虽然是笑话,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感觉到的只是一份沉重。先辈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践踏,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于是我们决定编一套今注本的文白对照的十三经,组稿的任务于是落在了我肩上。
首要的任务当然是物色作者。在我的作者定位中,他们应该是有影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应该是国内一流的学者。经过一番慎审的思考和筛选,一批老专家和成就不俗的中年学者成为了我组稿的对象。他们中有被称为五四“四公子”之一的《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教授,有著名的文献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著名的尚书研究专家周秉钧教授,著名的易学家宋祚胤教授,著名的礼学研究专家钱玄教授,著名的雅学研究专家徐朝华教授……。此后近两年的组稿经历,让我获益匪浅,老一辈学者们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以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精神风范,如雕塑般刻在我心里,至今不可磨灭。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对这部儒学经典的现代版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并欣然赠序。在他那间到处堆满了书籍,走路都要侧身而过的客厅里,我第一次深刻地体认到了什么叫做“纯粹的人”。钱玄先生当时已接近八十高龄,带着弟子钱兴奇刚刚完成110万字的《三礼辞典》的编写任务,听说岳麓书社要出版“三礼”今注今译,不顾老迈之躯,赶紧组织弟子,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认真撰写了“三礼”中的两种。在钱先生看来,将深奥的礼学经典译成白话,让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能够接受,是一件弘扬传统文化,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好事。从钱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学者的情怀。《诗经》的译者,我最初选择的是四川大学的向熹教授。一部沉甸甸的《诗经词典》,显示了向先生深湛的学识与功力,为《诗经》作注译,对他而言应该是轻车熟路。但向先生婉拒了我的请求,理由是,程俊英教授的译诗,是《诗经》译作中最好的,所以他建议我和程教授联系。多年以后,我从网上还读到网友的评论,说把古代的诗歌翻译得如此优美而且富于现代感,真是少见。去年10月,四川大学为向熹教授举办八十大寿的学术研讨会,我特地回国参加,除了因为受到邀请的原因之外,其实还为着深藏于内心的那份感动与敬意。周秉钧教授是我大学时的老师,毕业后一直得到他的关心与呵护,面对我的约稿请求,他却有些为难,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有关《尚书》的著作已有单行本,不想再重复。在我反复说明了该书的不同体例,不同的读者定位和不同的作用之后,他才应承下来,并坚持自己动手,按新的体例要求改写。有一次去看他,那天天气很热,师母在楼下喊:“来客人了!”我知道,先生正在楼上为我赶稿子。90年代初,一般家庭还没有装空调,长沙的酷热和先生八十的高龄,着实让我有些担心。几分钟后,先生迈着沉稳的方步,长衣长裤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右手还不忘摸摸衬衫的领口。任何时候,也不论何人,先生都会衣着整齐地出来会客,哪怕是酷热的夏天。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时先生也罹患肠道癌,饱受着疾病的折磨。最后一次的清样,是先生在湘雅医院的病床上看完的,尽管我加快了编辑出版的速度,但先生还是没能看到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丝生命力的这部作品。
1994年初,《十三经今注今译》终于出版,当我抚摸着厚厚两大册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题写书名的古籍今译之作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在三年的时间里,程俊英、杨伯峻、周秉钧、宋祚胤等老一辈学者先后辞世,这部作品,不幸成了他们的封笔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凝聚了众多老一辈学者一生的智慧与学殖的古籍注译之作的出版,成了一次抢救性的挖掘与整理工程,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行程中,在物欲横流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或许还不曾忘记他们作为学者的那份纯粹和曾经高大的背影。如今从岳麓版脱胎而来的新世界版的《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和、《白话四书五经》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吴泽顺
2008年12月于浙江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