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通过作者在近40年时间里对焦裕禄事迹和兰考县变化的体验和考察，通过对当年许多当事人访问，全面记叙了对焦裕禄事迹宣传、报导的变迁，比较准确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对兰考的破坏和对人民群众的摧残。还原一个真实焦裕禄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材料构建的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作者通过个人在近40年时间里对焦裕禄事迹和兰考县变化的体验和考察，通过对当年许多当事人访问，比较全面地记叙了对焦裕禄事迹宣传、报道的变迁，比较准确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对兰考的破坏，对当地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摧残。在对焦裕禄事迹进行了更为准确、深入发掘的同时，揭露和批判了张钦礼借宣传焦裕禄事迹进行投机，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同时，作者比较细腻地记叙了自己在几十年中与兰考干部群众的广泛联系与深厚感情。书稿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澄清对于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

引子 焦裕禄老领导的期望

 焦裕禄继任者的遗愿

第一章 凤凰大视野：寻找英雄

第二章 为了让后人知道真实的历史

第三章 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

第四章 张钦礼：说真话而蒙难

第五章 一个真实的焦裕禄

第六章 张钦礼与焦裕禄

第七章 周化民：焦裕禄的继任者

第八章 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

第九章 风向突变：《焦裕禄》患了癌症

第十章 说谎年月，让人说谎

第十一章 新的篇章，新的谎言

第十二章 该平反的平反，该入狱的入狱

第十三章 兰考板话：百姓心声

第十四章 “犯错误的焦裕禄”

第十五章 兰考奇梦

第十六章 谎言欲翻案，真言被免官

尾语 呼唤真实的世界

代后记 兰考农民的名片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周化民：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意见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来说明其中的问题和困难。因为我了解具体问题很多。如钢铁产量有不少浮夸虚报问题，我举例说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有因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当时我们住在省军区紫荆山宾馆开会。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我当时想，他俩准是来参加我们小组讨沦的。张申同志是讨论小组召集人。张申拿钱买了西瓜，切开了，让他俩吃，他俩拒而不吃，态度非常严肃。

副省长说：“省委派我们二人来，是找张申谈话的。省委认为张申昨天的发言，有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问题。省委决定：明天下午，张申同志要做检讨，地点在省委北院礼堂。”说后他俩便离开了。

小组讨论会上像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一样，把大家炸得一句话也没有了。半天，鸦雀无声。

张申说：“检讨吧！我们得去做准备。”

说罢即和我一起离开了会议，回到了宿舍。

这对我们都是晴天霹雳，思想非常紧张，又从内心里想不通。我对张申说：“你的发言，我的补充，都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有许多问题，未讲出来哩！咱们还要不要实事求是？省委让你检讨，我思想不通。”

张申沉思一会儿，说：“不要再讲别的了，我们一起商量怎样写检讨吧！”

我说：“我思想乱极了，说不出什么意见。”

张申要我平静一下。我们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凑，由张申执笔，总算搞出了一个“检讨”。

第二天下午，天气燥热，像憋着一场暴雨。

在省委北院礼堂召开了省直机关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人很多，座无虚席，人们乱问：开啥会呀？不知道，打听干啥，一会儿还不知道呀……

张申到礼堂后边去了。  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开始便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乖乖，还有‘论’哩！)，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钩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情绪异常紧张，消沉，谁也想不到要开这样的会议，有不少人心里和张申讲的一样，只要不是瞎子谁看不见？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会议有些冷场。P26-28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兰考农民的名片

刚到我的第二故乡兰考，县委书记黄道功便对我说：你这次来可以看看三义寨乡南马庄，农民们正搞土地流转，他们生产了无公害的健康大米，很受欢迎。这几句介绍便让我很感兴趣。一是“土地流转”，我刚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上看到这个词，其内容是什么并不了解，我正想看看如何进行土地流转；二是为无公害健康大米。刚出了害人的三鹿奶粉事，社会对害人食品有了高度警觉。

迫不及待，第二天，我便在县文化局长的陪同下，去了三义寨乡的南马庄。

三义寨紧靠黄河，这儿有个黄河大闸，我来过多次，只知这闸门一开，黄河母亲的乳汁便顺着一条大渠浇灌了这儿的田园。今天才知这南马庄得天独厚，土地被黄河水浇灌肥沃了。

这儿原是个穷苦的村庄，原来只有盐碱地，当年焦裕禄来到这村，曾亲自尝过这土地的盐碱的滋味；然而因为制度原因，焦裕禄没有改变这村的面貌，留下的是他的足迹和那一心想为百姓的精神。

我走进了村委会大院，乡亲们领我进了办公室。迎着我的是挂在在墙上的红字：南马庄土地流转签字仪式。两边便是这个村得到的各种荣誉：2005年国家农业部农民合作组织示范单位；2007年1月荣获开封市委、市政府“市级文明村”；开封市人民政府的“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007年6月开封市委、市政府评为“生态文明村”；2007年开封市委组织部授予先进“五个好”村党组织；2008年河南省委组织部授予先进“五个好”村党组织。

村支书张砚斌不在，由副书记杨士全给我介绍村里的自然情况：全村有1486人，土地2860亩，党员69名。支书张砚斌，当支书七八年了，他今年考上了乡镇公务员。我对眼前的这红纸上的土地流转感兴趣，问这是怎么回子事。他说：“这是刚刚流转过来的120亩地的仪式。每亩地按500斤小麦的价钱，先流转到村委会来。因为这些人家到外边打工，地不想种了，有的觉得种地是不划算的，也不想种了，便进行流转。转到村里后，我们再进行转包，谁想包，转给谁。这一百二十亩地，咱们计划搞藕蟹分养，就是种藕，同时养螃蟹。承包期五年，从2009年到2014年。2009年的钱已给了流转地的20户。现在我村已有600亩藕地了”。

正说着，一个农民进来，杨士全说：“你给老同志介绍一下你的无公害大米协会的事儿吧”。这位农民便坐在我的身边。士全介绍说：他是范振宇，是我们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的会长。

无公害大米还有协会？这更引起我的兴趣。我听他给我介绍：

“我们是2004年成立的合作社。当时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副教授何慧丽来兰考挂职当副县长，她来我们村，领着支书张砚斌到外地参观，回来后便组织合作社了。他先找愿意合作的，一块学习，开头有二十来户，当时叫经济发展合作社。我们要搞对社会有益的无公害的大米。实行六统一：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发放生态农资，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新产品。如果我们不合作，就没法实行六统一，不能保证无公害。你想如是各家各户种，能保他不用化肥农药吗？这样一合作六统一，任何人也不能造假了”。

他说到这儿我明白了，为什么这无害大米必由这先进的合作组织才可以生产出来的道理。他说有志愿为社会生产无公害大米的人越来越多，邻村也有人愿参加，这样我们便成立了协会，有六七十户，种子选了从日本引进的黄金晴。

说到这儿便想起来了在电视台上看过这样的消息，北京商场进来了日本的黄金晴大米，一斤90多元，一抢而空，我们想去购来尝尝，到了商场便没有了。范振宇说，我们的黄金晴比日本生产的一点不差，可我们比日本的便宜十多倍呀！我们村得天独厚，别的地方没有这条件。国家质检，咱这儿土地是弱碱性，水土好，大气质量好，黄河水里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只有这样的水土才能生产这样的原生态的无公害的大米呀！说着，他的脸上流露着幸福和骄傲的笑容。

临走，我要记下范会长的电话，想以后联系。我心里想的是为北京的老同志们从这儿购点原生态的黄金晴大米。这时，他从胸前拿出了一张名片，我接过来，只见正面写得是：范振宇会长。河南省兰考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下面是电话、手机、网址、电子信箱。

这是兰考农民的名片吗？你有电子信箱，这样我们可以在网上对话，在电子信箱上写信了。我有说不出来的激动。他说：“任老师，你等我一下，我给你一个我写的材料，请你指正”。他转身而去，一会儿便取回来一个打印好的文字。题目是《土地流转的思考与实践》。

这篇文章一共5章。他解释说：这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写出来的。三中全会之后，我还想哩，为什么胡总书记报告的和我想的一样了呢？胡总书记太了解咱农民的心啦！

我答应他，我认真看过后，一定发在我的网上，请大家提出意见吧。我们分手时，我说，我一定还会来咱们村，我想再来就住下，多呆些日子，我要好好向你来学习。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坐在车上，又看他的名片，只见名片背后写得是：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应用、推广；优良品种引进、繁育、推广；无公害大米的生产、加工、销售。打造绿色精品，情系大众健康。

这就是今天兰考的农民的名片。我望着这张名片，从他那伸出来的手，给我名片，给我他写出的文章，我竞突然想到我在1962年，也是10月第一次到兰考，在车站见到的那一张张因饥寒而发黄的脸孔，那向我伸出来的讨要的手，那是他的父辈的手啊！从那讨饭的手，到今天给我名片的手，想到这些，我的眼睛湿润了。

2008年11月21日晚上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