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当代著名散文作家,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王充闾的散文精选。作者以其独到的视角审视、思考、探索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有着一定意义的历史文化现象,他的作品文笔优雅从容,意蕴精深幽远,流淌期间的是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笔功底,文采诗意洋溢笔端。王充闾作品将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它显示了作家凝望历史的现代眼光和以文学的视角掌控、表现历史的非凡功力,它的宏观性和纵横开国的游刃有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作家丰富扎实的历史学修养和举重若轻的文学表现力。使读者在阅读中不仅获取大量的历史知识。还能收获超越性的感悟。
“文在兹”,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语出儒家经典《论语》。用它来做这部散文集的标题,直接作用是标明书中的内容关乎文坛、文人、文学、文事,类似“买珠宝,请上楼”之类的指示牌。当然,更深的意蕴还在于申述一种观点,一种态度。
古代中国有关于“文在兹”与“文不在兹”、“天之将丧斯文也”与“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言说,现代世界亦有“文学将会消亡”与“文学绝不会消亡”的辩论。本书中所描述的固然属于“过去时”、“现在时”,似乎无助于展望将来;但是,有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即任何时候,作为“人学”的文学,总是根植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其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交流的需要。只要人类存在下去,必然要有精神活动、灵魂在场,必然要有表现与交流情感的需要。那么,文学就总不会消亡的。
本书系“大家散文系列丛书”之一,是当代著名散文作家,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王充闾的散文精选。
寂寞濠梁
一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仍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
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住在“穷闾陋巷”之中;可是,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这时,水中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惠施不以为然地说:“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庄子回问一句:“那你也不是我呀,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我们国王想要烦劳先生执掌国家大事,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依旧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龟那样,在泥塘里陕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庄子说:“那么,两位就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露。虽说“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纵情适意、淡泊无求的情怀。就这方面来说,这两段记述是颇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濠濮间想”。
二
据唐人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濠梁在淮南钟离郡,这里有庄子的墓地,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其地在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附近。去岁秋初,因事道经凤阳,我乘便向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濠濮间想”。
没料到,这番心思竞引发了他们的愕然惊叹。他们先问一句:“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摇了摇头,便说,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濠梁观鱼”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看得出来朋友们的意思:抛开巍峨壮观、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却偏偏寄情濠上,去寻找那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岂不是“怪哉,怪哉”!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时间,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
原来,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因此,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最显眼的要算两处工程浩巨的“皇帝项目”:一是中都城,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朱元璋登基第二年,就拍板定案,要在家乡风阳建都,六年时间动用民夫、工匠、兵士数十万人,耗费资财无数。由于四方怨声载道,谋臣一再进谏,为了不致激起民变,才以“劳费”为由被迫中止。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城池、宫阙已经多半倾圮。皇陵历时九年建成。于今,主体建筑不见了,只剩下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基本保存完好,刻工精细,壮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历史留给后人的,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泪交进的创造过程。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在这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可是,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我却觉得嗒然无味。
对于朱元璋,我一向没有好感。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他在位三十一年间,先后兴动几起大狱,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被诛杀者不下四五万人。大案之外,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其余的都未得善终。
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他们来自淮西,出身寒苦,后来饱尝胜利果实,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这些能征惯战、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自幼羁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间,一意血战疆场,没有接受知识文化、研习经史的条件。尽管靠近濠梁观鱼台,但我敢断言,不会有谁懂得庄子讲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转过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照旧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作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便假设,也无法假设;但后来者不妨作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皇城与濠上,相去不远,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荣华与萧索、有为与无为、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遥想洪武当年,金碧辉煌的皇陵、帝都该是何等壮观、何等气派。与之相较,庄子的濠上荒台,冢边蔓草,却显得寂寞清寒,荒凉破败,而且恍兮惚兮,似有若无。但是,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当地朋友一再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却仍然寄情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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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兹”,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语出儒家经典《论语》。用它来做这部散文集的标题,直接作用是标明书中的内容关乎文坛、文入、文学、文事,类似“买珠宝,请上楼”之类的指示牌。当然,意蕴并不止此,我还想借助它申述一种观点,表明一种态度。
这个想法,孕育于一次对话。几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同一些博士生座谈时,曾经谈到:二十世纪已经遁入深邃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起点上,回过头来端详这个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世纪时,我们自然为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突飞猛进而欢欣鼓舞。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这个世纪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如果得到允许,生物学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就把入克隆出来;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核弹、核电站;宇宙空间无限地扩展,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下一个目标是更遥远得多的其他星球;因特网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面对电子计算机创造的匪夷所思的现代神话,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会惊骇万状,目瞪口呆。但是,人们在无比兴奋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会产生种种惶惑,种种疑虑。作为文学界的成员,自然也要想到未来文学的前途与命运。
于是,有的同学提出:“请问王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卜希利斯·米勒关于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即将走向‘终结’这一论断的?”米勒教授为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这番话是他在2000年秋于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的。他说,印刷技术使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而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视、电影、因特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破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换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其实,类似的论断,几十年来在西方学界已经多次出现,只是这一回具有爆炸性的轰动效应而已。如果说,过去那些言论,人们听来不过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话,那么,现在电子媒介时代已经赫然现身在人们眼前,不仅造成了“距离”变化和感受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而且还带动了“图像时代”的到来,从而导致当下人类生存境况以及审美文化实践发生深刻的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带来文学的深刻危机。
诚然,旧的印刷技术也好,新的各种媒体也好,确实不只是工具而已,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红楼梦》改成电视剧之后,导演与演员所给定的林黛玉的形象,就和我们从文本中所感知的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米勒教授关于新的媒体出现之后,或者说在新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等等都会消亡的说法,我们却不能苟同。道理在于文学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并非取决于媒体的变化。情感是根据,媒体是条件。文学可以依媒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决不会由于新的媒体的出现而走向灭亡。
应该说,文学之所以不会衰亡,其基本理由在于文学自身。除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死文学也不会死这个理由之外,文学自身的特点和本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存在——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审美场域,它是一种内视性艺术,它的形象具有独特的内视审美特性,即文学是用文字阅读唤起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建立起审美形象,这要比可视的、可听的形象更为丰富。这是其他任何形态的艺术所不能取代的。
一般地认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变化: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靠口耳相传,即所谓口头文化;后来有了书写文化,特别是随着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传播的方式、传输的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出现了电子文化,它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确是远未及料的。但不管怎样变化,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可能消亡。口头文学,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了,可是,直到今天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仍在应用吗?我们的许多知识来自于老师的口头传授,有一些甚至是从老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书写文学也是一样,在电子传媒蓬勃发展的时代,印刷品不会淘汰,用纸张印制的报刊、书籍还会存在,因为它有电子媒体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应该说,口头的、印刷的、电子的传播媒体与传播文化,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它们必然呈现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
随着电子媒体的介入,许多人确是倾向于通过画面和图像去接受知识,寻求娱悦,这使印刷文学的文本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能不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存在方式,参与生存的激烈竞争。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图像文本”必将代替“文学文本”。实际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只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一个吃掉一个,可以相互代替的。如所周知,观看图像和阅读文本的效果差异颇大。电子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只能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不存在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读书,就不那么简单了,它要充分调动读者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一时没有想通,过后还可深入研磨,它所提供的是一个持久而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是一般的影视作品、图像文本所难以企及的。
古代中国即有关于“文在兹”与“文不在兹”,“天之将丧斯文也”与“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辩说;现代世界上出现了“文学将会消亡”与“文学绝不会消亡”的激烈争论;将来,还会有新的交锋,还会遇到新的挑战。“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这些原都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十分正常的。针对米勒教授关于新的电信时代、新的媒体的介入正在把文学引向终结的论断,我想说两句话:一句是,新的媒体的介入,肯定会给文学以巨大的冲击,应该顺时应变,以求发展。另一句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说,电信时代也好,新的媒体的介入也好,绝不会导致文学的消亡。 ’
本书中的内容固然属于“过去时”、“现在时”,似乎无助于展望未来。但是,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即任何时候,作为“入学”的文学,总是根植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其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交流的需要。只妻人类存在下去,必然要有精神活动;只要有灵魂在场,必然存在着表现与交流情感的需要。《文在兹》中的所有篇章,都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2008年10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