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张爱玲、苏青等少数几个女作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就没有别的人——其实远不是这样。由于时代、历史、观念等原因，不少作家、作品成为人们遗忘的角落，它们有待于发掘、整理。本书的出版旨在引起学界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另类”女性作家们的关注。

曾经有学者断言，现代作家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沈从文，此话说得为时尚早。

20世纪50年代初设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框架，是革命的进步的作家成就史，众多作家遭到排斥。虽然观念几经改变，书写不断有所突破，接纳了钱锺书、张爱玲、梅娘、徐訏等一批作家。但是仍不好说，如今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已经完全摆脱了20世纪偏狭观念的掣肘。在此观念左右下，许多屏弃的史料还没有全部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要全面完整地描述那段文学历史，除观念的改变，还有因为观念而被遗忘的角落，不少作家、作品尚有待发掘、整理。

《太太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小说》的出版，或许能引起学界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另类”女性作家们的关注。

遗忘的文学角落

周■霞

宋医生的罗曼史

佳人

张憬

蠢动

万松岭上

吴克勤

廉颇生胃病

爱的制造者

南婴

季候

曾文强

热色底油画

长春树

汪丽玲

糜烂

婚事

何葭水

宝英

曾庆嘉

天堂的背后

从前的时候

娼妇

张宛青

饥饿

丁芝

莫忘今宵

潘柳黛

昨日之恋

苏青

一个梦

一张熟悉的脸孔

雷妍

林珊

林二奶奶

后记

万松岭上

万松岭的秋意特别的浓，但也加倍的美丽，只要你望着那半山绿沉沉的松林间，稀稀地透露出艳红的枫树来，这一种和平而幽美的色调，便已经充分地表现出秋的美丽和诗意了。黄色而并不显得枯萎的针叶，不时从松树上簌簌地飘下来，散乱地披在杂草上，织成了一幅秋色的地毯。野菊花傲慢地把持了这秋之原野，徐徐散布着馥郁的幽香。并不十分宽广的黄沙路，纡回曲折着蜿蜒下去，而在路的尽头，便是那有名的西子湖。秋目的湖水，明净得如一面光亮的镜子，与周围的群山照映着，使你分不清是湖中的山，山中的湖。越过群山的一边，却正是那闪着银光的钱塘江，柔和地偃卧在无边的平原间。太阳从白色的地平线下渐渐地升起来，使得天空里一种玫瑰色的与蔚蓝色的彩霞，撒在整个的万松岭上，又增加了不少的美丽与鲜艳。

两个孩子手牵着手迎着山路向前走。他们看看太阳已经照满了半个山岭，便走得更加起劲，不时在路边采些野花，或是向下面正在慢慢踏上来的母亲兴奋地高叫一下：“妈！你看我们爬得多快！你怎么不走得快些，上面有更多的小黄花。”或是说：“妈！我们先走上去等你，你快些赶上来！”于是母亲却总是温和地回答着：“当心妹妹跌跤呀！慢慢走好了！”然而两个孩子却并不放缓脚步。一阵悠扬的钢琴声忽然从树丛中飘出来，两个孩子都惊讶地站住了。听了一会，男孩子突然高兴地跳了两步，拉了妹妹拼命向琴声那儿奔去，同时急急地说：“妹妹！上面有人在弹琴，一定是那所红房子里的。我们快去听去。”

一座红沙色的别墅，矮矮地建立在离山项不远的斜坡处，这是完全用岩石堆叠起来的屋子，外表实在有些粗糙，但是一种严肃素朴的精神，却因此而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孩子走近那所房子时，只见铁门半开着，他们互相微笑着望了望，便轻轻地溜进门去走上两层石级，便已看见一个瘦弱的背影，在钢琴前舞动着他的双手。一只花猫蹲在琴边的沙发上，看到这两位新来的客人，一抖身站起来迎了上去：“咪咪”地叫着。然而他们却并不注意花猫的欢迎，一直走到弹琴人的身后，非常安静而专注地听着。当乐曲弹完时，他们才抢上一步，两张天真嘻笑的脸，仰起来注视着克明，露出一种极钦佩的样子。于是克明吓了一跳，差不多是叫了起来说：“呀！那儿来的一对小天使，你们能这样安静地听我弹琴！”

“你弹的曲子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有只留声机，妈妈就最爱开这个歌儿。”女孩子摆动着一头柔软的细发，娇声地说。

“是的，这个歌叫——呀！叫什么？我总记不得那个英文字儿……”

“叫Hark!hark!the lark!是不是？你只要记住中文‘听听那云雀’，这是音乐家修备特所做的曲子，当然是好听的。”克明牵住他们的手，温和地说着。

“可是你真弹得同蓄音片里一样的好听，你再弹一次吧！”

克明真的放下了他们的手，弹了起来，美丽的声音传送到他们的小脑袋里，使他们不自觉地摇摆着身子，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活跃的情绪。

“阿维，你们怎么吵到这里来了？时候不早了，可以回去了呀！”孩子们看见妈站在门外唤他们，便一转身跳了出去，各拉住了妈的一只手，快乐地跳着。

“妈，这位先生的琴弹得真好，比我们的蓄音片还好听呢。”

克明也已停止了弹奏，因为他的精神实在也不能再弹下去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无力地移动着脚步，微笑着迎了出来。孩子也拉着妈妈的手，走前几步。

“对不起，这两个孩子非常顽皮，扰乱了先生了！”

“不！我，倒很喜欢他们，这样小的年纪，已经很懂得乐曲的情调了。他们似乎爱好音乐。”  “可不是，他们最爱听陈克明先生所弹的‘小夜曲’，差不多在临睡前一定要开它好几次呢。”

“那张片子其实并不好，要是我现在有精神，能够收下几张蓄音片，要比早年的好多了。”克明感叹地说着，在黄瘦的脸上，已显露了疲乏和衰弱，因此便在就近的一只沙发上躺了下去。

“呀，你就是陈克明先生口马？好久没有听到先生的消息了。先生就在这里吗？先生的艺术真是对人类造化不小，尤其对于儿童音乐教育上，真有莫大的贡献。”她说着，不住地注视着克明的全身，两个孩子也呆呆地望着他，又看看他们的妈妈，好像希望妈妈能够对他们有一番解说，留声机内的曲子怎末就是他的曲子？妈却也正在惊讶地想着，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能够在琴上拨出宇宙间一切美的声音的音乐家，她是听过他所有的蓄音片的，尤其是那张“兴感乐”是那样地沉郁，伤感，而又这么美丽雄壮，然而谁想得到，奏出那样伟大谱曲的却是一个瘦弱到几乎像一具骷髅的人呢？艺术所耗费人的精力，是可想而知了。于是她对他更起了一种崇敬而怜惜的心情，觉得叫这样的人受病魔的摧毁，实在是不公平的。

“我们中国对于各方面都有兴趣研究，惟独音乐这一种东西不大注意；即有，也只是当它是一种娱乐的工具罢了。其实，音乐决不是娱乐，同教育不是娱乐一样。音乐对于人类的智能和人格，都有极大的关系，我是极希望能够多多贡献一点，只是我这人太不行了，极度的神经衰弱，已经使我不能持久到一小时的弹奏，全身便要发抖；作曲差不多是不可能了。”

因为刚才同两个孩子弹琴时的却太兴奋了一些，所以他现在已觉得十分疲倦，差不多已经失去了谈话的能力。

“不过先生的艺术，已经有了非常的贡献了，今天能够见到先生，觉得非常荣幸，今天真是惊扰了先生，十分对不起，改臼再来拜访。”她看到他那种疲乏的样子，知道不宜再停留，便牵了孩子，慢慢地走了出去。克明微笑地点了点头，挥着手，表示和他们送别。他默默地注视他们消失在山坡下，不觉起了一种羡慕之心。要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一些，和这样可爱的孩子们在山问玩玩，抱着个“尤格里里“弹弹，那是多么有兴味呢！自己原是一个爱活动爱美的人，现在给病魔如此压迫着，苦痛着，真有说不出的悲伤和怨恨。而造成这样病弱的原因，却全是为了艺术。他觉得艺术便是整个的人生，而人生是应该建筑在神圣的艺术之上的。人生的实际享受，与艺术的理想比较走起来，他是情愿放弃人生生活上的享受，而追求艺术深处的一种美的真理。因此，二十年来，为了艺术，差不多拒绝一切凡人所应有的幸福和享受，把自己的一切欲望，关闭在一个近乎神的纯理智的精神领域内。然而谁知道，在没有真正达到艺术的理想之宫以前，竟不幸地屈服在病魔的权威下了。如果一件事业的成功，一定要有魔鬼来破坏的话，倒不如早一些破坏了吧！到底还能享受了一些人生的实际幸福。最可怕的，是自己竟然也怀疑起艺术未了，艺术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人生快乐和幻想的一种反映吧！那末何苦把一生像清教徒一样地去殉身于艺术？艺术的成功虽能给你一种崇高的快乐，可是生活上的种种困苦和悲哀，却也永留在回忆里。想到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以及极有才干的人，他们的生活，实在没有一个不充满了悲哀和苦痛的。往往没有看到自己苦斗一生的成功和伟大，却已悄悄地，寂寞地离开了人世。那末，艺术或者又可说只是利他性的人生享受的至性表现了。于是他又想到刚才那两个孩子，真太可爱了，也许现在他们正在开着自己的蓄音片，跳着，微笑着，而他们的父母也愉快地看着，笑着，是一种多么活跃的人生表现呢！然而又有谁想到，在这美丽的音调后面，却隐藏着一个多么悲惨寂寞的人生呢？克明想到这里，一腔悲哀涌上心来，觉得这种悲哀的心境，惟有那位短命而薄命的艺人修备特所作的“流浪者”才可以表现出来。心灵的激动使他忘记了身体的疲劳，他默默地走到琴前，态度是那样地严肃，表情是异常的沉郁，可以说，他的每一个神经已到了极度紧张的时候，急需发泄出来。P45-P48

遗忘的文学角落

去年春天，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王羽完成她的学位论文《“东吴系女作家”研究》，我参与了评阅，十分赞赏这项课题的研究。后来论文的副产品女作家的小说选本《小姐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羽送我一册，读过之后我说，还有些女作家的作品可选。我关注上海20世纪40年代女作家创作已有些年头，积累过一些资料，于是和王羽博士一起着手这本《太太集》。

和《小姐集》一样，《太太集》仍旨在钩沉。王羽初选了个基础，我补充了几位作家的若干作品，并就全稿斟酌筛选，便成了现在这本书。所选范围还是限于40年代上海女作家的小说，唯雷妍是个例外，她那时活跃在北平。既然有钩沉的意思，那么藉此给雷妍搭个便车，她实在也是不该遗忘的作家，却被遗忘至今。雷妍是梅娘的朋友，创作成绩或与她的朋友相当。至于苏青，本来她继张爱玲后已经广为读者熟知，这些年出她的书不少，并有一部力求编尽她作品的《苏青文集》问世。原没有把苏青列入遴选范围，临时破例，选了近年发现的她几篇佚作，同样是出于钩沉的考虑。那时在上海创作小说的女作家远不止这十几位，名声或显或隐的陆晶清、凤子、梅志、吴峤、李宗善、方培茵、赵顾乃明，都曾涉足此道。谢冰莹、关露则是再试身手了，连从不写小说的陆小曼也有过一篇《皇家饭店》。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作品水准稍欠，一些作家不便入选了；作品倾向不同，罗洪、赵清阁她们也不选；作品篇幅过长，凌淑华的《生死恋》就不得不割爱；主要成就不在小说方面，杨绛的几篇也只好放弃；可惜一时见不到作品文本的，吴婴之、史美钧两位，或许该入选而遭了遗漏。即使入选的作品，是否足以代表作家的成就和特色，编者也不敢太过自信。

“小姐”“太太”用于书名，免不了促销嫌疑，但毕竟不是与内容完全不搭界。名为《太太集》，固然是它的作者年龄较大，当了太太或当过太太(离异后未再婚)，但不是没有年轻的，乃至与“小姐”作家不乏过从者。其风貌与《小姐集》大体相仿，多舛的婚恋属她们共同感兴趣的主要题材，而且都从伦理、情操方面切入，无关时事风云。尽管“太太”们比“小姐”年长十来岁，识见却未见深刻多少，乃是她们阅历并未如何丰富的缘故，由此视《太太集》为《小姐集》的续集倒也无妨。至于“小姐作家”的说法，无非偶尔见之当时的一篇文章，还谈不上形成文坛共识。不过整体而言，“太太”们终究比“小姐”要过问些柴米油盐或支票细软，稍靠近些日常生活，这一集里自然多了几篇民生疾苦的故事。再是，细细辨析，大概可隐约看出作者年岁的印痕。非得找出两“集”大同中的小异，或许就在这里。

“太太”之中，搭车的雷妍和今日走红的苏青不论，略微可刮目相看的可数到曾庆嘉。她兼擅都市和乡村两类题材，不论对生活的体会，还是予人物以神气，以及具有冲击力的情节，富于张力的语言，皆在她人之上。即使以有些留名现代文学史的女作家对照，曾庆嘉未必逊色多少。可是她一直湮没到现在，不只湮没于岁月，更湮没于共和国新的时代新的观念。曾庆嘉以下，诚然“太太，，们多数算不上多么优秀，能够批评她们作品不够深度，形象尚欠丰满，描写失之琐屑，然而执着于正义和道德，作品仍不失其感人魅力。如果不只是着眼作者各自个人成就，倘若对她们作一群体考察，她们的努力创作可谓上海一道不应忽视的文学风景。“太太”与“小姐”叙述的故事，取了与主流作家不同的视角，留下那个年头她们眼中的生活剪影。同时，也为作者留下她们自己精神的剪影。大概文学史家把她们看成“另类”，历来的现代文学史著总拒之史外。某三大卷150万言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列述众多作家，巨细无遗，甚至花2000余字篇幅阐释杂文家唐瞍的两篇小说成绩，证明“文学史是不应忘记这一点的”，但是这部宏著却忘记了张爱玲外的一群。20年前张爱玲的忽然被发现，似乎横空出世。其实林妹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张爱玲之脱颖当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太太”作者和张爱玲或可粗粗归为同一大类，那么，张爱玲便是她们当中出色的代表，知张爱玲也需知“太太”“小姐”作者。知张爱玲又不能不知“太太”“小姐”们，她们是张爱玲的基座，也是一个映衬，不然，恐怕不易认识到张爱玲的非凡优秀。

曾经有学者断言，现代作家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沈从文，此话说得为时尚早。20世纪50年代初设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框架，是革命的进步的作家成就史，众多作家遭到排斥。虽然观念几经改变，书写不断有所突破，接纳了钱锺书、张爱玲、梅娘、徐訏等一批作家。但是仍不好说，如今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完全摆脱了20世纪偏狭观念的掣肘。在此观念左右下，许多屏弃的史料还没有全部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要全面完整地描述那段文学历史，除观念的改变，还有因为观念被遗忘的角落，不少作家、作品有待发掘、整理。《太太集》的出版，或许能引起学界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另类”女性作家们的关注。

书稿付梓时，出版社虑及书价过高将挫伤读者购书的承受力，要求删去120面页码。临时遵命，一删再删，割爱九篇，包括曾庆嘉的《山岗上的故事》、《从夏天到秋天》，算完成了指标。此书未出版先已成了残本，此记一笔。

2008年仲春于银花苑寓所

1943年6月，资深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在其主编的《紫罗兰》月刊第3期前言中不无感慨又难掩欣喜地说：“近来女作家人才辈出，正不输于男作家，她们的一枝妙笔，真会生出一朵朵的花儿来，自大可不必再去描龙绣凤了。”

这种花团锦簇的文坛景象并非出于偶然。一方面，繁花自有其内在的生长规律，傲人盛放的背后蜿蜒着一条漫长的自我积聚之路；另一方面，使世间万物感到窒息的“低气压”也许对这些花朵而言恰恰意味着自由喘息，对其他生物不相宜的水土偏偏能为她们造成特殊相宜的沃土。

在时代的进步和迁徙中，自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一直经历着文明洗礼和自身裂变的“新女性”，终于贡献出一个职业女性群体，她们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具备独立谋生的能力，且人生态度清醒冷静，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她们集体性地亮相于海上文坛，大规模地实现了“新女性，不是花瓶，给人装饰寻开心。是智慧的号角，吹出不凡的歌声”的宏伟志愿，摆脱了“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的女性传统职业，而进入“以思想悦人”的知识女性阶段。

随着大片领土沦丧，原本作为主流文艺力量的大批男性作家内迁，即使少部分留在上海，也不愿意点缀日伪统治下的文坛，或搁笔明志或构思新作，无不静待时机，客观上倒呼唤着文学新人横空出世，来填补这段特殊时期的文坛空白。于是，女性作家被推至前台。人生历练和文学经验都相对局限的一批女性作者，其创作并不体现民族意识，而更忠实于自己的文学趣味和创作理想，文学主流的中断反给她们提供天马行空、游走文坛的大好机会。因此，正当男性作家几乎集体失语之际，她们得以接过话语权，以集体的姿态光彩亮相。

仿佛是一种时尚，女作家在上海各大流行刊物如《大众》、《万象》、《杂志》、《天地》、《紫罗兰》、《健康家庭》等之上频频亮相，推介、吹捧、炒作，俯拾皆是。1942年11月1日出版的《大众》创刊号上即专辟“女作家特辑”，1943年2月20日出版的《万岁》第3期同样策划了一个“女作家特辑”，1944年2月《风雨谈》第11期又推出“现代女作家书简”，包括丁玲、许广平、冰心、陈衡哲、苏雪林、陆小曼、王映霞、沉樱、袁昌英、冯沅君、凌叔华、谢冰莹和苏青共13人，涵盖现代文学三个十年。而1944年9月《春秋》杂志再将张爱玲、俞昭明、施济美、汤雪华、陶岚影、郑家瑷、程育真、邢禾丽八位40年代女作家的书信汇为“女作家书简”发表。除此之外，各式女作家“聚谈会”、“纳凉会”、作品研讨会也不时召开，单是“新中国报社”在1944年就先后召开过数次女作家聚谈会，可谓一时盛况。

个中有集大成者，首推1944年12月出版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该书由著名女性文学研究专家谭正璧编选，无疑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女性创作的总体风貌。不仅收入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苏青的《蛾》、杨琇珍的《庐山之雾》、曾文强的《长春树》、程育真的《音乐家的悲歌》、邢禾丽的《上帝的信徒》、汪丽玲的《变》、严文娟的《性善》、汤雪华的《山乡》、陈以淡的《鞠躬尽瘁》、施济美的《小不点儿》、俞昭明的《玄武湖之梦》、吴克勤的《爱的制造者》、周■霞的《佳人》、张憬的《原野的灵火》以及燕雪雯的《海上的孤帆》共16位女作家的作品，可谓阵容强大，全面丰富，还冠以编者的一篇长篇叙言总领全书，对女性文学的创作潮流和诸家女作者进行客观学理的分析评价，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本集中的作品，虽然取材各异，风格多样，质地参差，却大多不约而同的呈现出一种有关女性生存境地和思想状态的沉重反思，这一点必然成为其中最闪光也最醇厚的魅力。

曾从轰轰烈烈的五四时代一路成长过来，她们聆听着“子君”勇敢地走向爱情时“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宏壮宣言，目睹着“洛绮思”因为秉承“学问和事业，是人生最好的伴侣”的信条而孤独地奋斗到中年时代事业的如日中天，也曾为不幸的“绣华”最终被“服从了母亲的话，爱人和意志自由便要受委曲了，不然，母亲又要伤心”的两难抉择逼入绝境而感叹。当时代的列车驶入风生水起的40年代，那时的悲剧人生是否已成为灰尘覆盖下的历史陈迹？当年的娜拉是否因幸福和成功而化作凝固的历史名词？

南婴笔下的蘅(《季候》)仿佛天生柔弱，须在男性力量的遮蔽下平平淡淡的安度此生。而实际上，她却在家庭环境和个人理想的合力催生下，近乎悲壮的完成了如“洛绮思”一样的使命，以持之以恒的学业来达成事业的完满和社会地位的确立，只是无奈的孤独始终伴随其中。当她有意无意间重叠了当年历史系李博士的命运，又面对着大学好友丽尼在婚姻家庭里牺牲消磨的那一份不甘，对自身困境的思考不得不陷入了僵局。对事业和家庭的二难境地的思考，对五四时代大部分尚处于封建罗网中的中国女性而言或许过于超前，所谓“洛绮思的问题”还属于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到了40年代直至今日，这种思考一直承载着强大的现实意义。正如1937年张爱玲中学毕业前夕在毕业生调查表“最恨”那一栏填写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婚”，她和同样富于文学才华却早早嫁人断送前途的同窗张如瑾，恰如小说中的蘅和丽尼。

在蘅这个以自己的形式坚强地贯彻着自己的人生信条的人物映照下，汪丽玲的《婚事》中被父权深深左右的少女罗敏，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城／乡、新／旧夹缝中艰难的女性命运。有乡土文化、传统思想和森严的家庭秩序做规范，罗敏生而不是她自己，而是罗氏家族的传人，父亲和父亲缺席后代理父权的母亲的女儿，是一个名门世家的活标签。因此，她的美貌、才华以及端庄的行为举止，无不成为点缀这一家族形象的完美图案。乡里亲近自然的游戏，洋场上与堂姐的摩登生活，新式学校中无意遭遇到的纯真爱情，都为她提供了逃离这种规定性的机会，然而，她终究没能冲决这道年深日久的藩篱，只能以极度失望后的昏厥未表示自己微弱的反抗。

另外如张憬的《蠢动》中三个家庭的婚姻矛盾以及意外的悲剧，丁芝《莫忘今宵》中疲惫的婚姻与千疮百孔的外遇感情，苏青《一个梦》中失去婚姻庇佑而被迫沦为情妇的无奈人生，都构成了对40年代女性发展水准和真实境遇的多声部回应。

当然，女作家们也着意塑造了一些平凡又难掩光彩的女性形象。何葭水笔下的“宝英”(《宝英》)虽身世坎坷，却志向远大且积极进取，用善良和智慧创造理想中的未来；曾庆嘉在《娼妇》中塑造的杨翠莲，貌似放荡淫邪实则英勇侠义，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吴克勤《廉颇生胃病》中的廉颇太太虽是历史间隙中的小人物，却比堂堂的廉大将军更清醒理智，富有决断。执笔的“她们”是承载着这个时代的普通一员，笔下的“她们”就更体现出对人生和命运默默的承担与坚守。

除了以上大部分都市题材作品之外，也不乏将目光投向广阔乡村的力作。曾庆嘉明显具有都市和乡村两副笔墨，像《从前的时候》这样的小说包含着强烈的都市感，而《天堂的背后》一类的作品则充满令人心生悲悯的乡土生活场景和人物。更引人注目的是张宛青的《饥饿》，作为众篇中唯一直接描写抗战时期日军铁蹄下广大农民极为惨痛的生存悲剧的小说，它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揭露显然触目惊心，对农民的深刻同情溢于言表，结尾尤其动人心魄。

1949年以后，这些女作家大多淡出了文坛的视野，潘柳黛甚至离开大陆，定居异土。除已知苏青继续奋战于戏剧领域之外，其他女作家似乎都各安其职，悄无声息了。正因如此，她们的生平资料虽几经挖掘，仍少之又少，如南婴、曾文强、张憬等作家竟至一无所知，不能不引为遗憾。不过这也呼唤着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为填补这个历史空白而继续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