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中国通史史论巨著。全书洋洋30余万言，上溯半坡、龙山远古中华文明，下迄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其吞吐涵纳端非大手笔莫办。

费正清屹立于世界中国观察家前辈之地位，历数十年而不衰。本书是他毕生成果的一项完整而定论性的呈现。本书记述中国与中国人4000年的悠久历史之精简、深入、权威，在学界无可出其右者。

出版说明／1

作者前言／1

译者前言／1

第1章 中国概况／1

 一、东亚的土地、民族与语言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第2章 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13

 一、考古发现 

 二、上古中国传统 

 三、中国的文字 

 四、商文化 

 五、西周 

第3章 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27

 一、东周

 二、诸子百家时代 

 三、儒家与道家 

 四、其他哲学流派 

第4章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45

 一、秦帝国的建立 

 二、汉承天命 

 三、西汉思想与学术 

 四、王朝的循环 

 五、东汉 

 六、中国第一帝国的灭亡 

第5章 帝国的再生／67

 一、中原文明所面临的挑战 

 二、佛教的传入 

 三、“胡人”重建帝国 

 四、隋唐 

 五、中央集权的复兴 

 六、佛教的汉化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6章 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91

 一、从古典时期到前近代时期 

 二、晚唐 

 三、宋朝 

 四、商业革命 

 五、社会与文化 

 六、新儒学(理学) 

第7章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117

 一、草原社会 

 二、蒙古帝国 

 三、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第8章 明代的国家和社会／137

 一、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二、明代的统治 

 三、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四、对外关系 

 五、明代的经济 

 六、明代统治的结束 

第9章 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163

 一、满洲政权的兴起 

 二、清代的统治 

 三、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四、衰落的开端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第10章 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195’

 一、传统中国对变革的反对 

 二、学术与思想 

 三、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 

 四、鸦片战争 

 五、通商口岸西风东渐 

 六、清末农民起义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八、清室的“中兴” 

第11章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229

 一、洋务运动 

 二、儒家统治制度的中兴 

 三、中国的反洋教斗争 

 四、条约体制下的经济发展 

 五、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六、缓慢的现代化进程 

第12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257

 一、外国侵入中国边境 

 二、中法战争 

 三、中日甲午战争 

 四、对华的强权政策 

 五、维新运动 

 六、义和团起义 

 七、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回应 

第13章 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293

 一、晚清的改良 

 二、辛亥革命 

第14章 中华民国兴衰／327

 一、思想和文化的革命 

 二、国民革命的背景 

 三、国民党的兴起与执政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统治 

 五、日本侵华 

第1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371

 一、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袖 

 二、成立人民共和国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四、“文化大革命” 

 五、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六、中国革命展望 

新版书后：中国之道／415

六、中国第一帝国的灭亡

三国鼎立

一如后世，汉朝朝中的将军们发动了政变。赋税制度的崩溃引发了徭役制度的崩溃，也破坏了与之相关的军役制度。代之而起的职业军队日益成为各镇将军的私家队伍。全国性的起义爆发后，这些将军实际上成为独立的军阀，很快就完全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各方势力在混战过程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北方控制在曹操(其父为太监养子)手中，刘备占领了四川，孙权则盘踞在长江下游和华南一带。这种政治分立恰与地理吻合，该格局在后世也一再频繁出现。

曹操于220年死后，其子篡汉称帝，国号为“魏”。在此之前的30年中，东汉已是名存实亡，此时终于寿终正寝了。次年刘备亦在四川称帝，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因为刘备乃是汉室的后裔。222年孙权依样画葫芦，建立了吴国。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史称“三国”。

三国的结束

按照朝代循环的理论，三国中应该有一国或有其他势力兴起并很快重新统一全国，从而又出现持续200年左右的大一统政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此时正经历着一场远比政治崩溃更为深刻的危机。汉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差不多与罗马帝国同时，其方式也几乎是如出一辙。两国都处于相类似的技术发展水平，都未能协调好人口、财富和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导致了最终的覆灭。

中国第一帝国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财政问题。到了公元前1世纪，由于豪门巨族牢牢控制了大量的财产，这一隐患变得非常突出。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后，不得不向他们做出更大的让步。从那时起，帝国的衰退过程便加快了，而东汉政府也始终未曾拿出有效的措施来阻止这一颓势。事实上，专制统治正是它本身最大的敌人。皇帝把大量的田地及农民永久性地赐给皇亲国戚、宠臣奸佞和将相高官，而后者往往贪得无厌，又进一步导致了统治的恶化。

到了公元2世纪晚期，豪门巨族势力之大，连朝廷都奈何他们不得了。事实上，倒是朝廷操纵在他们手中。220年后形成的三国分立局面，不过是将这种情形公开化罢了。魏蜀吴三国也非统一稳定的帝国，国家政权亦或多或少地掌握在各国巨族与诸将的手中。三国及后继的各个朝代均欲重振汉朝当年的制度，但至多不过是某种不到家的摹仿罢了。这些国家大都只传了一世，某一军事强人建立了政权，但传到了下一代或第三代时就灭亡了。

三国时战事连绵不断，在后人看来，这倒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263年，魏吞并了蜀汉，但两年后，司马炎篡夺了曹家天下，建立了晋朝。晋武帝于277年灭掉吴国后，暂时统一了全国，并努力恢复汉朝的制度。但历史的潮流无人能够抗拒。当时登记的人口只有1616万多人，这显然表明当时有大量人口不归政府控制或不交纳赋税。晋武帝并未真正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晋朝也是一世而亡，晋武帝死后不久的290年，国家便又立刻陷入了内战之中。

异族的入侵

导致帝国体制分崩离析的一个新的因素此时得到了凸显。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从未放松过戒备。不过如今形势逆转，几百年来的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这种180度的角色转换可以从对立统一的“阴阳”二元论中找到部分答案。汉时对胡人的征服其实已埋下了此时胡人征服中原的种子。归降汉朝的匈奴部落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半农业社会。胡人以其娴熟的弓马作战技术，亦成为中原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中国边疆及防御体系沿线就聚集了大量半汉化的胡人。这与晚期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因为后者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和防御部队这时也同样落到了日耳曼“蛮夷”的手中。

中国第一帝国解体之后，准农业区的胡人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费吹灰之力就突入了中原，他们在此寻找更好的牧场或抢劫杀掠。304年，匈奴中的一族宣布独立，306年又洗劫了当时的国都洛阳，屠杀了当地的30万名居民。在此之后的100多年中，中国北方连续被不同的胡族所争夺和占领。只有四川凭其蜀道天险、长江流域和华南有江河天堑得以躲过异族的蹂躏。

大批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逃往蜀中或江南。结果，中国南方的人口比3至5世纪时陡然增长了好几倍，同时该地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也随之加快了步伐。

南朝诸国

洛阳失陷的次年(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南京)称帝，史称东晋。建康很快变成与洛阳相埒的大都市，汉朝的豪华生活方式在那里又得到了继承。不过东晋政权仍然很虚弱，一直受制于朝中的大将军，而后者亦每打算篡位自立。东晋一心想收复北地，但每次北伐均未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成果，而且在本国国内还时时面临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威胁。

最后，东晋大将刘裕于420年篡位称帝，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以区别后世的赵宋。接下来的150年间，这种篡位的活剧又一再搬演：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失败，一次又一次大将军从幼主那里夺来皇位……齐于479年灭宋，梁于502年灭齐，而陈于557年灭梁，其速度之快，令后人叹为观止。

300多年来，各朝的开国之君均想重建汉时的大一统政权，但他们都遭到了失败。每一朝代都是前一帝国的翻版，无一例外都是朝廷暗弱而完全受制于门阀士族，一如两汉当年。汉朝的遗绪也许能苟延一时(正如在拜占廷衰微的东罗马比西罗马多延续了不少时光)，但汉朝本身却一去不复返了——至少汉人只凭一己之力是无法重振这一帝国了。正如拉丁人与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欧洲后世的历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是由“蛮夷”与中原汉族共同谱写的。

P63-66

费正清被西方誉为“头号中国通”，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对中国的见解，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影响甚巨。费正清的中国史著作可以看作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最具经典意味的著作，他的史论不仅开拓了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学风，其影响亦早已深入到西方各国的决策领域，故而对把握西方对华政策，也良多参考。他的史论虽仍难免隔岸之误，但以其对中国历史把握之深、史料掌握之厚，因之和其他西方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比，显然更接近于中国历史面目的本相；兼之其深厚的西方治史修养，风格自成一家。在中国，他的史著早在“文革”后期便悄然引介进来，曾经影响整整一代学人，以至于很多史家学子，在撰史立言时以影从于费正清为一时风尚。当此时下，这位西方中国史泰斗已经逝去近20年，费正清风格也不再是一种时髦。然而，芳菲散尽，风骨犹在。历史本身绝不会褪色，费正清的史著也历久弥新，成为恒久阅读的经典。

本次出版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不是费正清最杰出的作品，却是其最平易浅显的作品之一。这是费正清唯一可以称作简明中国通史的著作。其论述精当、记录简约、体系完整，深显费正清之神韵，既堪作阅读费正清史著的初尝，又足可作简明中国通史的必备。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费正清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始终是站在他者的立场。书中的部分观点反映其西方学者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晚近历史的见解是应该进行商榷的，有些甚至可以看作是错误悖谬的。对于这些偏差，我们中国读者在阅读中，应该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

中国之道

china：Traditon and Transformation一书的读者是美国入，而它的中译本《中国：传统与变迁》的读者是中国人。读者不同，书的意义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是——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一中国人。然而何谓“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中国”的人。那么“中国”究竟何指？这是一个问题，借用费正清的话说乃是一个需要回应的挑战。

“中国”具有双重所指。首先，“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意谓中国之地；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人文概念，意谓中国之道。前者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个“中国”是相对四方而言的天下之中。“天下”不断变化，“中国”亦随之不断变化。《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淮南子·要略》：“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此“中国”相对蛮、夷、戎、狄而言。《荀子·王霸》：“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间、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此“中国”则相对齐、晋、楚、吴、越而言。《淮南子·齐俗训》：“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髦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入削髋其于服，一也。”《人间训》：“(秦始皇)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此“中国”则相对夷狄、胡越、苗羌、流沙、辽水、朝鲜而言。今天的“中国”又有所不同。

中国之地不断变化，中国之道则相对稳定。《战国策·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记赵公子成语：“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法言·问道》设宾主问答：“或曰：孰为中国？日：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在这里，“中国”意味着人文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即相对于野蛮、蒙昧、落后状态而言的文明基准与极则(古人所谓“皇极”《尚书·洪范》：“皇极：皇建其有极。”孔安国传：“太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蔡沈注：“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名，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或“人极”)，也就是“中国之道”。

自尊和自大原是如影随形的两面。有人也许会问：“中国”是否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一意识形态？如本书作者费正清就认为：“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构成一种“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于是在军事上被“蛮夷”征服的中国却能在文化上保持不败地位并最终成为胜利者；同时异族的统治憎恶也导致了中国入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第八章第一节)。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尽管如此，这种“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与西方近现代以来盗用(道可盗！)“进步”、“解放”、“正义”、“文明”、“民主”、“自由”、“人权”等名目出现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一种经过改装的、伪善的帝国主义一国家权力意志。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中的卡利克勒斯(callicles)第一次露骨地宣布了这一原则：“强者谋取弱者的利益是正确的，人越是能干，就应得到更多的利益。所有动物、整个国家、整个人类显然都是这样，人们把这种权力当做君主之权和强者对弱者之权。”(《高尔吉亚篇》483D，《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卷，第369页。参见490A.)当费希特说“国家把自己视为完备的文明王国，并以这种资格处于反对不文明的天然战争状态”(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沈真、梁志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并以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世界为例，指出：

懦弱的半野蛮人对于那时在阳光下成长起来的最有才华的民族，由于它人口数量少而表示过蔑视，还竟敢抱有征服它的念头……，这种丑恶行径不应不受惩罚；在出现正义的时候，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有教养的民族应该进行统治，野蛮人应该效劳。(同书，第41—42页。)

也无非是这个意思。费希特认为“这一理念早在古希腊思想家中就已经萌发”，他以为自己说的是柏拉图[后者强调“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参见柏拉图：《法律篇》626D一627A；《国家篇》431B—D。)按“主人”和“奴隶”隐喻(首先是个人，其次是城邦内部)“理性”和“激情一欲望”，如同孟子所说的“大体”和“小体”。]，其实是卡利克勒斯。而当黑格尔宣称历史是“世界精神”(这和“永恒正义”几乎是同义词)的舞台，“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力，至于生活在那个环节中的民族则获得幸运与光荣，其事业则获得成功”，或者说“这种环节作为自然原则所属的那个民族，在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发展中，有执行这种环节的使命”，换言之“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45—347节，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3页、354页。)时，他不过以一种精巧的“辩证法”(如所谓“理性的权术”(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4—39页。)变奏形式重复了卡利克勒斯一费希特的主题。一如卡莱尔的“英雄”(参见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第六讲)“作为帝王的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现代革命论”开头一段话：“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种英雄的形式，即我们所说的王政(Kingship)。这是人类的统领——我们的意志要服从于他的意志，忠贞不渝地屈从，并且在当中发现自己的福祉——他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类伟人。他简直代表了所有不同形态的英雄人物；教士，教师，我们所能想到的寄寓在一个人身上的任何尘世的和属灵的尊严都得到了体现，从而统领着我们，不断给我们实用的教谕，告诉我们每日每时要做什么。他被称为Rex、Regulator、Roi，我们自己的叫法更好：Ki ng，即Kfnning，意思是能者(can—nig，Able—man)。”(Thomas carIyIe：Heroes，Hero—wh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4，p.200.)和尼采的“超人”，他的“世界历史个人”(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0页。)预告了“元首”、“领袖”、“人类解放者”、“文明世界的拯救者”等等自居为人类先进文明的传播者和捍卫者的帝国主义国家个人的出现。

强权=公理；公理=强权(培根的说法是“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则将之表述为“权力-真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各色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逻辑。

中国的民族一文化中心主义不是这样的。诚然，中国古人也认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因此需要“建用皇极”(《尚书·洪范》)，以“先进”教化“后进”，但是教化之道在于“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例如叶公问政，孔子日：“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鲁哀公问政，孔子日：“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入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礼记·中庸》，参见《论语·尧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又告弟子冉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相传舜帝“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尚书·大禹谟》)，对此孔子由衷赞叹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入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礼记·中庸》)汉元帝时甘延寿曾上书说“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似乎可算一个例外。然而，“必诛”的前提是“被犯”，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此法则之前或之上，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法则，即避免战争，至少是不主动挑起战争。这其实是国际关系层面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即意味着建极作则、以德服人。这是中国古代人文政治的最高理念，也是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真髓。或者说，这就是“中国之道”。

近现代以来，从“师夷长技”、“以俄为师”到“超英赶美”、“与国际接轨”，国人渐渐摈弃而遗忘了“中国之道”；它的现代变体形式——“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国情”——往往成为一种无奈的自我辩护或自作聪明的遁词。与之相应，是对传统的轻薄、侮慢和掊击。传统是“枷锁”，是“铁屋”，是“吃人者”，是“梅毒”，是“长夜”，是“酱缸”……总之，我是无辜的，一切都是传统的错。传统成了我们自身无能的替罪羊。这是另一种精神胜利法的鸦片：就在这样惬意地自欺欺人的同时，我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戕害了自己的文化生命。

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Edmund Bu rke)曾经说过：“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敬你们自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7页。)只有正视传统，才有可能实现文化自觉而重建中国之道。正视传统，意味着不再抽象地、不负责任地漠视、蔑视和敌视传统，把传统视为有待解剖的死尸、被化验的病毒那样的外在客体，或者是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地鼓吹传统，把传统作为廉价的情调消费品和功利主义政治道具，如时下流行的“重读经典”、炙手可热的“国学经济”、愈演愈烈的“始祖祭典”、四处开花的“孔子学院”，而是真切认识到传统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存在的自我解释，即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解说、解答、解脱、解决、解放、开解、了解、调解、化解、和解、消释、开释、释然、释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并继续开出“中国之道”，诸如中国品牌、中国标准、中国价值、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梦想，等等。

变迁是传统的前景，传统是变迁的归宿。传统本身意味着变迁，或者说变迁本身构成了传统。“中国之道”在传统和变迁之间不断拓展延伸，而所谓“中国入”，就是这一“中国之道”的印证者和践行者。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大道之行，始于足下！

张 沛

2007年10月中旬于北大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