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当前欧洲所处的社会关联和民族意识背离等现实境况，从国家意识、地域关联、生活形态，以及战争、宗教、公民权利、社会冲突等诸多方面，阐明自己所推崇的世界多样性的主张，并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加以新的定位，完成了“一切都是平等的，但每个人又是不同的”世界主义新构想。

究竟是什么使世界主义的观点成为“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又是什么呢？这个单词里面包含着最令人称奇，同时又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本书根据当前欧洲所处的社会关联和民族意识背离等现实境况，从国家意识、地域关联、生活形态，以及战争、宗教、公民权利、社会冲突等诸多方面，阐明自己所推崇的世界多样性的主张，并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加以新的定位，完成了“一切都是平等的，但每个人又是不同的”世界主义新构想。

引言

为什么世界主义的观点是“世界主义的”

第一部分 世界主义的现实主义

 第一章

世界意识，无国界意识：区分哲学世界主义和社会科学世界主义

 第二章

其他人的真理：世界主义与其他类型学派的交往——差异、误解、自相矛盾

 第三章

世界主义的社会及其对手

第二部分 具体化，展望

 第四章

政治的政治：世界主义化与反世界主义化的论证

 第五章

战争即和平：关于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战争

 第六章

世界主义的欧洲：现实与乌托邦

参考文献

3.世界主义化与机构化世界主义的区别

最后，不仅是世界主义化与世界主义观点之间的差别，而且世界主义化与机构化世界主义之间的差别也很重要：在哪些条件下，在哪些限制下，通过哪些参与者可以转变并长期调整世界主义的某些政治原则？这个问题可以示例性地在全球危机社会理论的框架内得到处理和回答。随着对全球性相互依存危机的认知，冲突纠纷的威胁、可能性和阻力等——例如环境政策和人权政策方面——都逐步倾向于世界主义的解决方案。

在可以追溯的、并不遥远的过去的某个时段发生过一次社会秩序认知方面的实质性变化。这个已不再被首先理解为一种“好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坏商品”的生产和分配阻止了已建立的民族国家机构的控制要求。自我认知方面的这种类型变化已使现代社会组织及其机构和功能的类型陷入一种全球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危机之中，在政治上它采取的是价值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气候变化(“太阳危机”)、全球性贫困、跨国恐怖主义、疯牛病危机、艾滋病等等。我把这个相互依存关系危机称为“全球危机社会”。它把在一种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组合中将现代社会理解为资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也推人一场危机。这种消除边界在文明意义上所产生的和相互依存的不安全性和危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公开的、大众传媒策划的危机认知的优势，它们构成了划时代的区别。在全球危机社会中，相应地在所有层面上～一政治、法律、科学、经济、日常事物——都涉及到控制不可控制内容的强迫伪装。

在空间方面，我们感觉到是在与不考虑民族国家边界或其他界线的危机对峙：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和臭氧层空洞涉及到大家每一个人(虽然并不以相同的方式)。与空间类似的还有时间上的消除边界：问题的长期潜伏周期，例如清除核废料或转基因食品的作用，避开了与工业危险打交道的通用惯例。在社会范围内，最后将潜在危害和由此产生的责任问题归因于：若有人在重要法律意义上“引起”环境污染(或财政危机)，那么他是很难被认定的，因为这个认定是以众多个别作用因素组成的共同作用为基础。因此，文明的危险表现为大部分去区域化，因此很难归咎原因，民族国家也几乎无法控制。

这里必须至少区分出全球危机社会的三条不同的冲突轴线：第一条是生态的相互依存危机，从这种危机本身可释放出一种全球性原动力；第二条是经济的相互依存危机，这种危机首先会个体化和国家化；第三条是通过恐怖主义的相互依存危机造成威胁。

在所有的差别中，生态的、经济的和恐怖主义的相互依存危机有一个共同的实质性特征：不能把它们归因于我们生活环境的外部危机，而是必须把它们理解为文明社会制造的后果、行为和不安全。就此而言，文明危机潜在地锐化了一种全球性标准意识，促成了开放性并使世界主义观点成为可能。在全球危机社会中——该主题表述如下——在探究原因和促成者问题上全球性威胁激起了新的政治冲突，在关于定义与责任的争论中，这种冲突促进了机构化世界主义。

在某种条件下将会产生文明危机的冲突，例如，工业化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对发展中国家保护全球性资源如热带雨林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们却为自己谋求能源资源的最大份额，当这个方面出现争论时，冲突的发生无可避免。由此也许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与全球性社会化的任何一种形式发生过关系。这样的视角错误地将社会与意见一致等同起来。与此相反，通过解释，必须找到世界主义的解决方案，这种冲突本身具有一种综合功能。没有新的全球性机构和调节机构—～因此在意见一致方面也没有一定的尺度——此类解决方案的前景几乎不可想象。超越国界的长期结果和出乎意料的期待激发并建立起跨国危机共同体。“结果公开”，它导致全球危机社会的非自愿政治化。

世界主义相互依存的日常经验空间的形成并不像一种人与人的爱情关系。它产生和存在于对全球危险形势认知的紧迫感。这些危机制造出一种明显的合作压力。用设计的和可接受的世界主义危害尺度创造出一种超越所有国家边界和河流的共同责任与行动空间，这个模拟国家空间的空间可以(但不是必须)促成外来人之间的政治行动。那么它将是这样一种情形，可接受的危害尺度导致产生世界主义的标准和协商，就是说，产生了一种机构化的世界主义。

迄今为止，针对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和政体的形成的研究却表明，从危害定义转换到行动定义是多么困难。有关危害的长期沟通是非正式世界主义标准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如果人们把他们的潜能局限在全球富有成效合作的新的和尚待建立的机构上，那么全球危机社会的社会化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在任何世界主义机构化之前，已经从对人们认为无法忍受的实情的愤慨中形成了全球性标准。全球性标准的产生并非一定依赖于有意识努力奋斗的“正面”的标准制定，而是可以从全球性危机和危险的评估中为自己——似乎是“负面”——提供素材。这已经表明，即便在冲突的界线不能简单地进行地域划分的地方，也会爆发冲突。更确切地说，现在产生的是新的、部分地避开地理差别(例如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冲突界线。

那么，分析一经验主义的世界主义化自己划定了与标准的和政治化的世界主义的区分界线。这种区别不仅使对日常事物和全球危机社会的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似乎“没有价值”的研究成为可能。它还强迫分离，但没有强迫我们忽略在一个危害到自己的世界中标准的和政治的世界主义。事实上，它首先同意这个问题：世界主义观点(以及国家观点的批评)的分类规定和知识如何与世界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题进行对比？世界主义的民主、平等、团结、法律、政治、国家等如何成为可能？

世界主义的观点变化在一种世界主义批评理论(贝克：Towards a New Critical Theory With Cosmopolitan Intent，刊登于：Constellations，4，2003年12月出版)的意义上开放了一种民族的非怀旧式批评的可能性——国际法的、国际机构的、演变成新战争转折点的可能性，它们用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国际二元论的退色和没落威胁(我们)。该可能性包括两个论证步骤：国家观点的批评和暂时搁置社会和政治的世界主义法则。

P27-30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研究

一、全球化：我们所在世界的知识语境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迅猛加强。全球化现象凸现于世，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词语，在全世界主流媒体上不断出现、在大多数人的嘴边流动。随着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快速渗透，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呈现出来，美国左翼学者爱德华·赫尔曼认为：“全球化迄今带来了生产力的衰退、社会的灾难和对稳定的威胁”；“全球化是对民主发动的进攻……”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不管人们是欢呼还是咒骂全球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就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关照、介入现实的新工具。他指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德国教育部副部长格尔茨对全球化的过程和本质体认尤深，他认为全球化使这个社会成为突然加速的社会。关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西方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策划的。我们认为这样评判全球化本质属性，虽然有犀利的批判性，但是太简单化。历史发展结果是许多已知的和未知的多种合力进行多向度交融而产生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有着强力意志的某些国家独自驾驭的结果。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乌尔里希·贝克在1998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化》一书指出：“全球化既是一种新知识的象征，同时它本身也是经验文化。这种历史经验的传播通过现代信息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的行为展望和远景预期。”

2004年11月我在德国波恩大学做访问学者，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采访贝克教授，询问6年之后，面对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如何看待全球化？贝克教授说：“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无疑是各学科讨论的焦点，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动态的、‘一种正在运动中的发展过程’的名词。全球化相对于全球性或全球主义而言，更多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跨国家、跨文化的相互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因此，全球化是一个沟通相互不同的原点的语言桥梁。其全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非线性的过程，而在于它可能指明了一些已然形成的、经验的、历史的、多样的过程。”

二、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西方有关学者在反思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9·11恐怖事件之后，认为风险不是只拘囿于某一地区或领域，全球化的快速进程把风险带到世界各地，风险社会已经转型成为全球风险社会。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风险社会理论是对未来世界也是对现实世界将可能存在和业已存在的“社会疾病”经过详细的了解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诊断性结论。比较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最大差异，贝克睿智地拈出人类普遍的情感反应：“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来概括：我怕！”贝克说：“我们的世界是个世界风险社会。必须将它理解为这样一种现实，它进行自我侵害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根据贝克的理论，以及风险社会理论在西方的最新发展，我们可以把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概括为：1.现代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源自人类对自然与科技完美的幻想。在今天，科技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人类对科学宗教般的虔诚，使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中呈现了高度不确定性。2.现代风险表现为显现的时间滞后性。我们总是在风险转化成危险或者事实的时候，才意识到风险的存在。3.现代风险的发作具有突发性。风险的积累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把握风险从量变到质变的度尤为困难，渐变与突变是风险发作的形式，生态脆弱以及人类对地球疯狂掠夺速度，促使风险呈现形式多为突、变的形式。4.现代风险具有超越常规性(因为科技的应用所带来的损害往往大于其功能)。风险的呈报形式随着科技形式的千变万化，而使人感觉到迷途和困惑。5.现代风险具有超常的传染性。随着全球化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频繁交往和社会安全的幻觉使风险具有超常的传染性。6.现代风险的传播与渗透具有全球性。从“9·11”事件之后，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盛行，并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进入泛滥期。7.现代风险具有人们无法回避的临近性。城市拥挤、居住空间的狭小、避难场所的缺失，人们在面对风险时所表现出的慌乱无措和相互影响，都使风险具有无法回避的临近性。

由于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广泛影响性(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危害的全球性(因为现代风险的危害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个别民族政府来承担。

贝克对现代社会里技术安全神话的塑造和迷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与阶级社会的“平等”理想不同，风险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出于恐惧的心理而不断走向联合：“焦虑的共同性替代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成标示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转化而来的联合。”

三、风险社会与中国

2003年在北京肆虐的非典型肺炎，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以及在几个省流行的禽流感事件，都展现一个事实：风险社会对中国而言并不遥远。关于风险社会与中国的问题，我在德国与贝克教授进行了学术对话，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贝克教授认为，造成安全风险的原因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其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及严重的不负责任，为风险发作埋下了种子。其三，社会发展失衡对城市本身构成巨大的威胁。我当时就对贝克教授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的论断提出质疑。他说他这一观点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他还坚持这么认为。我请他说出坚持的理由。贝克教授说：中国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两三百年现代化里程，其间社会转型的痛苦、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宛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快吃一盒压缩饼干，短时间可能还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涨痛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就是社会学常说的“压缩饼干”理论，考察西方社会的古今，概莫能外。我援引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诗作“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可能”进行反驳。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虽然局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开始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努力化解社会和经济风险。贝克教授颔首微笑表示接受我的解释。

四、风险社会及其解决之道

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当中提出以症候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发现马克思未曾言明的东西，从而把握资本主义运行的规律。阿尔都塞认为，要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通过反复阅读去发现马克思在文字表述背后的心理过程，他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作症候阅读法，即，如同从病人的病情症候去寻找病因一样，通过把握马克思主要著作的文字、概念去挖掘著作深处的理论动因——无意识动因。该方法完全适用于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我们可以借用“症候”这个术语及其研究方法去研究风险社会，从而发现风险世界当中未曾显现的症候和先兆，最终把握先机。我们因此提出风险症候学。

我们知道，国际上在研究和测评贫富差距上有基尼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有GDP和GNP，是否能联合环境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一起研究合作设计和建构风险社会年度指数？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是短时间里就能完成的。

五、全球化语境下风险社会理论的启示

在全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入研究和探讨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理论对我们理解风险、认识风险、化解风险、超越风险，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语境和知识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将对构建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

1.全球化加速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风险意识。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里，在论及常人对死亡态度时说：常人总是认为死亡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其实死亡是每个个体不可逃逸的天命。常人对死亡态度与对风险态度非常相似。人们总是认为风险是遥不可及的未来，风险是别人的风险，与自己关系不大。其实，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日益的泛化和深度扩张，风险随时随地发生的几率在增高，风险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2.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反思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以理性主义为依托的现代性，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贝克教授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提出的第二次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与第一次现代性一样，均重视人的理性；但第二次现代性更注重现代性的解构问题，且更强调多元性与不确定性。因此，贝克认为，由于共识的超越性、价值的整合性、利益的同一性及对制度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造成民族、国家、意识的解体，从而引发了众多问题。所以，现实社会应该寻求一个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寻求“反思的现代性”，在这个新的社会整合当中必然要存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逻辑。

3.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责任意识。今天大多数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体看到或觉察到“风险”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知道，甚至全然不知风险的严重性，有的甚至为风险的存在而兴奋。因此“风险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主张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要求行动者不仅对他人或对集体都应以“责任原则”衡量自己的作为，还必须为下一代负责，这种精神与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或许这预示着伦理必然要攀登现代性的高峰，以此彰显“社会性”的一面。  4.风险的治理要建构合作意识。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在风险治理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而不能仅仅以简单的因果思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进行决策，因此它更是决策意识文化。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

5.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要树立前瞻意识。风险社会理论建构的就是面向未来，探询和预见未来的不可预见性。风险社会理论既不是江湖的算命先生，能预测未来，也不是摇唇鼓舌的骗子，危言耸听。风险社会理论站在当代环境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整合的前沿，对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出科学的分析和诊断，以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薛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