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全面反映在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历程中，人民解放军与特殊的敌人，采用特殊的形式，进行一场特殊战争的纪实丛书，是新中国历史中一段波澜壮阔、曲折复杂、可歌可泣的历史，值得后人永远记忆！

《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之《西北大剿匪纪实》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在西北五省(区)波澜壮阔剿匪肃特的历史画卷和那个历史时代一些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填补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剿匪肃特历史的空白。

《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之《西北大剿匪纪实》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在西北五省(区)波澜壮阔剿匪肃特的历史画卷和那个历史时代一些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填补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剿匪肃特历史的空白。

第一章 生死搏斗

第二章 风卷残云势如虹

第三章 梦断秦巴山脉

第四章 “救国军”命丧黄泉

第五章 八勇士智取华山

第六章 “北霸天”身埋黄沙

第七章 马家军狼狈西窜

第八章 鏖战高原草地

第九章 毛泽东关注西北剿匪

第十章 铲除“三害”

第十一章 “我们是子弹” 

第十二章 平息“5·8”叛乱

第十三章 马忠义抵不住一颗手榴弹

第十四章 独臂将军挥刀砍“顽瘤”

第十五章 活捉“贺兰王” 

第十六章 驰骋千里河西

第十七章 保卫伊吾

第十八章 追剿匪首乌斯满

第十九章 “青龙大元帅”葬身莲花山

第二十章 凯歌满天山

第二十一章 “王胡子”手中的算盘

第二十二章 对叛匪的十七次劝降

第二十三章 “4·2”叛乱始末

第二十四章 雪域升起红太阳

第二十五章 最后征战

后记

在祝捷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一次会议上神采奕奕，笑声朗朗，他说：“西北全境解放了，半年来军事胜利的发展是超过我们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至祖国最远的边疆帕米尔高原。”接着，他高度评价了西北人民军队创建的这一历史功绩：“在半年中彻底消灭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军近千里，在天寒地冻，缺少鞋袜棉衣的情况下，越过雪山草地、戈壁沙漠，这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只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才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摘自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

西北全境解放后，第一野战军主力分驻各省(区)。第十九兵团驻陕西关中(欠六十军)，第十九军驻陕南，第三军驻甘肃河西走廊，第七军驻陇南天水，第四军驻临夏，第六十五军驻宁夏，第一军驻青海，第二军、第九军驻新疆南疆，第六军和第五军驻新疆北疆、东疆。当时，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肩挑的担子还很重，摆在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他们将迎接新的挑战和考验。

在军事上，骁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消灭了长期统治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队的主力51．9万人，西北国民党爱国将领左协中、胡景铎、彭铭鼎、周祥初、蒋云台、王治岐、马鸿宾、马悖静、陶峙岳、鲍尔汉等部共20．56万人起义，其中将官146人，校官约600人。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投降的将校军官中的绝大多数人愿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死硬分子，是十足的复辟狂、反革命。另外，当时溃散在西北城乡的国民党尉官以上的人数达1．3万至1．7万人，散兵游勇达10万之众。散失在民间的枪支有6至7万件。这些人当中的一小撮本性未变，杀人越货，剪径为贼，横行乡里，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幸和灾难。他们采取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新生的人民政府较量，把已经熄灭的战火再次点燃。当然，他们更寄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妄图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

在经济上，蒋介石、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逃到了一叶孤岛台湾，留给西北的是一个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匮乏，失业众多，市场混乱，比全国其他省(区)更加落后，“国民经济中大约农业占75％，畜牧业占20％以上，近代工业及手工业不到5％。”(摘自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关于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当时，西北财政罄尽，只好向中央伸手要钱。

彭德怀向中央汇报说：“西北目前军政人员数达百万人以上，约占西北五省人口4．5％”，“按照目前西北可能的收入，大约只能解决西北财政支出25％(包括若干必须建设事业费)，其余75％是赤字，需由中央政府在统一筹划中补贴。”(摘自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关于西北工作情况汇报》)

在国际上，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与新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美国政府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禁运，在军事上实行包围，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追随美国政府反华反共的一些国家，在国外秘密建立培训特务基地，向西北遣送特务分子，从事颠覆破坏活动。

在国际国内动荡的形势下，西北五省发生的天灾、匪祸，给各族人民带来了苦难，使社会处在严重的动乱之中。

天灾：陕西的虫害、水灾最为严重，灾民多达71万人，由鲁豫逃荒的难民有5万，渭南、华县、华阴、三原、泾阳、高陵、周至粮食无着，饥民逃荒外出。铜川市矿工失业有万人。陕南南郑一县灾民约13万人。陕北因灾害50万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其中20万人需要救济(摘自《群众日报》第928期)

在青海，“去年(1949年)夏至秋，各地曾发生程度不同的雹灾与水灾，受灾地区有53个乡87个村，受灾的面积为203383亩，受灾人口为58625人，灾区大部分散在互助、湟中、贵德、乐都、门源、大通、湟源、化隆、共和等县，其中以互助县高寨乡灾情最重，灾区农区一般都缺乏种籽口粮。”(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关于《青海省工作报告》)

在甘肃，“不少地区遭到风、雹、雨、冻、水、虫、鼠灾害。据临夏、庆阳、平凉三个军分区不完全的统计，16个区、51个乡，遭灾的有22600余户、9300余人，受灾面积228．9万余亩。畜牧区额齐纳旗因大水淹没草地，牲口饿死了一半”。(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关于《甘肃省工作报告》)

宁夏、新疆两省(区)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水、旱、虫等灾害。

中共中央、西北军政委员会，对灾情十分重视，对灾民非常关怀。1950年2月9日，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发布《生产救灾指示》，给陕西省拨救济粮11万石，向甘肃拨救济粮3万石，甘肃省向重灾区临夏拨款l亿元、粮1000石。各地军民在“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鼓舞下，发动群众，互助互济，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渡过了暂时的困难。

匪祸：土匪，这种反动势力，总是伴随着战争、灾荒在东方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萌生滋养了几千年，在大西北这片荒蛮封闭的黄土地上兴风作浪，破坏人民大众的和平生活。他们在国民党当局的策划和指挥下，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恢复“中华民国”为政治目的，提出“反共”、“救国”、“保教”、“保民”、“打倒解放军”、“抗粮抗税”等反动口号，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暴动颠覆活动。

当时，西北股匪共有大小470股，人数约13万，加上被匪特裹胁的9万多各族群众，总数为22万多人。其中陕西160股，3万多人；甘肃140多股，3万人；青海105股，1．5万人；宁夏24股，3300人；新疆近50股，约5万人。

然而人数较多、危害较大、流窜地域较广的土匪有：陕北的高怀雄，陕南的王凌云，甘肃的马国瑗、马保，宁夏的郭栓子、马绍武，青海的马英、赵遂，新疆的乌斯满、胡赛音等。

众多的政治武装土匪与反动封建的群众团体(如一贯道、无极道、棒子队、夜壶队、大刀队、红枪会)相互勾结，煽动民乱，也是西北匪特猖狂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西北反动封建势力很大，也十分嚣张。陕西一贯道的领导机关密设西安，常与重庆等地的特务组织联系，中下层头目多为反动军官、地主、恶霸、流氓。一个时期道徒发展多达18．7万余人。实际情况远比这些严重得多。甘肃天水当时只有200万人，道徒有10万之众，参加青红帮有1万人。陇西县一贯道徒有4万余人。宁夏吴忠堡的一贯道伪造“天书”，诬蔑解放军的帽徽：“五角星是五魔兆，八一是九九关”。说什么：“解放军现在还有最后两关：台湾、西藏他们再过不去了。”陕西镇安柞水的“红枪会”、永寿境内的“黑军”，拉拢当地兵痞、流氓，扩充反动武装，誓与人民为敌。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蒋介石还打出了两张“王牌”。他命令“军统”、“中统”特务“长期潜伏，与共产党斗争到底！”“军统”和“中统”本来是蒋介石法西斯政治的产物，是蒋家王朝的鹰犬。蒋介石逃离大陆前，曾对“军统”头目毛人凤说：“过去我们杀的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对部属再三交待：“领袖这个指示是英明的，大家都要重视。”1949年3月，毛人凤在重庆召集西南、西北及广西、湖南等省特务头目开会，搞了个“应变计划”，明确提出“还乡运动”，要求留在大陆上的特务分子“返回自己家乡，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继续进行“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开展游击活动，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潜伏特务组织的支持下，由国民党遗留在西北的党、政、军、宪、警、匪以及当地部落头人、喇嘛、教主、地痞、流氓组成的反动势力，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在解放之后的两三个月后就把染血的屠刀砍向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城镇乡村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在陕南，受美蒋特务纵容唆使的镇安、上关两县147个村中的52个村，有2737名村民组成14个“棒子队”和“夜壶队”(即晚上出来搞破坏活动)，见到乡镇干部，他们就抓，就打；看到有用的财产，他们就抢，就拿。一时间，弄得当地鸡飞狗跳，人心惶惶，田园荒芜，很不安宁。

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武威原国民党凉州专员冶子明伙同骑五军营长马彦彪等人，纠集20余股、3000余人的武装土匪，成立了所谓“中国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在武威、天祝、古浪、民勤、永昌一带流窜，狂叫：“先打区政府，后取凉州城。”密谋发动武装暴乱，赶走解放军，推翻新政府。

在宁夏，从匪20多年的“贺兰王”郭栓子，解放后向人民政府投诚。但是，他贼心不死，密谋暴乱，还与兰州国民党特务联系，被台湾当局委任“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员”。1950年3月5日他携枪叛变，网罗匪特，扯起“贺兰剿共总部”的破旗，自封司令，经常伏击解放军生产小分队及零星外出政府人员，杀害了宁夏军区副参谋长兼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这是西北剿匪肃特牺牲职位最高的一位领导干部。P2-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除了在正面战场与国民党正规军进行战略决战外，还与特殊的敌人，采用特殊的形式，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争。那就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下，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对国民党潜留在全国新老解放区的政治土匪及与之勾结的历史惯匪进行清剿斗争。剿匪斗争是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遗留任务，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项战略任务；同时，剿匪斗争还是新中国历史中一段波澜壮阔、曲折复杂、可歌可泣的历史，值得后人永远记忆。为此，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前组织编写和出版了《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

《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按建国初期全国六大军区划分及担负的剿匪任务分为：东北卷、华北卷、西北卷、华东卷、中南卷、西南卷六册。《丛书》主要记述了对国民党败退前后有计划潜留、遣返的匪特武装，被打散后流窜为匪的国民党正规军残部，遗漏于各地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地方民团及其他反动地主武装，被国民党收编加委的各类历史惯匪和职业性土匪，聚众进行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起义投诚改编后又反叛的原国民党武装，由潜伏匪特组建的各类反革命地下军等匪徒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进剿股匪，清剿散匪，捕捉匪首，平息土匪和反动会道门暴乱，聚歼潜入的武装匪特等。

《丛书》采取纪实性的文体，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力求客观、准确、生动地反映当年剿匪斗争的历史全貌。《丛书》在撰写中注意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注意历史全局。即把剿匪斗争放到新中国建立前后新旧势力殊死搏斗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空中，放到中共中央关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一战略决策的全局上，科学地揭示其与解放战争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巩固海边防、镇压反革命等历史任务和斗争的内在联系，从而在宏观上立体地反映出其作为横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特殊历史作用，体现剿匪斗争在由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过程中所处的重大历史意义。二是注意突出重点。即在全面、系统反映和叙述全国各地区剿匪概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匪患严重地区的清剿斗争；战果显著、历史地位突出的清剿斗争；消灭著名股匪及匪首、影响大的清剿斗争；较鲜明地反映了党和军队的剿匪方针政策、创造了典型剿匪经验的清剿斗争等；适当加重笔墨，使情节生动，人物鲜活，“典型”事件丰满，增强可读性。三是注意突出特色。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剿匪斗争是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人文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丛书注意突出各地区剿匪斗争所面临的特殊社会历史地理环境，面对不同的特殊斗争对象，采用独特的斗争策略方法和战术手段，注意各分卷之间结构、文风的多样性，力求使《丛书》特色迥异、丰富多彩。

《丛书》的作者是各大军区对党史、军吏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创作人员。几年来，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以高昂的革命激情、以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以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撰写书稿，记载下了共和国历史中一段辉煌壮丽的篇章。我们希望读过《丛书》的人们能够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饱含热情地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

编者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在西北五省(区)波澜壮阔剿匪肃特的历史画卷和那个历史时代一些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填补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剿匪肃特历史的空白。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十分感谢第一野战军战史办公室、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军内外档案馆、党史军史征编部门及宝鸡、成阳、渭南、汉中、安康等军分区、人武部的大力支持；感谢党史军史界的同行肖佩惠、刘润喜、李敏杰、袁国祥、袁俊宏、史加才、粱文渊、李德明、梁瑞林、麻琨、陈一青、孙启斌、贾巨川等人的热情帮助。由于作者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有限，因此，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当年参加剿匪的老首长、老前辈和党史军史界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