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政要及知识分子何去何从，诚为人生的大关节、大考验。时局板荡，命悬一线，有人卖身求荣，有人慷慨赴死，有人息影林泉，种种表现透露出复杂的人生况味。山谷先生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描述和探讨，凸现出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文笔伤感而旖旎，不失为一束学术美文。

明清鼎革之际，政要及知识分子何去何从，诚为人生的大关节、大考验。时局板荡，命悬一线，有人卖身求荣，有人慷慨赴死，有人息影林泉，种种表现透露出复杂的人生况味。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明清历史余韵中的人文现象，或许有助于今人的人格思考；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人文情操的重建，是不可或缺的。

与信仰有关——自序

云山安得是非存——阮大钺与马士英

一失足成千古恨——惜衣如身的洪存畴

书生意气——言如风发的吴应箕

谁唱江南断肠句——张岱与余怀

盛年的悲壮——舍身取义的陈子龙

人与梅花一样清——弘仁的淡远萧疏

东海秀影——“美女杀手”冒辟疆

老去不能忘故物——石溪的狮子独行

冲冠不只为红颜——“倒戈将军”吴三桂

也是陈宫失路人——龚鼎孳所谓的“小妾不肯”

壮年有悔——世家子弟侯方域

寻踪半亩园——满眼苍凉的龚贤

颜色于今似杏花——八大山人的孤怀遗恨

头白依然未有家——闲写青山的石涛

伤往事，写新词——代跋

云山安得是非存——阮大铖与马士英

上世纪七十年初，我曾在南京珠江路六十一号的地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单位大门朝南面街，斜对面有一个南北向的小巷，小巷进深很短，只二三十米光景，便是一座拱状的小石桥。跨临的河道，是金陵古城的一段城濠，为青溪水道的西延河段。石桥虽小却历史悠久，是南唐宫城北门所在，名玄武桥。朝代更迭，玄武桥淡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附近的居民以其地望称之，俗名北门桥。小桥桥面为小石块铺成，一块紧挨着一块，被车辆行人磨压得光滑锃亮。河岸四周是黑压压的一片民居，偶有几株大树撑出几片荫绿。越过小桥，黑瓦灰墙的民居夹峙出逼仄的小路，成叉状散射出去——朝南是估衣廊，直行可通长江路；右手一条支巷名叫汇文里，可达中山大街；而左手向东南则是另一条支巷，名叫鸡鹅巷，三百多年前，是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马士英的宅地。我稔熟这片曲里拐弯的地方，无数次经过其间，却没有在巷内发现任何高门大户的痕迹。几百年的岁月淘汰和大清、民国的朝代更迭，它们早已湮没在岁月的烟尘里了。

学识渊博的黄裳先生在《金陵杂记》中，追述1946年在南京城南一个叫“库司坊”的地方，探寻过据说是阮大铖咏怀堂的故址。他写道：“记得住在那里的一位老医生介绍说，这里不久前还遗留下一座楠木结构的厅堂，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拆卖了，此刻就只剩下一湾池水，几块假山的废圃，旁边杂植着桃花。想想这就是当年上演《春灯》、《燕子》的所在，真是不胜感慨系之。”

古城南京一南一北的这两个地方，在三百多年前，却都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热闹所在。马士英的权势，让官场人物争踏其门、拜谒不断；而阮大铖的附庸风雅，也让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日夜出没其间，听曲消魂……

南明弘光政权从1644年5月到1645年5月，仅一年三百六十五个黑天白夜，却复杂生动地展现了大厦将倾之时的歌舞升平，官场的尔虞我诈，人性的坠落，人格的败坏，是与非、正义与邪恶、君子与奸佞……所有的纠结、纠纷、纠缠，都随着江山易主而风流云散，一起滚落到沸腾的历史汤锅中，无一幸免。

这一年，是让世界各地的许多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时光。它是一个朝代终结，另一个朝代崛起的转折点，也就是所谓的“鼎革”时期。

当北国首都被李自成大军踏破，继而又被清人入主之时，长江南岸的陪都南京就开始上演另立新主的活剧，开始了新的政治格局下的新的政治博弈。鸡鹅巷和库司巷正是历史活剧的见证地。

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从另一个侧面说，时势也造奸雄、奸佞。晚明时期朱家王朝迅速走向反面，除了皇帝老子的不争气以外，奸佞当道是一大原因。在一个随处可见权奸小人的时候，这个朝代也就差不多快要寿终正寝了。

马士英和阮大铖正是那个王朝气数已尽前恶性膨胀的两个毒瘤。

这是一对难得一见的“哥俩好”。两人同在万历四十四年参加并通过会试，阮大铖随后殿试及第，因与魏大中争吏部给事中一职而投靠阉党，于崇祯初年受到处分，削籍回家，后因造反农民的大火烧到家门口，才从安庆(怀宁)避往陪都南京；马士英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及第，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官升右佥都御史，但他以巡抚之名到宣府不到一月，就挪用公款行贿京城权贵，被追究革职，不得已也流寓南京。

在古城南京，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开始“相结甚欢”了。一个埋首写戏，调教从家乡带来的歌舞班子，一个“肆力为画，学董北苑”，在研习艺术的氛围中共同苦熬岁月，也同时伸长脖子，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随着中国北方形势的渐渐吃紧，许多北方的王公勋臣以及大批学子，包括东林党人的子弟和复社分子，也纷纷聚集到这座江南名城里，陪都的政治舞台开始了又一轮次的较量。

几年后的崇祯十四年，马阮二人终于迎来了更张舒气的机会。宜兴人周延儒在复社领袖张溥与钱谦益、徐开等人的运作下入阁拜相。如果说，日后阮大铖得势，能得以编辑《蝗蝻录》报复东林和复社成员，这个引线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也是复社参与党争、玩弄政治所结的苦果之一。

阮大铖是三甲第十名进士，史书说他是个小人奸臣之外，还肯定他是个有才情的文人。他的《咏怀堂诗集》就得到不少后人的夸奖，清人刘声木评说他：“其诗尤才华富丽，风骨高骞，洵能倾倒一时，实足以与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江左三家相颉颃。”近代散原老人陈三立的《咏怀堂诗集》题记也说：“大铖滑贼，事具明史本传，为世唾骂久矣。独其诗新逸可诵，比于严分宜、赵文华两集似尚过之，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

对于阮大铖的多才多艺、诗酒之好、曲艺之雅，当年的复社成员都有相当的欣赏：“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陈贞慧的公子陈维崧在《冒辟疆十双寿序》中云：“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

阮大铖在他朋友的眼里，有着另外一副面目。为《咏怀堂诗集》作序的叶灿，说他在鼎革之际：“公眦裂发竖，义气愤激，欲灭此而后朝食。捐橐助饷，犯冲飚，凌洪涛，重趼奔走，请兵讨贼，有申包胥大哭秦庭七日之风。”“家世簪缨，多藏书，偏发读之。又性敏捷，目数行下，一过不忘。无论经史子集，神仙佛道诸鸿章巨简，即琐谈杂志、方言小说、词曲传奇，无不荟聚而掇拾之。”

阮大铖伪饰自己“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耳。无刻不诗，无日不诗，如少时习应举文字故态”，曾在《感怀》中大言：“闲取咏怀诗数卷，朗吟饱听悦妻孥。”这些都不是无稽之谈，他的一本《咏怀堂诗集》和《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狮子赚》、《十错义》、《摩尼珠》等戏曲，都说明了他的写作努力。

据他的朋友形容，他为人也爽快，“居掖垣谔谔有声，热肠快口，不作寒蝉嗫嚅态”。

阮大铖的为人处事以及他的性格不能不说是有特点的，也是他能迷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复社成员的原因，“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常与马士英，还有社会上层勋臣贵戚们往来，与抚宁侯、诚意伯狎饮。但他的品格个性却是阴鸷的，这是他日后沦为奸佞的性格因素。

特殊的社会局面，往往会造就特殊的社会现象。在阮大铖的社交圈子里，宜兴人周延儒是其从政坛落寞后常相往来的朋友，也许正是因为彼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彼此比较投缘，酒酣耳热之际就有过“苟富贵，毋相忘”之类的誓言。随着明王朝面临的社会问题日益棘手，在多种政治力量的权衡后，崇祯皇帝不得不又一次任用周延儒为首辅。一旦周延儒为首辅，大权在握，阮大铖的机会就来到了。囿于与复社的政治承诺，周延儒没敢立刻把身为阉党分子的阮大铖拉进来，但他答应阮大铖可以推荐他信得过的人委以重任。背后的政治交易达成后，阮大铖便适时地将马士英举荐给了周延儒。

崇祯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因在与造反农民的战场上接连失利而被逮治，周延儒便从中方便，任命马士英为右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对于周延儒与马士英的关系，后人有一对联人木三分：“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之鄣。”

一个受过处分、磋砣多年的官员一旦重返政治舞台，对于援手之人的感恩之情可想而知，马士英拚命回报阮大铖就是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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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仰有关

在深秋温煦的阳光里，我又一次站在南京鸡鸣寺附近的明城墙上，四下眺望这个充满历史和文化魅力的城市。

这是一个登临送目的好去处。宽阔的城墙驰道东头，是双峰并矗的钟山，霜红绿叶，斑剥五色，覆舟山上的砖砌方塔挺秀直立；北面是翠色拥围下水波不兴的玄武湖；回身面南，万椽楼屋的南京城尽收眼底，极目处是朦胧的起伏不定的山影；西南鸡笼山上黑瓦黄墙的鸡呜寺近在咫尺，九级药师塔巍然高耸，一派梵刹的庄严；俯身城下覆舟山和鸡笼山之间的隙地，现市政府所在地，是明国子监原址，明代诸多学子在此进修、学习，准备搏击功名的地方……

脑海里又不禁或多或少地浮现明末清初那个特殊年代里的诸多文人往事。

其时，北方因为农民造反和清军入侵的战乱，呈现出天崩地解的惊骇和生灵涂炭的血腥气，而长江之南的陪都却聚集了大量南迁于此的权门显贵、文人、艺术家，他们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同时，展开一系列以社团为中心的社交活动和尔虞我诈的政治较量，上演偏安一隅的种种故事，酒楼茶肆的争奇斗妍、书坊会馆的繁忙喧闹，夹杂着秦淮河边“八艳”的情爱悲欢；明末四公子的经历、“江左三大家”的人生变故、陪都政坛和南明朝廷的纷纭政事，远比鼎革时在首都燕京所发生的急剧变化有更多的色彩和更丰富的历史内容……

解读历史现象，从容审视明清之交这个历史时段的知识分子，或许会让几百年后的今人有更多的回味，也有助于今人的思索和行事。

“文革”时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民族信奉的伦理受到冲击、摧残，包括道德标准和道德实践，被视为“四旧”的内容而舍弃。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大门訇然大开，犹如天地翻覆一般，社会急速地转弯，一夜之间，阿里巴巴打开了大门，人们在活跃的市场和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晕眩了双目。旧有的桎梏和禁忌没有了，原有的规范和准则被解构了，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被陆续打破，儒家的教义以及相关的道德标准遭到扬弃，而新的市场规则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远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欲望像爆米花一样被急速地释放出来，先前的价值观、人生观遭到了颠覆和质疑。“万叠银山寒浪起”，人们的心智、心力快速地被金钱所引诱，让人想起了曾经读过的《题钱》妙文，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金钱万能的种种表现说得淋漓尽致：“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人为你心烦意离，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文化艺术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文化艺术创作有了新的题材和新的对象，作品也有新的接受群体。而一旦传播的途径被污染，题材被歪曲被恶搞，受众被障目，形式被滥用，我们的文化传承在最根本的益智育人方面就会大打折扣。

当下残酷的现实是：商品经济的交换法则被滥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人际关系、官场权力、读书学习、文凭职称

众多的知识分子，包括高等学府的一些院士、博导，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追求名利，在道德的自我放逐中寻求物欲和人欲的满足，乃至官本位的满足，甚至大学都越来越象官场；少有人重视人格精神和学子情操，即便是当今热门的学术讲坛，要么引导人们钻进历史谜团中去做寻宝的游戏，只谈历史掌故和权谋变术，要么在经典著作中去发掘什么微言大义。这些做法有必要，可以丰富人们的知识，解读出历史的某些真相，但却不是当今时代和人类的良知所最需要的；不在人性的善恶美丑和道德层面做更多的文章，对于恢复和提升我们的人文精神就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人文精神是伴随着良知、正直、道义的力量而形成的，是需要学习、思考和实践才能产生的。

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是建立在维护人民的权利和个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新的价值秩序，一方面来自传承积极的民族固有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是要在市场化的经济大潮中完善人格的尊严和道德诉求。在人文精神遭遇挑战的当下，文化人缺乏自我救赎的机制和精神，时代的变化未能凸显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甚至许多知识分子都不将自己与理想、情操、道义、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而是耽于投机取巧、吃喝玩乐，为虚幻的名利醉心于卖弄常识，趋炎附势，去知识分子化，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缺失？

当下的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平年代的社会变革，在人性的变化、价值观和道德诉求、道德传承与实践上，要比几百年前更具挑战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鼎革”之际的历史文人的身上，去看看于今人有益的影像，应是一种视角。陵谷剧变，“天崩地解”，皇亲国戚、官僚大宦、学人士子、画家僧侣，各色人等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凸显出各自的性格性情，有从容赴死的，有奋起反抗的，有投降求生的，有卖主求荣的，有遁世缩头的，有醉生梦死的，有誓不出山的，有忏悔补过的……折射出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世态万象。

士无操持是晚明突出的人文现象，没有特立独行的操守，没有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人生目标只是个人的功名利禄，毫无名节可言，而这些士子往往都是些才智之士，甚至还拥有显赫的头衔，他们智力高、头脑活，在政治风云中长袖善舞。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与那些不讲忠义，没有信用，不持操守的人士不同，他们在乱云飞渡之际，在贫困贫穷和冷寂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固有的价值观，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一样，他们不迷恋任何世俗的权利，对故国的追思，实际已变成了一种信仰，而一旦有了这种精神的力量，那就是任何人间的荣华富贵所很难改变的，一如《论语·泰伯》所说：“土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清初江苏泰州人邓汉仪有《题息夫人庙》一诗：

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息侯之妻桃花夫人息妫被楚王掳去后，虽为楚王生育了两个孩子，但一直不说话，“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入清后于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官至中书舍人的作者说，面临生死，选择忍辱偷生是不得已之事，伤心的岂止息夫人一个人呢？其言外之意是令人深思的。

明清鼎革之际，知识分子的节操不能以是否殉国死难作为唯一标准，这不人道；复杂的人生，每个人都会有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选择，但也绝不能成为助纣为虐的借口。在重要的社会关口和人生关头，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却必须是有道德遵循的，悲哀的不是苟话“无言”，而是“心死”。

《庄子·田子方》中引孔子的话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对于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诚意而言，“哀莫大于心死”，是最重最高的道德判断；没有情操，没有思想，没有是非，没有人格尊严，一个人的“心”就湮灭了，即便浪得虚名也如同行尸走肉；只要“心”不死，就有清气在人间弥漫，就有历史评判，而这些与成败无关，与得失无关，与贫穷无关，与落寞无关，只与信仰有关。

《增广贤文》：“事业文章，随身消毁，而精神万古不灭；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如斯。”

联想自身，愧煞我也，愿与世人共勉。

伤往事，写新词

孔尚任出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康熙六年(1667)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康熙二十年(1681)捐纳为国子监生员。这个时间，本书正文中所涉及的人物，一些已经作古，其余活着的，社会存在各不相同。

清军二月进围云南都城，吴三桂三年前病故，十月，他的十六岁的孙子吴世瑶自杀。

余怀早已从南京隐居吴门，“颓然自放，憔悴行吟。风流文采，非复曩时”。

八大山人朱耷精神错乱，发狂失态后在市井中流浪。

冒襄则刚刚过完七十大寿，“老夫况复年来衰，田园斥尽歌舞罢，宾客谢绝亭台欹”，过着困窘不堪的日子。

龚贤已经六十三岁，在南京清凉山半亩园里隐居；

石涛从安徽宣城来到南京，挂单于长干寺，“奉旨图江南之胜”。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益稳定，反清复明完全无望，他们或沉寂或默然坚守，不再有更多的动作去表达个人的强烈感情。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又自署云亭山人。在县东北面的石门山“诛茅垒石，结庐其中”，日夜攻读。这个地方，据他自己后来在《出山异数记》一文中的描述：“其山古日云山，因山有石门，后改为今名焉。山多洞壑，及清泉佳木。”

他与上述人物的社会姿态不同，没有经历过鼎革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不是贰臣，不是明遗民，也非抗清义士，而是生在清朝、长于清朝的一介文人，他的认知年龄和青春年华，正处在康熙王朝的承平时代，可以说，他的人生与旧王朝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没有亡国的亲身经历，也没有家园的艰难变故，但他却表现出对南明——一个短暂王朝的覆亡的强烈兴趣。

那是汉民族一个极其痛苦的历史时期。明崇祯十七年(1644)，首都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嗣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同年五年，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其时中国的一多半疆土仍在明王室的控制之下，江北有数十万大军，长江上游也有重兵防守，可是这个政权仅仅支撑了一年就分崩离析了。南明王朝如此快地覆亡，让无数的人痛苦不堪；人们不甘心这种失败，许多人探求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或许因为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汉民族万世师表的后裔，具有潜在的家族遗传影响和根深蒂固的人文熏陶，他在石门山中苦读时，就有心收集关于南明的一些历史资料，“山居多暇，博采遗闻”，“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他所说的“作此传奇”，就是日后写就的著名戏曲作品《桃花扇》，在这部作品中，孔尚任以文艺形式反映了南明的历史，探究了南明覆亡的原因。

《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主人公侯方域出场道白：“院静厨寒睡起时，秣陵人老看花时。城连晓雨枯陵树，红带春潮坏殿基。伤往事，写新词。客愁乡梦乱如丝。不知烟水西村舍，燕子今年宿傍谁？”

以“伤往事，写新词”为开端，孔尚任走上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戏剧怀旧之旅。“《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其雅正的风格、结构的跌宕多姿和文词的张力显露了他的文学才华，从而成为我国戏曲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孔尚任在取得国子监生员身份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为其妻张氏办理丧事，然后参与修家谱，制作礼乐祭器，教习子弟礼乐，连续工作了两年。

转眼间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这年冬天，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后北返，路过山东特地到曲阜祭孔。孔尚任被孔毓圻举荐为康熙讲解《大学》，得到康熙皇帝的褒奖，“天颜悦霁，顾侍臣曰：‘经筵讲官不及也’”。“上面谕大学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额外议用”。于是孔尚任旋及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一夕之间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员身分的转变，成为朝廷正八品的官员。

对于皇帝的奖掖，孔尚任感激涕零：“一日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

到京都履新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孔尚任被派往淮扬一带，协助侍郎孙在丰(昔日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办理疏浚淮河人海口工程，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由于疏浚的方案没有真正敲定，工程开开停停，孔尚任也就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业余创作。

这个宏伟的写作计划，是从读书石门山中就萌发了的念头，即写一部关于南明覆亡的历史戏剧，以历史的基本原貌和历史事件来结构，通过舞台的艺术形象揭示南明一代覆亡的必然性，并探究其历史教训。既是历史剧的构思，就必然要以史实为基础，其时离南明灭亡只有四十年，一些在南都生活和经历过的当事人还活着，这就敦促孔尚任抓紧时间进行采访。

为此，在扬州三年，孔尚任广泛结识了不少江南明遗民，如泰州的邓汉仪、如皋的冒襄、寄寓南京的杜浚、安徽休宁的查士标等；冒襄曾一度在扬州与他相处了一个月之久，就是向他叙说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南朝诸多故事；康熙二十六年(1687)，孔尚任在扬州秘园宴请诸遗民达三十多人，并结“春江诗社”，了解南明遗事，石涛、龚贤、卓尔堪等人与会。除此之外，他还实地踏访南明的江防之地，登临梅花岭，凭吊史可法衣冠冢。他为搜罗明末的史实而不倦地奔波采访，一位叫王源的人评论他：“(孔尚任)孜孜好士不倦，士无贵贱，莫不折节交之。凡负奇无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为归。”

康熙二十八年(1689)，孔尚任来到了南京。他凭吊明故宫、明孝陵，游览秦淮河、三山街；秦淮河两旁的每株树木，每幢河房，都在向他讲叙明末一帮才子的种种故事；也曾于夏日访南明历史见证人之一的龚贤于清凉山，听他讲述昔日的人生经过；又特地去栖霞山白云庵拜会了曾任南明锦衣千户的道士张怡。种种故事、轶闻汇总出来的信息，所勾画出来的明末学子在时代的变化中的种种表现，使他陷入深深的历史思考之中：“家国何在？君父何在？偏是儿女之情，不能割断！”

对南明故都的情感，孔尚任在苍凉悲壮的《余韵》一出中，有尽情尽性的抒发和动人的描述。戏中人物苏昆生说：“我三年没到南京，忽然高兴，进城卖柴。路过孝陵，见那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那皇城墙倒宫塌，满地蒿莱了。”昔日的“六朝金粉，十里秦淮”呢？也是这等模样：“长桥已无片板，旧院剩了一堆瓦砾。”

这种历史的盛衰，对于一位汉民族的圣人子弟的视觉冲击是巨大的，更是难忘的。

对此，他让净角唱了一套[哀江南]，深刻深动的描写，让人禁不住泪眼潸潸，这昔日的南朝景象，不论是明故宫、孝陵还是秦淮两岸，仅仅几年功夫就完全物是人非了。

听听他对明孝陵和明故宫的悲情。

[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驻马听]：“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沈醉东风]：“横白玉八根柱倒，坠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再读读他对秦淮旧院的描写。昔日的旧院风物是：“深画眉，不把红楼闭；长板桥头垂杨细，丝丝牵惹游人骑。将筝弦紧系，把笙囊巧制。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明照婵娟。”“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舫。听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看黑漆双门之上，插一支带露柳娇黄。”而现如今却不堪人目：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乌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啐哞。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总的吊亡之词、悼亡之意，在[离亭宴带歇指煞]一曲里有了全面的表白：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乌。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江南之行，孔尚任被历史的沧桑击倒，按捺不住地一唱三叹，最后长嚎一句：“放悲声唱到老”！他的故国之思、故国之情已容不得他再在现实中去掩饰，民族情怀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孔尚任试图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的一代兴亡，他在《小引》中说出了这个创作初衷：“《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作者思考的不仅是南明王朝一年的覆亡教训，还有整个三百年明王朝的覆灭教训，这个历史任务是孔尚任自觉地担负在肩上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不能不说他是肩鸿任巨、自觉弘毅的楷模。

孔尚任三易其稿，费时十几年，终于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完成了历史剧《桃花扇》的写作。

《桃花扇》一完成，就受到了社会关注，“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演出之时，“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故臣遗老，灯炮酒阑，唏嘘而散”。

作为孔子六十四代孙的他，竟然运用戏剧的形式，来渲泻心中对明朝的感情，用文学创作探求历史问题：“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

这是一个深受到东林、复社思想影响，头顶清朝官帽而心存魏阙的士子。他在文化的层面上，为隳三百年帝基寻求深刻的社会原因，为南明唱挽歌的思想倾向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富有汉民族意识的“黍离之悲”，其关切的倾向和词句，无论如何是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

吴梅先生在《顾曲麈谈·谈曲》记录了这样一个传闻：“相传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不奏……圣祖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为之罢酒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桃花扇》是反映的是明末的一代兴亡，作者当然不是为了给清王朝提供经验教训，而是为一代胜朝所唱的挽歌，为汉民族的政权倒台而惋惜。剧中还有“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等词句，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这样的“用戏剧反清”的意识形态倾向，康熙不会看不出来，因此吴梅所记录的这个说法并不可靠。

也许是孔尚任在《出山异数记》一文的最后留有这样的心愿：“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柏。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从户部主事(六品)升任户部员外郎(从五品)不久的秋天，“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几个月后的第二年春天，他就被罢了官。其中的原因，是不难揣摩的；至少有一点，在统治者看来，他当初出山，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额外议用，但他却对旧王朝表示了那样的恋旧情绪，这是有失皇帝的眷顾之恩的。

果然石门有灵，召回了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孔尚任回到了家乡。

被无缘无故地罢官，在名利场上趔趄，他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愤慨，这部《桃花扇》让他放声悲到老。但时问和历史都证明，他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桃花扇》是一部在中国戏剧史上以史为戏的重要剧目，在清初的戏剧舞台上，与另一部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长生殿》有同等重要的社会影响，人们把这两部戏的作者并称为“北孔南洪”。

孔尚任自觉为汉民族而悲歌惋惜，他的气概和文胆，与那些头顶遗民帽子、四处游荡无廉耻的贰臣和投机分子，形成特别的反差。

孔尚任表达的不仅仅只是对明灭清盛的“往事”的一种悲悼，而是对少数民族统治语境下汉民族文化核心的阐述，尽管出山时有对康熙的感激、被罢官的愤慨，那只是瞬间即逝的烟云对心灵的临时性雾障。一旦这种“急火攻心”的症状消失，心灵的澄明在历史的江河中就显得无比彻朗和光明，既照耀历史，也烛照人心。

也的确如此，他的创作，已经大大地占据了他的心，其官场职位只是一件名誉上花哨的外套而已。而这种外套是功名场上的常见物，许多人得到过，比孔尚任的还招摇，但少有人凭此留芳存世。

孔尚任身披花哨的外套，灵魂却早已出窍，出了窍的灵魂让他写下了《桃花扇》，让他获得了不朽的声名。

孔尚任的事例表明：

真正有志向做文化贡献的人，往往会有或自觉或被迫、或愉快或郁闷脱却花哨外套的经历；只有卸掉了这种劳什子，才能真正感受到吹拂胸襟和肌肤的清新之风和智慧之风，因为人文精神是需要在独立思考和无私无畏的心理基础上才能构建的。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南朝历史余韵中的人文现象，或许有助于今人的人格思考；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人文情操的重建，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