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是沉思录，部分是回忆录，文笔兼具优雅与揭示性，《作家看人》以一种饱含温和、幽默与感情的特殊洞察力，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当代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心灵。

这部非凡的著作所反映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深深涉入的那种“严肃认真的旅行者”所面对的同化带来的挑战，对这个旅行者来说，单一的世界观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作家看人》中，奈保尔对我们思考、观看与感知方式的探索，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明晰，并掺进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在奈保尔令人赞叹的五十年职业生涯中，他的写作一直致力于追求真实，这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独一无二的明晰性与才华。在《作家看人》(A Writer's People)中，他对我们思考、观看与感知方式的探索，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明晰，并掺进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这部非凡的著作所反映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深深涉入的那种“严肃认真的旅行者”所面对的同化带来的挑战，对这个旅行者来说，单一的世界观是不可能存在的。奈保尔在本书中写了古典的时代——我们还保留着的，我们已经遗忘了的——以及最近的过去。人物类型各异，比如甘地、德雷克·沃尔科特、福楼拜等，在他富有同情心的笔下都被细细描摹，同样被细细描摹的还有他在特立尼达的早年生活，他家族史中的沉默，以及安东尼·鲍威尔与弗朗西斯·温德姆在他初涉文学圈时所扮演的角色。

一 芽中有虫

二 一种英国式看问题方式

三 视而不见：印度方式

四 迥然有异

五 再说印度：圣雄及以后

一 芽中有虫

1949年初在特立尼达，我即将中学毕业时，有个消息传到女王皇家公学的我们这些六年级学生这儿，说是北边某个小一点的岛上，有个年轻的严肃诗人刚刚出了本精彩的诗集处女作。我们之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消息，不会听说关于一本新出诗集的消息，也不会听说任何书的消息。到现在，我还纳闷这则消息是怎样传到我们那儿的。

当时，我们那里只是个主要从事农业的小殖民地，我们总是——也没什么不乐意——说我们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这样说，能让人看开了，我们真的很小。我们的人口才五十万多一点点，我们的种族多样化。在这个岛上，尽管我们人数不多，但现存的殖民地欧洲和亚洲移民次文化及次次文化之间，彼此几乎完全隔绝，而像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是一个被移植过来的非洲。我们的各种各样人口中，只有一部分受过教育，而且是以有限的本地方式，对此，我们六年级的学生都很清楚：我们能看出我们所受的教育，只会把我们带进专业或者职业上的死胡同。

这种殖民地上总会如此：这儿那儿，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读书和写作的小圈子，虚荣的无害池塘出现又消失，成不了什么气候，比如变成一种有组织或者可靠的文学或文化生活。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人是思想生活的守护者，在留意新动静，能够认真评价一本新出的诗集。

然而那样一件事，还是以最奇特的方式出现了，这位年轻诗人在我们眼里成了名人。他来自圣卢西亚。如果说特立尼达是地图上的一个点，那么圣卢西亚可以说是这个点上的点。他那本书是在巴巴多斯出的。对居住在岛上的人来说，大海就是天堑，造成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房子，彼此的居民总是在种族上略微不一样，有着奇怪的口音。但是这位年轻的诗人和他的书克服了这一切：正像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布道中所言，美德与奉献克服万难，最终取得了成功。

促成此事的，或许另有其他因素。当时，关于重视我们本土的海岛“文化”，人们议论很多，就是在那时，我讨厌起了这个词。这种议论集中在一个颇具才华、名为“小加勒比人”的舞曲组合(他们的根据地，就在离我当时所住地方不远的一幢居民住宅里)和钢鼓乐队上，后者是小街上的即兴性而效果非凡的音乐表演方式，用油桶和废铁演奏，是二战期间在特立尼达发展起来的。有了这些稀奇，人们觉得本地人就不会两手空空地进入国际社会，他们就有了可以宣称是自己拥有的东西，最后至少能够挺直腰杆，感到心安理得。

寻求这种安慰的人，有很多实际上是有钱人、中产阶级和高等阶层，许多方面说来各个种族的都有，有份好工作，却没有强烈的种族归属感，不完全是非洲、欧洲或者亚洲的，这些人除了这个海岛别无祖国。往前一代人左右，他们对自己不是黑人亦非亚洲人没有什么不满足，但是到这时，随着他们的成功，他们对殖民地人得不到尊重这一点看得更清楚，这让他们在工作和自身方面都受其害，他们不再满足于藏而不露，不再感念小恩小惠，而是要为自己争取更多。

对于本地文化、钢鼓乐队和舞曲的议论，也出自那些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人。说这种话，会让潜在的黑人选民感到受用。当时选举权仍有限制，但是人们知道自治即将到来。曾经有一位对这种文化谈得很多也写得很多，就是艾伯特·戈麦斯。他在市里是个政客，还想爬得更高。他是个葡萄牙人，极胖。胖根本不影响他，而是让他成了个人物，在市里很容易给人认出来，也给人议论很多(甚至在我们六年级学生中也是)，并且在街头的黑人中间深受爱戴。也许显得奇怪的是，那些黑人直到一九四几年时，仍然缺少一位黑人领袖，艾伯特·戈麦斯就以这样的领袖自居。作为市里的黑人领袖，他走强硬的反亚洲人、反印度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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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约六七岁前，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外婆家，在特立尼达的一个乡间小镇上。后来我们搬到了首都西班牙港，还是住在我外婆家，在伍德布鲁克区。我立刻爱上了我所看到的伍德布鲁克的街头生活和市里的生活秩序：清晨在大街两旁清洗阴沟，市政的蓝色马车每天来收垃圾。我外婆家的房子建在高高的混凝土柱子之上，有一个前游廊，吊着蕨类植物，栽在敞口的铁篮子里，底部衬有铁丝网或者椰子树顶新枝的硬质外皮。蕨类植物吊在游廊上，好处是能遮挡，一早一晚给它浇水成了那幢房子里的例行公事。混凝土的台阶上方，罩了一个用沥青处理过的瓦楞铁顶棚，一直往下接到大门和人行道上。站在台阶上的扶栏那里，街上还有街上的人可以一览无遗。我很熟悉那些人，虽然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穿着、风格和说话声音。

十六年后在伦敦，有段时间我情绪低落，开始觉得我永远也无法走上作家之路。我想到了那条街和街上的人，他们让我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

那本书写的是那条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跟那条街凑得很近，跟我小时候一样，摒除了外界。甚至在当时，我就知道还有别的观察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退后一步、两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场景，那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更复杂一点，如果我想探究我是谁，街上的人是谁(我们那里是个移民小岛，文化及种族上都呈多样化)，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事实上，我的写作把我带向了那种复杂情况。我的写作生涯全在英国度过，这一点必须承认，这也必定是我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也必须承认，我做过很多次旅行，我无法假装作为作家，我只了解一个地方。我曾经面对过压力，要去那样假装，但是在我看来，那是种虚假的世界观。

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