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由三本书构成，《历史的选择》总结30年新闻改革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历史的轨迹》汇集记录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的典范之作；《历史的探索》记录在新闻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学者们的思考。

本书系给新闻改革的实践者们一个历史的回顾，给当下新闻改革的探索者们一个现实的关照，让未来新闻改革者们薪传火续。

本书为丛书之一，旨在总结我国新闻改革三十年的成果，记录学者们在新闻改革探索过程中的思考，汇集了三十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反映新闻学各研究方向上的探索，以便读者完整地了解三十年来学界探讨的轨迹。

《新闻改革30年研究书系》从“进程与逻辑”、“理论探索”、“实践轨迹”三个维度对新闻改革和新闻传媒业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整体观照，形成了《历史的选择》、《历史的探索》、《历史的轨迹》三本著作。

本书揭示了新闻传播学者引领、推动新闻改革的坚韧、不懈的突破和探索。本书从汗牛充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论文中，以年度为线索，选择了30余篇能够代表30年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探索成就的论文，试图呈现学者“历史的探索”的努力成果。尽管时至今日，中国理论新闻学仍然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流派，也很难像转轨经济学、发展社会学那样高度概括其30年的学术轨迹，但学者们坚韧、不懈的突破和探索，仍然在中国媒介的现代历程中留下了珍贵的总结和纪录。也许受到种种因素的局限，导致这一选编还有一定的缺陷，但选编者的主观意图大体上是实现了的。虽然我国的新闻理论探索以对实践的观照和引领作为自身的使命，但理论并不是对实践亦步亦趋，自身有它的生成和发展逻辑。作者通过对相关论文的选编和排序、评价，揭示出了这一新闻理论的生成和发展逻辑。本书的选编者以10年为界，把我国新闻学理论的探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10年。这一阶段，由引进信息概念引发的对于媒介功能的解放、对新闻本性的重新认定、对于新闻规律的归纳和尊重是这10年的最大贡献。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的10年。其间，最活跃的是伴随媒介经济的成长在媒介经营管理、广告、资本运营、传媒集团等在经济逻辑上展开的研究。媒介经济、媒介产业化成为业界和学界都炙手可热的话题。第三阶段：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10年。这一阶段的理论探讨主要围绕中国传媒应对国际挑战、立足于寻求中国媒介做大作强、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但最后逐渐汇聚到一点：打造具备社会公信力的中国媒体，促进社会进步，履行社会责任。这样的理论探索历程，大体上呈现出以“新闻”探讨开始，以对“专业主义”的反思收尾的思考轨迹；“信息”、“媒介产业”、“专业主义”等构成了30年间理论界探讨的关键词，也标志着新闻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三次思想跃进。

前言

论新闻（1981年）

新闻定义新探（1987年）

新闻体制改革略议（1988年）

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1988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1989年）

多种声音一个方向

——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1989年）

广告的消失和复活

——中国广告市场发展的重要转折（1992年）

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1995年）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体系的建立（1997年）

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1999年）

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1999年）

大音希声

——1989—1999中国报业的和平演变（1999年）

中国受众研究20年（2001年）

受众·公民·消费者（2001年）

泛传播的观念

——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2001年）

新闻传播策划与组织的理论体系建构（2001年）

批判学派纵横谈（2002年）

中国加入WTO后内地报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2002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报业论坛”上的发言（2002年）

经济信息在苏南农村的传播现状调查研究（2002年）

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

——中国媒介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2002年）

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

——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2003年）

为什么不是范长江（2003年）

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

——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2003年）

会诊中国电视

——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2004年）

新闻与新闻报道（2004年）

社会控制与自主性

——新闻从业者工作满意度与角色冲突分析（2004年）

加人世贸组织三年中国传媒格局的嬗变与前瞻（2005年）

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2005年）

制度转型与政策冲突：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点（2005年）

新闻传媒：如何面对社会不和谐因素

——从一个侧面考察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5年）

科学报道史视野中的《新青年》（2005年）

考察“公众人物”概念在中国大众媒介诽谤案件中的应用（2007年）

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是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之基本（2008年）

后记

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

李良荣 沈莉

新闻事业双重性的内涵和双重性概念的提出

在任何正规的新闻学教科书中，我们历来把新闻事业的属性定位在上层建筑范畴内，“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或者说，“新闻事业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即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认识是我们党的报刊从一开始创办就确定下来的。我们党成立以后创办的第一份报刊，1921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周刊》在发刊辞中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不搞经营，专事宣传，这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半个多世纪的运行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新闻事业经费向上级实报实销，人员实行供给制，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2月新闻总署曾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决定报纸实际企业化经营，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还发出“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肯定报纸企业化经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可以实现”；批判有些同志“认为报纸是文化事业：不能当作生产事业来经营，甚至个别报社同志还残留着‘赔多少向公家报销多少’的错误思想”；要求各省、市宣传部“督促各级切实执行企业化经营方针”，做到自给自养，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但1957年以后，企业化经营的尝试全部停止，新闻单位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像机关一样，采取财政包干。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地看到新闻事业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这一面，习惯上把新闻事业定位在上层建筑范畴，忽略了新闻事业同时也是以信息的生产和流通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忽略了它具有产业性质的这一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一些从事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人员首先意识到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早在1978年，财政部便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八家报纸试行企业管理的报告；八十年代初，新闻界又有人提出新闻事业是信息产业的观点，不过真正使新闻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属性还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一旦确立，整个新闻界基本达成共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不但是一支强大的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而且还是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新闻事业不但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进而形成了新闻事业具有双重属性的新观念，即新闻事业具有行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行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这种产业性在实行“企业管理”以后，更有企业属性。

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表明它必须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事党和政府所规定的宣传任务。新闻事业又是实行“企业管理”的信息产业，表明它除了以信息的生产和流通为核心外，还可以经营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和其他一些与信息业相关的项目，包括出版、咨询、广告、录像制品等等。这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是上述双重属性在当前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意味着，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入市场，可以作为“无主管的企业”，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但在管理上采取企业的方法。新闻媒介是独立的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或者说，新闻媒介在政治上必须恪守党性原则，经济上可以依法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

确认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以及当前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模式，似乎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1949年企业化经营方针。建国初期决定的企业化经营其基本出发点是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现在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模式不仅仅是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使新闻事业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国新闻界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放手发展、壮大新闻事业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对新闻事业认识上的一大飞跃，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我国的新闻改革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新的管理模式带来新变化

诚然，新闻事业具有双重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只是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条件表现不同而已。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人为地抑制了它天赋的属于信息产业的这一面。现在，我们重新认识了它，并以“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模式来释放它的能量，以这种模式来控制它的能量释放，即让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管理模式给我们的新闻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使众多新闻媒介求生存、求发展有了内驱力。

几乎人人都可以体验到，这几年，新闻媒介发生了令人炫目的变化。应该说，这种变化来自多方面的原因，可以从多种视角来概括。由新闻事业双重性概念的提出及双重性在现阶段的表现形式带来的，就有四个方面的转变：

1.从过去注重传播，忽视经营转变为传播为主，兼顾经营。新闻事业的任务就是宣传报道，这是人民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并在体制上确立下来。所谓在体制上确定，主要是国家在经费、人员两方面保证新闻媒介所需无虞；在内部机构上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主要职责就是搞编务。而在“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模式下，经营管理和宣传报道已构成任何新闻媒介存亡兴衰的两翼，这样一来，经营管理近两年受到各新闻媒介的高度重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调整内部结构、搞活媒介机制，提升经营管理部门的地位，提高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以及争取广告，等等，都是重视经营管理的表现和结果。短短数年，许多新闻媒介经济实力大增。上海广播电视局所属五台三中心，从八十年代末全局近四亿的固定资产到1994年底已增加到五十亿。

2.从过去只重视传者意图，忽视受者，转变为传者为主，兼顾受者。这使新闻媒介比以前更加重视受众的需要，重视媒介的受众定位，报纸、电台、电视台栏目的不断变化，热点追踪不断转移，其中心轴就是受众的兴趣。媒介的内容向贴近生活、贴近受众倾斜。新闻媒介的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

3.从过去注重宣传转变为新闻与宣传兼顾。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成为许多报、台改版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市场信息已成为省市级报、台版面、时间最多的内容。从1981年起，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在新闻界争论了十年，这几年实践作出了更明确的回答。

4.从过去单纯的行政调控转变为行政调控与利益调控兼顾。过去，党政机关几乎控制新闻媒介的全部资源，从人财物的供给、使用到重要消息的来源和发布，国家对新闻媒介实施严格而全面的控制。由此，新闻媒介必须全面依赖国家，也一切听从调遣。在“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模式下，这种格局开始改变。为了保证新闻事业的性质，国家在办报（台）方针、主要干部任命、重大新闻发布等方面加以严格控制，在其他许多方面放手让新闻媒介自主经营。新闻媒介有了其自身利益，谋求自身发展。这样，对新闻媒介的调控不仅仅有行政手段，还不得不考虑其实际的经济效益。

传播与经营兼顾、传者与受者兼顾、新闻与宣传兼顾、行政调控与利益调控兼顾，是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但它们是我国新闻事业双重性的必然表现。这种格局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当然，这四个兼顾是指我国新闻事业的总体而言，由于受众定位不同、功能定位不同，四个兼顾在不同新闻媒介具体表现中会有所侧重。

在现阶段，以新闻事业双重性为理论根据实行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模式，开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既有新闻媒介的长足进步，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新问题。  新闻事业面临的新问题

当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模式保证了我国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属性和作为信息产业属性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张力，充分协调以发挥新闻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多重功能。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媒介，它追求的是社会效果；而作为产业的新闻媒介，它在企业化经营中追求的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效益。这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就必然在所有媒介的具体操作中时时表现出来。当前，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指导和迎合的矛盾。一方面，新闻事业生产和传播的是精神产品，强调对受众对社会生活广泛的指导性；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实体的媒介要考虑投入与产生的问题，要确立以受众市场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少数新闻媒介面临竞争压力，不肯满足于指导和迎合弹性范围内的努力，采取了一些短期行为，一味地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使得媚俗、浅薄的内容大量增加，出现了报格下滑现象。

2.增加信息量与煽情的矛盾。新闻事业是以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为其主要任务的，并主要以信息量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是现在，迫于商业竞争的压力，极少数新闻媒介走上了一条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道路，不追“新”，一味地追“星”、追“腥”、追“性”，煽情主义一发而不可收拾，“炒”新闻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当今新闻传播中硬新闻不硬、软新闻低俗化的倾向。

3.新闻和广告的矛盾。新闻事业双重性决定了新闻媒介具有双重的出售方式：出售新闻给读者和出售广告版面、时间给广告客户。从理论上说，新闻事业作为广告媒体的地位应该是由其作为新闻媒体的地位决定的。但现在，广告和新闻争版面、争时间的现象时有发生；广告版面、时间，在少数新闻媒介那里，大大超出规定标准，一些新闻媒介扩版、增加节目时间，往往新闻性的内容少，增的大都是广告；有些情况下，广告主凭借其经济实力，甚至对新闻的内容和播发权形成压力和影响；以及出现了广告客户出高价买下版面吹嘘自己，或以新闻的面目做变相广告误导消费者等现象。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在相当数量的新闻媒介表现出来，已影响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一定程度上还腐蚀了新闻工作者队伍，因此成为当今媒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述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相当数量的新闻媒介在向经济效益倾斜，有些颠倒了“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个别的则把社会效益置于脑后，为争取经济效益而不择手段。于是，在我国新闻媒介空前发展和繁荣的情况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

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所造成的矛盾是客观的、天生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混乱却是人为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消除它。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进行整顿。

我们认为，对新闻媒介整合需要加强力度。媒介本身的产业属性的张力和社会上商品大潮的推力，使不少新闻媒介的重点倒向经济效益一边。光靠新闻媒介自身的约束已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因此，需要依仗行政手段以及社会手段三管齐下来重新整合新闻媒介，促使新闻媒介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既定方针。这里所谓的社会手段主要是指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中间组织，诸如新闻记者协会、报业协会、广电协会等等。赋予这些中间组织一定的权威性以强化新闻内部的相互监督，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协调内部关系。

目前采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整合新闻媒介，遇到了新问题：一方面，有些老方法失效，有些老规范已涵盖不了新情况；另一方面，新的法规一时还制定不出来，造成新闻媒介在具体操作上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只能跟着感觉走。“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作为新的管理模式已经确立，现在急需制定细则以便各新闻媒介付诸实践。这是消除当前新闻界一定程度混乱的当务之急。

P144-149

本书旨在总结我国新闻改革三十年的成果，记录学者们在新闻改革探索过程中的思考，汇集了三十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反映新闻学各研究方向上的探索，以便读者完整地了解三十年来学界探讨的轨迹。

由于各篇文章在不同年代发表于不同的报纸、期刊，其间出版规范亦有细微调整，因此各篇论文的行文、风格、用字、著录格式等所遵循的出版规范均不统一。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章中常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本世纪”等词语单独出现，前面无限定词语，不同年代文章中有“惟一”、“唯一”的不同用法，各篇文章中脚注、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均不一致，等等。为了保留历史风貌，保留原汁原味，此次收录时对这些问题未作改动，只对个别文字及标点作了修改，每篇文章风格、版式等相对独立统一。各篇文章末均附有初版时间和登载的期刊名称等说明，不会引起歧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11月

本书系由三本书构成，《历史的选择》总结30年新闻改革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历史的轨迹》汇集记录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的典范之作；《历史的探索》记录在新闻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学者们的思考。

本书系给新闻改革的实践者们一个历史的回顾，给当下新闻改革的探索者们一个现实的关照，让未来新闻改革者们薪传火续。

本书系的作者（编者）团队是由我指导已毕业博士、博士后组成，在高校、传媒业工作多年，学业、事业取得不俗成果，令我欣慰。这次为编撰本书系，师生再次聚集，本着对历史负责态度，愉快合作，认真工作，如期完成。

总结新闻改革30年，是我多年前的愿望，感谢罗以澄院长让我美梦成真，把本书系列入他们的“985”工程并给予资助。

李良荣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