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是思想的盛宴，是学术的殿堂。阿忆、王鲁湘、许戈辉、曾子墨接力主持。

本书从《世纪大讲堂》中挑选出围绕“大国”这一话题而展开的节目，以书面形式呈现。这些节目想告诉我们，只有持续开放的意识、不间歇地开放脚步、不停顿地向自己的内心和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才可以触摸到那个叫做进步的东西。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6年荟萃，当今华语世界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本书是“友谊凤凰丛书”之一的“世纪大讲堂(大国)”专著，具体收录了：《世纪美国》、《英国现代化的历史启示》、《优雅与暴力法兰西的崛起》、《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皇权与日本近代化》等14篇文章。

于热闹处安静听 刘长乐

世纪美国 李剑鸣

英国现代化的历史启示 钱乘旦

优雅与暴力法兰西的崛起 沈坚

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高毅

皇权与日本近代化 杨栋梁

德意志的精神 顾俊礼

“德意志独特道路”的新解释 景德祥

十月革命与苏维埃 高放

俄罗斯的道路 王康

中华民族振兴的旗帜和道路 李君如

贞观之治 昊宗国

忽必烈和元帝国 李治安

成吉思汗与世界 席慕容

康乾盛世为何走向衰落 郭成康

再话《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的说法本来是清朝留下的，“今人怎么看”“好还是不好”，甚至“有没有这么一个盛世”……在今天开明的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大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看法。愿意的话，彼此也可以展开讨论。

今天有人出来讲康乾盛世，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赞颂、谩骂、吹捧、贬抑等等，皆无不可，甚至可以批评讲述者是在宣扬封建帝制文化或者影射现实，意在渲染当今中国也处在盛世。

我得关注康乾盛世，说得庸俗一点(是因为)我吃的是历史“这碗饭”——如果在中关村做IT，才不会呢；说得高雅一点动听一点，那是觉得这段历史有意义，无论对学术，还是对现实；再者，我心里真的喜欢。

说一点眼前的事吧。前几天发生的拉萨及其他藏区暴徒打砸抢烧事件，朝野上下、国内国外引起震动，应该是历史重大事件。我总是想，此类事如果发生在盛清时代，该当如何处理？大家都知道，清朝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位都极其尊崇黄教(俗称喇嘛教)，他们会不会对煽动暴乱的僧侣特别宽容克制呢？

不会！岂止不会，下手之坚决强硬迅捷，令人震撼。乾隆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喇嘛说》，提到前一两年的西藏动乱时指出：“凡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与内地齐民无异！”他还说：“自八思巴创教以来，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者？”什么叫“剥黄正法”？即剥去黄色法衣，也就是剥去宗教外衣，当众斩首。

这个被“剥黄正法”的大喇嘛是谁？就是后藏札什伦布寺的济仲喇嘛罗卜藏丹巴。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今尼泊尔)再次派兵侵扰后藏，逼近札什伦布寺。罗卜藏丹巴与四学堪布喇嘛罗卜藏策登等求卜于吉祥天母，占得“不打仗好”，以至众喇嘛人心涣散、纷纷逃离，札什伦布寺沦陷。廓尔喀兵将历辈班禅金塔残破，并将朝廷册封班禅金册、班禅金塔镶嵌珍宝及扎什伦布庙内供奉宝器等物抢掠一空后饱载而归。乾隆闻变，决定对廓尔喀大张挞伐，谕示四川总督鄂辉将占卜惑众之喇嘛迅速查出，解赴前藏，即行正法。鄂辉率军入拉萨，遵旨查办，将起意占卜惑众之大喇嘛罗卜藏丹巴审明后，“传集众噶布伦及各大寺喇嘛等眼同剥黄处决”，其四学堪布喇嘛等四人解京治罪。(以上参见《廓尔喀档》《廓尔喀纪略》)

济仲喇嘛罗卜藏丹巴犯的是什么罪？他没有犯“煽动与参与暴乱”“对抗朝廷”的大罪，但在大敌当前时淆惑众心，以致札什伦布寺轻易沦于敌手，危及西藏领土及班禅活佛的安全。所以乾隆高度重视，斥责他为王法所不容即为佛法所不容，必欲在众喇嘛“眼同”之下明正典刑。对于“煽乱之喇嘛”如此，对暴乱的首犯和要犯的处置更其严厉。有兴趣的话，可以翻看乾隆十五年(1750)拉萨发生的杀害朝廷驻藏大臣那次事变。

不管你认不认同乾隆的“铁腕”手段，但至少有以下三点在古今中外法理上恐怕是颠扑不破的：第一，既煽动暴乱或参与暴乱，你就不是佛门之人而是为王法亦为佛法不容的罪犯；第二，既煽动暴乱或参与暴乱，就不问你是哪个少数民族，而与国内民众适用同一法律；第三，既煽动暴乱或参与暴乱，就不承认你贵族或上层僧侣的特殊地位，与平头百姓同罪同罚。这可能就是康乾盛世时民族宗教政策中积极方面的现实价值吧。举出这个事例，意在说明我的对康乾盛世的关注和兴趣盖源于它是现实的一面很好的镜子。

我从不讳言自己对康乾盛世的认识。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大约一个世纪的光景，是清代二百六十八年历史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今天可以沿用历史习惯仍称之为“康乾盛世”。康乾盛世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较之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开元盛世”不仅毫无逊色，而且可以说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康乾时代的中国如果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和俄国相比，堪称旗鼓相当，各有千秋。特别应该指出，今天中国版图的奠定与中华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在康雍乾时期基本成型的，这个功绩无论给多么高的评价也不过分。这样来概括康乾盛世的伟大成就，并不意味着那时的中国是什么到处花团锦簇、莺歌燕舞的人间天堂，不是的。康乾盛世这一百年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仍然十分艰难，遇到天灾，纵有国家赈济，但仍不免饥民载道，路有饿殍。就民族关系而言，清朝统治者嘴上总挂着“满汉一体”口头禅，骨子里对汉人猜忌防范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从统治者那一面来讲，他们面临的问题多如茧丝牛毛，遇到的困难、挫折以至失败，接踵不断，在世界大势发生了空前巨变的大背景下，诸多亘古未见的难题摆在面前，他们解决了一些面上的问题，但留下了日后中国破败的种种隐患，这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强化专制集权和厉行文化统治，以及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闭的对外态度。总之，在看康乾盛世时，我并不赞同旧史家常说的什么“文治武功，超迈千古”“海内富庶，家给人足”“四海宁晏，万方来朝”之类的溢美之词，也不想用那个时代俯拾即是的黑暗面和种种人所共鉴的不足和缺失去抹杀昔日辉煌的万丈光焰，而是本着吸取和总结历史经验的诚实态度，把康乾盛世放在漫长的流淌至今的历史长河中，恰如其分地给予它应有的评价。

2007年春间，凤凰卫视找到我讲康乾盛世，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对他们讲：“我喜欢看凤凰卫视，我的信息多是从你们那里得来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你们没有把收视率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使我敢去讲。”不是没有电视台找过我，但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害怕因为自己的不会说书影响了人家的收视率，所以一概谢绝。说过以后，心里痛快一下又有些不安，是不是有点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是不是自己潜在的惮于“出镜”的自闭倾向在作怪，现在似乎也没想通。

在讲稿即将付梓之际，还想讲点插曲。记得我与凤凰卫视的编导们当场敲定了重点讲康乾盛世的成就和历史经验，但经过一两天思考又彻底改变了——还要讲讲康乾盛世为什么迅速衰落。我觉得这样讲在当前似乎更有针对性。再见到凤凰的编导时，大概距离节目现场制作不过四天光景，编导很为难地说主持人已经把大纲做出来了——但我坚持要改，局面陷入微微的僵持，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男士发话了，“就照教授的意见改吧”。这样的临机决断以及对自身工作效率的信心，特别是对受邀讲述者的尊重，令我铭记不忘。

P242-244

于热闹处安静听

《世纪大讲堂》于2000年开讲，至今已有数百位演讲者登台，四位凤凰卫视主持人接力主持，千百学生现场听讲提问，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我们的民族和文化，需要更多来自学术殿堂独立思考的浸润和引悟。

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对于它后来的影响力，我们以为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

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相对静态的演讲，被传播放大，而思想的厚重，又带了传播远走，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惠泽于四野。

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不可估限的变量正在于她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

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他们在讲堂相遇，都应是生命的盛事。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张弛有度的节奏掌控，将那山河之问，化作了行云流水。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这些交流，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

2008，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年代。孔子说，三十而立。三十年，从青涩到成熟，从学习包容到提升自信，如同千年古树，繁花待放。中国正在努力担负大国的责任，中国人正在跨越“百年民族悲情”年代，从敏感、激愤、“输不起”，到宽容、理解、承担，“具备了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和平常心”。一种开阔雄放的视野在民众之中悄然站定。

《世纪大讲堂》在这个有意义的年份，再推出《大国》《开放》《国富》三本，也是一种动态的进取。它想告诉人们，只有持续开放的意识、不间歇地开放脚步、不停顿地向自己的内心和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才可以触摸到那个叫做进步的东西。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 刘长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