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知名乡村的60年风雨路程!永难磨灭的鲜红色记忆!激励过全民族的不屈精神!
本书通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150位大寨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真实而生动地重现了一个中国乡村由普普通通变成尽人皆知,由寂静到辉煌又重归寂静的60年的沧桑变化,以及大寨人自强不息、战天斗地,改变自己贫穷落后面貌的不屈精神。本书由150位大寨人(当事人)口述,由专家记录、整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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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上下)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孙丽萍 |
出版社 | 南方日报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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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中国最知名乡村的60年风雨路程!永难磨灭的鲜红色记忆!激励过全民族的不屈精神! 本书通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150位大寨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真实而生动地重现了一个中国乡村由普普通通变成尽人皆知,由寂静到辉煌又重归寂静的60年的沧桑变化,以及大寨人自强不息、战天斗地,改变自己贫穷落后面貌的不屈精神。本书由150位大寨人(当事人)口述,由专家记录、整理、撰写。 内容推荐 本书通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150位大寨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真实而生动地重现了一个中国乡村由普普通通变成尽人皆知,由寂静到辉煌又重归寂静的60年的沧桑变化,以及大寨人自强不息、战天斗地,改变自己贫穷落后面貌的不屈精神。本书由150位大寨人(当事人)口述,由专家记录、整理、撰写,前沿性、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兼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 目录 序 前言 凡例/001 采访人简介/001 口述人名录/001 上篇 历史不会忘记大寨/001 一、难忘奋斗的岁月/002 “好汉组”和“老少组”/004 从集体化到人民公社/011 洪灾激发大寨人的豪情壮志/019 苦干实干加巧干/027 工分制也是杠杆/048 科学种田多打粮/058 二、一个杰出的中国农民群体/068 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支部书记陈永贵/070 大寨铁姑娘成为中国耀眼的农村建设队伍/088 五十条好汉谱写的大寨辉煌/117 三、农业学大寨始末/127 农业要靠大寨精神/129 全国学大寨运动/133 邻村都走大寨路/142 大寨村民在思考/150 有没有外援来大寨/161 永远的大寨精神/165 四、特殊年代大寨人的政治生活/174 政治气氛浓厚的大寨村/176 学习开会提高觉悟/183 大寨人训练表演争荣誉/186 迎来送往开阔了村民视野/193 五、集体记忆中的大寨/214 作家记者谈大寨/215 干部回忆动真情/226 学者回望大寨村/237 西沟、东四义百姓说大寨/254 下篇 长路漫漫上下求索/001 六、六十年大寨村的变迁/002 村容村貌/004 乡风民俗/007 衣食住行/018 婚丧嫁娶/037 大寨女性/056 七、立足土地的大转折/076 传统时代的农民与土地/078 改革开放中的土地承包/082 百亩果园责任到人/095 退耕还林山乡秀美/099 集体耕种家家受益/103 邻村与大寨村比较/109 虎头山再兴创业潮/117 八、村办企业的兴起与发展/131 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应时而生/133 大寨羊毛衫厂和衬衫厂艰难创业/136 酒厂开开停停几多曲折/144 煤矿煤站红红火火打通出路/155 大寨的水泥品牌小有名气/164 核桃露亮出了一张大寨王牌/176 九、商贸旅游方兴未艾/179 虎头山森林公园景色秀美/180 纪念馆承载大寨百年历史/186 旅游品小店铺集中连片/189 农家饭店方便八方游客/205 村民教师外出增长见识/211 大寨人多种形式自主创业/214 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与实践/227 领导班子率领村民向前奔/229 百年大计重在育人/236 医疗卫生需要保障/261 群众福利跟上了时代/265 新居中新的一代大寨人/276 建设和谐的大寨新农村/297 附录篇/308 附录一 大寨方言简注(赵俊明)/308 附录二 1964~2006年大寨参观学习及旅游人数统计(董永刚)/309 附录三 重要文献著作(刘晓丽李卫民)/311 附录四 课题组采访编撰记事(刘晓丽)/316 附录五 永难磨灭的鲜红色记忆(丘克军)/319 后记/325 试读章节 赵:讲一下陈水贵这个人? 李银良:陈永贵这个人,他性格暴躁,反正是我说你沾,你就是沾。有什么事情,能解决的我给你解决,我给你解决不了,你今天找,明天找,我不给你办。他就是这么个人,很直爽的这样一个人。 他这个人呀?也能吃,也能喝,也能说,他很特殊的。你说抽烟吧,他不断地吸,吸三盒烟就没问题,一直吸,他这个烟瘾过于大。你说喝酒,像咱一般的那个白酒,喝个一斤左右,根本没事,他就有那么大酒量。他讲话,讲上个三四个小时,也不喝水,那是常事。他这个人脑子里东西多,他记性特别好。怎么怎么样地干,他都清楚,都能讲了,你别人就学不来。他这个人猜测能力挺强的。你比如说在中央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一散了,他就在想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怎样,这个会议要达到什么目的。他就下去干了,他回来就干了,人们也都挺纳闷,哎呀,这个毛主席还没有指示,中央还没有这政策,你怎么就(要干)?他说:“没有事,你干吧。”干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来,跟他干的那个是一样样的。他脑子就是转得快,你什么事不敢干,他就要干,他就是这么个人,他这个人特殊。哎呀,人的脑子那确实是差多了。你说他普普通通一个农民,普普通通一个老百姓,他怎么当上(副)总理?你不但在中国,你还得接触外国人呢,外国人还是挺相信他的。 有个故事,陈永贵到政治局那个时候,毛主席那年是73岁,12月26号毛主席过生日,要接见他,农民见主席,他是很激动的。那个时候,总理呀,还有钱学森呀,有关的中央领导人都去了。去见毛主席的时候,总理就介绍,这个永贵同志是大寨的领导人。毛主席就表扬那个钱学森,钱学森不是原子弹专家吗?主席就说:“我们不远的将来就要试放原子弹,你是个原子弹的专家,我们的国防就是全靠你了。”哎,人家钱学森懂这个湖南话,懂主席这个意思,忙说:“主席,我不行呢,我还得好好学习呢。”人家挺谦虚的。主席返回来说:“永贵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数亿农民的方向,我们吃粮全靠你了,你是个农业专家。”哎呀,他不懂这个湖南话,他就说:“是了,是了,哎呀,估计问题不大。”总理就想,这个人啊,跟主席说话都不谦虚,后来总理背后就对陈永贵说:“你说主席说你什么?”他就说:“没有说什么。”“人家说你是个农业专家,全国农业吃饭可是全靠你了,你不但不跟主席谦虚,你还说‘是了,是了’,好像是很骄傲呢。”这时候陈永贵就反应过来,哎呀,这可得说“对不起”了。“我不懂呀,我没有懂得他这个话。”后来主席说:“农民么,没有啥,有个啥?喝酒呢,吃饭啊。”这时候陈永贵就拿了个酒杯说:“主席你今年是73岁,我今天就喝73杯酒。”主席说:“呀,你就有这么大的酒量?”当然主席宴会酒的度数不是太大,它不是几十度的,尽管这个度数不大,它也是70来杯呢。结果主席还说:“你多吃菜,少喝酒。”他喝了75杯,主席说:“永贵同志,你真的是个英雄啊!”还表扬他。他酒量真不小呢。 后来,中央领导,包括主席、总理呀,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陈永贵。他当副总理么,接触的人也多。人家脑子也好,中央也就挺信任他。特别在重庆,重庆那里有我们一个大寨人,他是个领导,邀请陈永贵到重庆去做个报告,讲一讲大寨。去了以后,在重庆那里做了个报告,然后坐飞机返回到北京。总理就接见了他,说:“永贵同志,今天去天津做一个报告,那个报告人还不少。”陈永贵说:“我也没有秘书,我也不识字,我也没有准备。你说我给人家讲个啥?”总理说没有啥,你就把大寨情况说一说行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便说,不要拘束。你说总理要让去呢,他不能不去。陈永贵就去了,去的时候呢,他头上裹着个白毛巾。人们就说,这个老百姓头上裹个白毛巾,他就(能)做了报告了?也是内心小看他呢。讲个啥?讲一讲大寨的水土保持,就“水土保持”4个字说了4个来小时。哎呀,那会儿人呀,好像是想小便也不想出去了,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农民,好像是个大学教授,对他的评价挺高的。做了这个报告以后,总理就给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好么,永贵这个人能说,这个人能卖出去。”你得卖出去,你再干的成绩大,你说不出去,你就不能干,以后就最相信他了。所以说从地方到中央,相信大寨,他不闹虚假。毛主席还说过贾进财么,如果不是贾进财三次让贤,大寨不可能有,还表扬过贾进财。大寨的起家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能有个大寨呢?那时候他确实也是干,你说那时候凭什么?就是凭个人,条件不好,又遭了灾,人担人挑的,土地没有改造,那会儿那生活呢,也不是太好。你要不是那么样干来,中央就信任你了?陈永贵以后到了中央,当了政治局委员,一直当了副总理,到75年那个时候。你像中国一般的领导们向毛主席反映个情况,毛主席也感到很平常。因为什么?因为其他的领导人他也是听底下的人向他反映,他再给我反映,是这么个情况。可是陈永贵这个人呢?直接跟毛主席说话,毛主席是最相信了。因为什么?“你直接把农民内心的东西反映给我”,所以毛主席就可相信他了。 人代会(1964年)12月26日的会议散会后,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带着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加耕4位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宴会厅,让他们和毛主席同桌就餐。被邀在同桌就餐的还有钱学森同志……接着,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了?”陈答:“50岁。”他说:“五十而知天命嘛,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陈永贵当时未听懂他的湖南话,无意识地点了点头。事后才知道他讲话的意思,后悔自己不该点头……在谈话中,(毛主席)他还告诫4位劳模说: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 (陶鲁笳《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九卷,第416页) 1964年1月19日下午,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应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邀请,头裹白毛巾,在一片掌声中,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向首都群众作报告,介绍山区建设经验。 报告会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举办的,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主持。参加报告会的,有水利电力部、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业机械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北京市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的干部,以及市郊区各公社、农场党委书记等共约1万余人。 陈永贵在报告中主要讲了大寨社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 陈永贵的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进行了实况播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祖国的各个角落立刻引起了反响。陕西、四川、福建、黑龙江等13省市上百封来信,赞扬了陈永贵和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他们把大寨大队当成一面镜子,找差距、挖潜力,下苦功夫赶上去。 P71-73 序言 一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及其两岸的支流孕育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便于耕种的黄土地、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气候、旱涝频仍的河水习性,使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求治理它的办法。早在战国时期,黄河中上游的秦国就修筑了把泾、洛两河连接起来的郑国渠,灌溉关中平原的良田四万余顷,大大增强了国力。同时,由于郑国渠提供了便利的水上运输,使秦国在军事实力上变得更为强大。而当时的周天子政令不出京畿,难以号令各诸侯强国,致使各国利用水利系统彼此消解,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历史的发展,要求在黄河中上游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大一统的条件下组织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定期治理黄河泥沙,兴修水利,造福民众。可以说,黄河及其各大水利工程的修建促成了全国的统一,同时也产生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接收了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当时蒋介石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把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留给了共产党。熟谙中国历史并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深知水利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首先抓好。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兴修塘坝列为农民运动的14件大事之一。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治水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大事来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进行的。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现在看无疑是急躁冒进,是失败的。但以一定的形式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来说是必要的。没有高度的集中与统一,没有几乎无偿的人力和物力的调拨,对于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来说,黄河的泛滥根本无法治理,黄河的中游和下游没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也根本谈不上农业发展和工业建设。 大寨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激发出来一种精神,同恶劣的生存环境相抗争而造就的一种精神。这就是大寨精神,太行山精神,也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寨人成立老少组,三战狼窝掌,战胜特大洪灾,大寨人建设“三保田”、“海绵田”,都是为了同大自然抗争,在当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让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这种做法结合大寨本身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看,是无可厚非的。在后来的学大寨运动中,将这种做法教条化、扩大化,包括北方的人造平原,南方的围湖造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失。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地农村普遍实行退耕还林,改善了生态环境,但这是建立在袁隆平培育出高产水稻、李振声培育出高产小麦,从而使世界性的粮食短缺得到极大缓解的基础之上。所以说,任何个人、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时代而存在。 大寨作为一个农业典型,对中国农业进程深远的影响,恐怕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也属罕见。正如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并曾为此做过大量报道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所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管是用教育的办法也好,斗争的办法也好,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了几亿农民投入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时真是县县有建设工程,社社有建设工程,增加了水库、水池、水井、水渠、水浇地,增加了保土、保肥、保水的水平梯田,拦河、围海造的耕地,改造了低产田,增加了农村公路,其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的。”(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54~55页)就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而言,山西作为大寨村所在省,加之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全省80%以上和“十年九旱”的气候环境特点,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论声势、规模,还是所取得的成就,就更为突出。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大的成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年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生产力的集中释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有一大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还将长期发挥作用。 二 古代的中国,在秦汉以前,土地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所有,诸侯领有,定期分配给农民使用;秦汉以后,由于不断出现周期性的农民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王朝更迭,新政权往往对兼并土地者占有的土地实行相对均分,使得土地最终为国家所有。由此人人拥有一定占有权的观念,越过久远的年代积淀下来,变成一种十分深广的有关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意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关系现代化进程中,在土地变革问题上实行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部曲”,是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必然选择。农业集体化在当时之所以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正在于农民积几千年的经验,认为土地所有权归根结底是在国家,尤其是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历代王朝新建时权势者多圈多占土地现象,农民由此相信土地的真正集中是为了防止兼并,并将给他们带来永久的福祉。但是后来“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忽视了农民自身的利益,使他们失去了生产和生活中的自主权,劳动和劳动成果脱离,导致六七十年代农村普遍的贫穷。 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国学大寨的政治气氛下,大寨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再加上大寨实行了特有的自报公议评工计分方法,使大寨人保持了超常的积极性。但是在其他地方,学大寨过程中就出现了“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的情况,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十年“文革”期间,大寨纯粹成为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标杆,成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大寨作为中国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进入中央之前作为一个基本的群众,都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大寨经历了凤凰涅槃,经过了痛苦的转型,大寨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适时与市场经济接轨,健康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大寨人始终认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福祉,大寨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艰苦奋斗,最基本的目的也是改善群众的生存状态,当年大寨人战天斗地不是图穷,平田整地建造海绵田就是为了高产,高产除了多多缴纳公粮外,是为了让群众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今天的大寨与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山西晋城东四义村等几个全国名村相比,在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发展理念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求稳安居的精神状态是一脉相承的。 大寨经济的转型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到2005年,大寨经济总收入达到11574万元,人均收入5500元,经济总收入中,农业仅占0.3%,工业占56%,旅游业占30%,流通服务业占13.7%。学大寨运动期间,农业是大寨的支柱产业,经济来源依托于七沟八梁一面坡的800亩农田,经济结构单一。新时期郭凤莲执掌大寨后,组建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下设羊毛衫厂、制衣公司等8个企业,同时,通过联合引进,组建了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村办或联办企业,大寨人经历了从种地的农民转化成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的过程,大寨的企业经历了村办小作坊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转变,大寨的经济结构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得到整合和重构,“大寨”已经成为30多种商品的知名品牌,大寨核桃露、大寨牌衬衫、大寨铝塑管、大寨醋、大寨黄金饼、大寨金鹿酒等产品已经走出娘子关,行销全国。 如今的大寨,已经由农业典型变为绿色园林生态村、老有所养保障村、大寨精神红色村、平和敦厚和谐村,大寨是一个缩影,它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今天,这种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谨此为《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序。 2007年12月18日 (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后记 这是一部以农民讲述为主体的乡村历史,不仅属于比较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口述大寨史》课题从开始到完成,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课题组从2006年年初起进行采访、调研、整理和编撰等项工作,历时两年,2007年年底完成了这部原创口述史著作。参与此项工作的,不仅仅是课题组的成员,还有众多的口述者,因为他们的参与,我们才能完成这项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乡村发展变迁史研究。个别大寨村民以及了解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专家、学者、记者和领导干部,起初心存芥蒂,担心大寨话题有敏感性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打消了顾虑,因为大寨的历史不仅仅属于大寨人,大寨也是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现当代状况的一个缩影。接受采访的人认识到课题研究的重要价值,积极配合采访工作。我们对所有接受过采访的农民朋友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课题组采访调研中,得到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村长贾春生以及全体村民的大力支持。大寨村纪念馆以及大寨村民无偿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保证了我们顺利进行基础性的工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钟广明总经理、丘克军副总编辑以及南方日报出版社梁建华主任,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帮助。值此之际,我们对所有参加过口述史的大寨村、大寨邻村的村民,对专家学者、记者和领导干部,以及接受过我们采访的西沟村、东四义村的村民,对在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南方日报出版社的编辑、编审,对山西省社科院办公室、科研处等部门的同志,对积极支持此项工作的晋中市文化局党;富华局长、昔阳县文化局梁永胜局长,对始终关心支持课题进展的社科院前簿院长张晓瑜女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书中不妥与谬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及专家学者、领导同志们批判指正。另外,由于年代较久,记录不全,我们未能与图片作者一一联系,在此一并致歉。为保护知识产权起见,请图片有关作者与本书编者联系,以便支付相应稿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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