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刘海粟的学生吗？周恩来是否调解过徐刘之争？刘海粟做过汉奸吗？江青给刘海粟做过人体模特儿吗？文怀沙、黄苗子、史树青、欧阳中石、范曾等，首度评说徐刘百年恩怨。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最大迷案徐悲鸿珍贵札独家披露。

近代中国社会的云谲波诡，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性格的复杂多变。这一性格，多多少少也体现在近现代美术家身上。行走于斯，或为政治强权所迫，或为名利所惑，或屈从于商业雇主，或混迹于某个艺术潮流，在这样复杂混乱的历史语境中，美术家能从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正是命运的不可捉摸性，让近现代美术家们书写出了自己艺术的瑰丽多姿，让自己的人生大戏唱得有声有色，同时，也留下了让我们咀嚼不已、迷雾一般的课题。近现代美术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作者以为，荣宏君所著的《世纪恩怨》正是被这种魅力所吸引的产物。

《世纪恩怨》序

缘起

第一章 徐悲鸿与刘海粟的成长历程

 ·迥然不同的童年经历

 ·落入包办婚姻的窠臼

 ·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

 ·刘海粟扬名“模特儿风波”

 ·徐悲鸿欧洲留学年

 ·“天狗会”与“天马会”

 ·徐悲鸿留学归国

 ·刘海粟出国游学

 ·大师初长成

第二章 海论战始末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

 ·暗战于中国近代美展

 ·论战余音

第三章 徐悲鸿写给周扬的两封信

 ·尘封几十年的两封信

 ·刘海粟是汉奸吗？

 ·徐悲鸿用画做武器

 ·周恩来有没有调解过徐刘之间的矛盾？

 ·刘海粟与华东艺专

 ·徐悲鸿与周扬

第四章 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艺术风格

 ·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艺术风格比较

 ·徐悲鸿与徐志摩“惑”之论战

 ·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艺术创作与收藏

 ·徐悲鸿与刘海粟的美术教育体系比较

第五章 有关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诸多争议

 ·刘海粟是康有为的弟子吗？

 ·蔡元培曾经调解徐刘矛盾吗？

 ·《画魂》中的潘玉良与真实的潘玉良

 ·差距有多大？

 ·徐悲鸿与林风眠

 ·徐悲鸿是“美盲”吗？

 ·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

 ·江青给刘海粟做过模特儿吗？

 ·刘海粟真的营救过陈独秀吗？

 ·张大千与刘海粟泼彩有何不同？

 ·刘海粟“骗奸”师母疑云

第六章 徐悲鸿与刘海粟争端的后人评说

 ·史树青访谈

 ·冯法禩访谈

黄苗子访谈

 ·范曾访谈 

 ·文怀沙访谈 

 ·欧阳中石访谈

 ·于志学访谈

 ·刘赦访谈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历代以来，江苏出过诸多史上留名的画家，比如，元朝著名的山水画家黄公望、倪瓒均出自江苏。清初并称“四王”的著名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祈也均是江苏人，他们之间有师友或亲属关系，在绘画风格和艺术思想上，直接或间接受董其昌影响，技法功力较深，画风崇尚摹古，极大地影响了清后期的书画创作。他们与吴历、恽格并称“清六家”，在清初的绘画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吴历、恽格同样是江苏山水孕育的书画名家，而且，恽格与刘海粟又有同乡之谊，两人同为武进入。

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也是江苏人，他是“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此外，历史上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9即，也为江苏这块人杰地灵之宝地添加了无数风流传说。

于19世纪末出生于江苏的徐悲鸿与刘海粟，则是江苏这片灵山秀水之地走出来的中国近现代画坛领袖人物，他们从不同层面丰富、影响了中国美术近现代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坛大师，被载入美术史册。两个人虽然成长地域相同，同属于一个时代，但处事方式、性格、艺术风格、人生轨迹则截然不同，二人志趣意向如此相异，或许从两人不同的成长环境中便能看出些许端倪。

迥然不同的童年经历

1895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晚，在江苏宜兴屺亭桥镇的一间简陋茅屋里，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喜得贵子的徐达章兴奋地给这个孩子取名寿康，以此祈愿他健康长寿。但是少年家境贫寒的徐寿康，常常感受到生活中的凄凉，常在半夜里悲从中来，有如鸿雁悲鸣，因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悲鸿。

关于徐悲鸿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895年7月19日，这种说法传播甚广，画家范曾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的书中均有上述说法，诸多报刊网络也都以此为准。由中国美术馆所编写的《中国美术年鉴》也采用此说。但是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徐悲鸿年谱长编》（王震编著）一书中，却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证。王震先生认为徐悲鸿的出生年月应该是当年的6月18日，为何错后了一个月，概因旧历的5月是闰月，按照王震的考证，徐悲鸿在1950年回复云南保山县赵国亚先生的信函中曾说：“小像存得旧者，当是当日相晤时之影，今颓然将老矣。我生日为阴历五月二十六，请勿注他日。”1895年有两个阴历五月，前五月二十六日，是公历6月18日，闰五月二十六日，是公历7月18日，也就是说，徐先生无论出生在哪个五月二十六日，均不是公历7月19日。

按照当时人表述的习惯，若是徐悲鸿说自己是生于阴历五月二十六，应当是第一个五月，而非闰月，若真是闰月出生，那就该说闰五月了。也就是说徐悲鸿的准确出生年月应该是公历1895年6月18日。

徐悲鸿虽然从小家庭贫困，但因自己的父亲徐达章先生是方圆百里有名的书画家，徐悲鸿从小就与笔墨结缘。徐达章的书法简练、潇洒、雄浑有力，当地的庙宇、寺庵等多留下了他的手迹。徐达章的篆刻技艺也十分高超，现存的印章有：“读书声里是吾家”、“半耕半读半渔樵”、“闲来写幅丹青卖，不用人间造孽钱”……从现存的印章中也可以看出徐达章的耿直性情与注重家教的良好家风。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徐悲鸿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据说，徐悲鸿经常看Q亲画画，耳濡目染，也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岁时要学画，Q亲不许，或许是他认为画画在当时的乱世下不是一个好职业吧。但颇有绘画天赋的徐悲鸿不甘寂寞，自得其乐地画河边的鸭鹅与家里的猫狗。在父亲的教诲下，徐悲鸿很早就开始涉猎《诗》、《书》、《易》、《礼》、《大学》、《中庸》等中国典籍。据说在他8岁那一年，在读到《论语》中的“卞庄子之勇”时，问父亲说：“卞庄子有什么勇？”父亲告诉他： “卞庄子能刺虎。老虎是百兽之王，异常。凶猛。卞庄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有一次，他独自一个人捉住了两只大老虎。这件事传到邻近的齐国，那时齐国的国王正想发兵攻打鲁国，听到鲁国有这样勇敢的人，就不敢出兵了。”这“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悲鸿实在想象不出来，就求别人画一个老虎，拿回来临摹。后来父亲看到了，问他：“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徐悲鸿说：“老虎。”父亲说：“这哪里是老虎，我看倒像是一只狗。”父亲看他一脸懊陋，又安慰说：“你现在应专心读书，等读完了《左传》再学画也不迟。”

第二年，徐悲鸿读完《左传》，父亲遵守诺言，让他正式跟自己学画，每天午饭后，临摹吴友如的石印界画人物一张，也逐渐学习着色，以至于后来徐悲鸿在和友人聊天时说： “吴友如是我的启蒙老师。”

徐达章先生有一幅著名的《松荫课子图》，详细描绘了少年徐悲鸿在父亲的监督下刻苦读书的场景。画中少年正在认真读书，旁边老者手持羽扇坐在少年身后凝神谛听，整幅画人物逼真，形神兼备。徐悲鸿的绘画天赋，小时候就有过诸多表现。据说，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埋怨他，连个人名都记不住。悲鸿笑。笑，也不辩解，只把手摊开，父亲一看悲鸿手掌所画人像，就明白方才来的客人是谁了。

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悲鸿的才气。悲鸿家隔壁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很伤心，一边哭一边感慨，遗憾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连个念想也留不下。悲鸿听见了说，不要紧，我来画一幅吧。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想着就画出来了。

1905年，宜兴大涝，连年水灾让本已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谋生，悲鸿随父亲一道在周围各县流浪卖画。少年徐悲鸿的画艺得到了很大长进，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于是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上书“江南贫侠”，小小年纪，就显示了嫉恶如仇、耿直侠义的性格。

在《悲鸿自述》中，徐悲鸿有过如下记录：“方吾年十三四岁时，乡之富人皆遣子弟入学校，余慕之。有周先生者，劝吾父亦遣吾入学校尤笃，先君以力之不继为言。周先生日：‘画师乃吃空心饭也，乌足持。’顾此时实无奈，仅得埋首读死书，谋食江湖。”

少年徐悲鸿在这几年间，跟着父亲流浪他乡，脚步踏遍了常州、无锡等邻县各个乡镇，他或许不知道，日后，他会与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刘姓人家的男子展开近一个世纪的论战。

刘海粟小徐悲鸿一岁，于1896年3月16日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大家庭中，据说出生时因脐带盘在腹上，因而得乳名“盘官”。父亲为其起名季芳，因他兄弟姐妹众多，他排行老九，因此又称刘九。刘海粟三个字也是他自己在17岁时创办上海美专时为自己改的，“海粟”二宰取自苏东坡《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一句。

刘家是当地的大姓，族人众多，刘海粟的父亲刘家凤属于世家子弟，擅长文墨，在青年时期异常活跃，曾为前途做过多种尝试。当时封建王朝已经日薄西山，由于时运不济，刘家凤年轻时渴望从政，曾参加太平军，希望能在官场中有所作为，但又生性善良，不擅在官场中玩弄权术，最终无果而返。后来一心学习经济运筹，与人合开了一个钱庄，这一行有很大的风险，但正合刘家凤的性格，因为他天性中就喜欢冒险。他曾经将自己的长子送往日本学习金融管理，希望日后能将自己的钱庄做大做强。他也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刘海粟，希望这个家中的老九以后能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  从小，刘海粟就显露了他的绘画天分，但当时琴棋书画被认为是有钱人的娱乐消遣，平时玩一玩可以，若是作为终身的职业追求，并不被人看好，因为在时人眼里，艺术只是“小道”。因此，刘海粟的绘画天赋并未得到刘父的嘉赏，想要学画的计划也每每被父亲泼冷水。P3-7

近代中国社会的云谲波诡，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性格的复杂多变。这一性格，多多少少也体现在近现代美术家身上。行走于斯，或为政治强权所迫，或为名利所惑，或屈从于商业雇主，或混迹于某个艺术潮流，在这样复杂混乱的历史语境中，美术家能从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正是命运的不可捉摸性，让近现代美术家们书写出了自己艺术的瑰丽多姿，让自己的人生大戏唱得有声有色，同时，也留下了让我们咀嚼不已、迷雾一般的课题。近现代美术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我以为，荣宏君所著的《世纪恩怨》正是被这种魅力所吸引的产物。

关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虽有一二阶段性的成果，仍不足以对历史悬疑问题进行有效的释疑，以至于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比如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是在何时何地创作而成的？在敌占区写生、创作、展览，他得到了谁的资助？抗战期间刘海粟在孤岛上海为何受到日伪政府的追捧？徐刘之争是起于何时、原因何在？如此等等。

在这些令人困惑的课题中，刘海粟与徐悲鸿之争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由于徐刘二人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在师承、政治立场、艺术观点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尽管二人已墓木久拱，但二人身后留下课题的魅力是持续的，学者们在此皓首穷经者，亦不在少数。但就成果而言，并不乐观。从目前的出版物来看，关于这方面的文字大都语焉不详或谬误百出。面对如此困境，青年学者荣宏君知难而上，从田野调查入手，以翔实的文献为基础，伏案数年，曲察旁征，终有斩获，不但厘清了这一历史课题的来龙去脉，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全书文字疏简清秀，翔实流畅，可谓亦史亦论的一部优秀著作。

为了能揭开徐刘之争的真相，宏君在资料上做了很多细致艰苦的准备工作。他收集了不少当事人的信札原件，这些信札包括徐悲鸿先生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信，其中直接谈到了对刘海粟的看法。而刘海粟先生的一些信札则也谈到他对徐悲鸿的观点，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信件也涉及徐刘之争的内容。对这些信件梳耙整理，辨伪存真，荣宏君花了大量心血，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此外，荣宏君还对亲历徐刘之争而今健在的老艺术家和学者进行了访谈，其言论虽带有较强的个人观点，但仍有历史文献价值。事实上，宏君数年来坚持田野调查，搜集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做法，对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是具有启示性价值的。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流于空泛之论，一直是近现代美术研究难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因而，像土拨鼠一样的劳作，是每一位学者必备之功课，否则，难有大的作为。

在历史观方面，宏君悬鹄甚高，虽年轻却有老到的见解。他认为，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应是艺术史学的终极目标。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以文献为基础，直逼历史之真实，是全书最动人之处。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宏君坚持以政治、道德和艺术三位一体的标准为基础，更为注重艺术本体的评价。在中国艺术史上，政治、道德和艺术评价相左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最早是指蔡京的，但因其是奸臣，故而被蔡襄所替代；元初大家赵孟炬身为宋朝宗室，却受到元代统治者的招安，入朝为官，在政治和品格上就是有争议的，所以就有人认为赵氏的书法如同其人品一样“媚涩软俗”：再如明代大家董其昌，无论绘画、书法还是画论都有很高的造诣，但却是有名的土豪劣绅，所以也有后人对董氏的书画成就颇多异议。近代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创作资费是由日伪政府提供的，刘海粟结婚时有重要的日伪官员前来祝贺，等等。那么如何评价这样的绘画大家及其艺术成就？如果把他们的艺术成就与其品德完全画上等号，那么艺术史就将出现空洞和缺环。因而，在艺术史的写作中，还应注意艺术史的独特品格及独有的标准。事实上，翻阅古今艺术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无论一幅作品缘于何种政治或道德动机，它最终载入历史，还是因为其本身艺术的优秀。  宏君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在绘画创作上已有相当的实绩；同时，宏君于美术史研究、文物、书画鉴定亦有自己的心得。在创作和研究之余，又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此书的写作中，旰衣宵食，呕心沥血，终成正果。

作为荣宏君的导师，平日和他交流最多的是书画收藏、鉴定和美术史研究，对此书的写作，并未发表意见，及至宏君将一部厚厚的书稿放在我面前，我才感受到了一种意外之喜。祝贺之余，借此序谈谈自己的看法，算是和宏君交流吧。

谨为序。

(张晓凌，1956年生于安徽，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艺术学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古语讲，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逝者讳。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受人尊重的大家，且均已离世，对他们二人的评价如何掌握分寸、拿捏尺度是一个颇费脑筋的事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有过顾虑，担心旧事重提会对逝者造成伤害。期间也有朋友劝我放手，以免惹上麻烦。但作为一个近代美术史的研究者，我认为有义务厘清这段历史，就如刘海粟先生所说，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正视听，也杜绝各种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

我既非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也不曾求学于南京艺术学院，更非徐刘体系的人，我只想本着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尽量接近历史的事实，还原一个真实的徐悲鸿和刘海粟。在网络大兴其道的今天，各种说法肆意流行，甚至有些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杜撰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故事，强加在两位大师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更应该小心求证，多方查询，还原这段历史，给两位大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

基于以上认识，我便开始埋首故纸堆，在茫茫书海中索骥。在探寻徐悲鸿与刘海粟的经历过往中，我感慨颇多，仅就文献资料而言，徐悲鸿的历史年表就要比刘海粟清晰很多。或许是个性使然，徐悲鸿先生洽学严谨，其历史年轮清晰可寻，而刘海粟则喜好夸夸其谈，善于将历史当做传奇，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时无心，有时有意，但或多或少都为厘清那段历史增添了不少路障。我常常在想，发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场论战距今不过百年，徐悲鸿英年早逝，驾鹤西去仅仅50余年，刘海粟享年百岁，去世也不过十几个年头，为何距离我们如此近的一段历史，被笼罩了如许多的烟尘迷雾？是我们的当事人对历史过于玩世不恭，以为历史是自己的独家记忆，可以随意涂抹删改？还是我们这个时代过于浮躁，对别人塞过来的信息不加思考判断，全盘接受？或是二者皆有，一方的纵容导致了另一方的放肆？

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健忘了，总是有新的东西涌来，总是有新的故事发生，于是就将那不过百年的历史置诸脑后，听凭一些哗众取宠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对过往的淡漠而将历史打扮成自己所期望的模样。

于是，这段不过百年的历史也就有了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扑朔迷离。我在民国时代的美术史林中一步步摸索前行，期望能透过一些模糊不清的烟尘，还原一个明朗的历史图谱，交给后人一段清晰的近现代美术史。

写完此书，我感触颇多。人们常常说，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话不错，人生犹如须弥芥子，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或如皓月当空，或若细沙自流，自己的生活终归都会成为历史，有的被载入青史，有的随风逝去。但历史绝对不是个人制造的，它不是能择优录取的记忆，随意被自己打扮与装饰，它还有很多见证人啊！我们应当对历史心存敬畏。

在厘清这段尘封并不长但布满烟雾的美术史时，我尽量争取做到客观与公正，因此，对于两者的家属，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不希望自己的判断受到他们主观情绪的影响。对于曾经与他们有过交往的故人，我也希望他们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讲述，但人是有情感、有情绪的，因此，在访谈中有时也会听到言辞激烈的叙述，为了真实，我原文录出，如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撰写此书时，我很想能够采访到著名的漫画家丁聪。丁聪是画家丁悚的儿子，是刘海粟的干儿子，但当我想要去拜访他时，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说话了，只能表示遗憾，并祝先生早日康复。

就在我整理此书的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为此书增添了一些逸趣。今年2月10日，正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批写给世纪老人季羡林的信札，问我要不要，我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应允了，心想看一看再说。第二天看信后我大吃一惊，这批信函约一百余封，收信人皆为季羡林，其中包括周汝昌、臧克家、汤一介等一批名家手迹，还有一些未到期的出版合同。为了防止这些珍贵信札流失，我略作还价便将所有信札留下了。我稍做整理后将信札放在好友那里，便于2月1 2日一早奔赴山东谈本书的出版事宜，后经《京华时报》披露了这个消息，没有想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好多人将此事与季羡林的家事联系在一起，且由此延伸出种种猜想，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最后在报社的斡旋下，我将信札全部返还给了季羡林先生。季老特为本书题写书名以示答谢，无意中玉成了一段文坛雅事。在此我也想做一个小小的说明，这次信札事件由于我的无心，可能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我为此深表歉意。古人曾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也正是我此时的心境。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若有疏漏之处，还请指正。

荣宏君

己丑二月于京华品一草堂雨窗

丑牛四月再校稿于山西五台山上

在历史观方面，宏君悬鹄甚高，虽年轻却有老到的见解。他认为，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应是艺术史学的终极目标。这一一观点，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以文献为基础，直逼历史之真实，是全书最动人之处。

——著名美术评论家、博士生导师 张晓凌

荣宏君先生画作精巧细腻，给人美感与愉悦；他的艺术家评传也是考究用心，多以一手资料，访购名家珍贵书札并与相关历史知情人直接对话，来还原历史。此为艺术文化之幸事，堪称传记中翘楚之作。

——青年作家、评论家 蒋泥

此为佳作，读来获益匪浅。

其一是治学严谨，“对历史心存敬畏之心”。调查出自“田野”史料翔实，曲察旁证，辨伪存真，孜孜以求，论辩明晰，令人信服。

其二是持论公允，分寸适度。考证既实，论辩则显示作者的见地，决定其学术价值。作者能将艺术家的个人命运纳入深广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予以考察定位，其立意高远。

其三是为文简约流畅，疏密错落，文采斐然，予人美感。

——学者、编审 徐劲